为什么到了欧洲狂飙猛进的十八、十九世纪时，满清的中国却落伍了。
这让笔者想起了中国一本书的命运。这本书叫《天工开物》。
今天看来，大家都认同了这样一种说法：《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科技史意义的百科全书。但为什么把“乃粒”（即种粮）和“乃服”（即制衣）放在书首，则大有深意。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乃粒”和“乃服”既是生命身体所必需的隐喻、又是人文精神所孕育的隐喻。“乃粒”开篇即说“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这两句话简而言之：人得以生存则需粮食，但粮食是人种的。宋应星，一面强调物质的重要，但另一面则认为只有人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将种粮上升到理性和人文的角度来认知，与历代农书相比，这是《天工开物》的重要贡献。
中华文化有编纂类书的传统，两宋以降尤盛，如《太平广记》（宋）、《永乐大典》（明）、《四库全书》（清）等，而《天工开物》则是之前之后类书所没有的，即重理性、重科技、重生产、重实践。在“乃服”里，宋应星明确写道：“人为万物之灵”。这一说法与宋应星（1587-1666）同时代的莎士比亚（1564-1616）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几近一致。这显示出东西两端在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从古代走向近代。《天工开物》印行于1637年。欧洲自十四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无论从人的解放和确立，还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重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今天的角度来观察，明后期及明末，某些领域或许感应了世界的这一变化——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于1601年登陆北京城传教，便是这一感受的最佳证物与象征。《天工开物》（包括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等）或许就是这背景的产物。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转却让我们唏嘘。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相继出现了推进现代化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工厂化取代手工作坊，世界从此走进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的光荣之路；启蒙运动则在反神权反王权上，开辟了一条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前者，现代物质文明的开端；后者，现代人文精神的渊薮。
然而，《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具有近代科技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百科全书，从明末走进清朝时，其命运远没有欧洲那些百科全书幸运。清朝初期，福建书商为了让《天工开物》能够印行，不仅删去了书中“崇祯”、“国朝”、“我朝”等字样，还对某些内容也作了删节。到了社会较安定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编纂时，当发现《天工开物》有“北虏”等字样，立即就宣布《天工开物》为禁书。
此时的《天工开物》，在海外则是另一番命运。据考，十七世纪初，《天工开物》部分内容传到了朝鲜和日本，1771年，日本柏原屋佐兵卫发行了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海外刻本）。日本近世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佐藤信渊（1769-1850)指出《天工开物》“开物之学”是“富国济民”之学，从而激发了日本向外部学习的氛围。
十八至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在欧美陆续传播。巴黎皇家文库（今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在十八世纪收藏了明版《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等部分译成法文（这是第一个《天工开物》的欧洲译本），1833年又有英文和德文。欧洲人不仅这般心仪地介绍、翻译《天工开物》，而且通过《天工开物》获得新知并极力用于实践。1837年儒莲受宫廷的要求，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即《天工开物·乃服第二》里的“蚕种”、“抱养”、“叶料”、“食忌”、“病症”、“物害”等）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了仿中国名的《桑蚕辑要》。此书为法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因此，此书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借鉴了《天工天物》里的农机具，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更有意思的是，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同时，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把中国古代养蚕的技术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如此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呢！
摘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
作者：刘火 来源： 古籍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