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公啡咖啡馆”为何是左联诞生的“摇篮”？

朱亚夫：“公啡咖啡馆”为何是左联诞生的“摇篮”？

2021-01-19

咖啡，在艺人周立波的口中，那是上海人的腔调，而咖啡馆，在欧美文人的笔下，那是文坛名家波德莱尔、罗曼罗兰和海明威等常来高谈阔论的坐席，是人们休闲逍遥的地方，是文学青年谈文论艺的所在。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年驰名沪上的“公啡咖啡馆”，在著名作家夏衍、阳翰笙的心目中，那更是彪炳史册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

据说，咖啡是上海开埠不久的1853年，由英国药剂师J. Lewellyn在花园弄（今南京东路）1 号开的老德记药店传入的。它虽称药店，但也经营糕点。这口感酸苦、看似棕色的奇妙液体，为配合药店之称，一开始被称为“咳嗽药水”，后随着西点的兴起，才慢慢成了时髦之物。到1920年以后，咖啡馆已遍布上海街头，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尤其是北四川路上，更是咖啡店林立，浓浓的咖啡香飘市井。一杯咖啡，几位好友，围坐小桌，纵情而谈，是一种小资情调，更是一种都市浪漫。当年除“公啡咖啡馆“外，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北首有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在虬江支路北北四川路口有创造社开的”上海咖啡店“，还有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而闲谈咖啡文化的文章也是星布上海报刊，十分热闹，诸如鲁迅的《革命咖啡店》、林徽因的《花厅夫人》、张若谷的《忒珈钦谷——霞飞路俄国珈琲店小坐速记》、慎之的《上海咖啡》、田汉的话剧《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的《文艺复兴馆》，温梓川《咖啡店的侍女》、董乐山的《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等，甚至《申报》“艺术界”版还开设专栏“咖啡座”，均是研究老上海咖啡文化的珍贵文献。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为寻觅“公啡咖啡馆”的踪迹，笔者曾经徜佯四川北路街头，逛到四川北路多伦路口，抬头一望，一座雄伟巍峨的门楼矗立在街口，上有“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几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目。靠北面的墙上，在多伦路8 号的门牌下，钉着一块铭牌，上书“公啡咖啡馆遗址”。这是“遗址”，现在是“上海时装商厦”，内时装琳琅，顾客盈门。1928年鲁迅在《革命咖啡馆》一文里是这样描写咖啡店的模样：“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如今显然已是两种景象。网上有当年 “公啡咖啡馆”的照片，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楼，楼下卖糖果、糕点，楼上有两间房喝咖啡。查检资料，胜利后, “公啡”由中国人主持，改名为“新元堂”，解放后改为“多伦果品店”，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并在附近造起七楼大厦，2006年公布为区历史遗址纪念地。原在“公啡咖啡馆遗址”近旁的地下室古玩城，辟有一家“公啡咖啡馆”，由一位陈姓年轻人惨淡经营，大约2017年古玩城变身停车库，这家咖啡馆也随之飘散。

【公啡咖啡馆旧照】

那末，“公啡咖啡馆”为什么会成为左联诞生的摇篮呢？原来历史上公啡咖啡馆地处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较为隐蔽，店主是一个日本人(一说犹太人)，巡捕房不大注意，因此成了左翼文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当年左联的多次筹备会议就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回忆：“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章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就是在这里，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论争和批判；就是在这里，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隙，鲁迅穿着长袍，嘴上含着烟斗，不住地品几口绿茶，其他人喝着咖啡；就是在这里，起草了左联的纲领，协商了发起人名单......

1930 年2 月 16 日，天气晴朗，《鲁迅日记》云：“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加菲”。其实是到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到会的除鲁迅之外，还有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慈、钱杏洪灵菲、柔石、泽雪峰等12人。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了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一致决定在3月初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由此可见，左联确实是在这里孕育诞生的。

其实，不单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公啡”酝酿成立的，就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的筹备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左联骨干茅盾、胡风、周扬等，也经常光顾公啡。更为喜剧性的是，原先并不喜欢跑咖啡店的鲁迅，从此之后，也成了公啡咖啡馆的常客。由于离山阴路寓所不远，鲁迅常常借座这里约见友人，指导文学青年。1930年6月5日，“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萧军、萧红回忆说：1934 年，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生活拮据，创作更是艰难，他们向鲁迅求援。11 月 30 日午后，按照鲁迅先生信中约定，他们乘1 路有轨电车先到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跟鲁迅见面。然后由鲁迅把他俩带公啡咖啡店长谈，萧红写道：“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2 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以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临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当年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文学青年葛琴在出版自己的处女作《总退却》时，向鲁迅求教，鲁迅在公啡接待她，她后来回忆说：“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如今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最近报载“公啡咖啡馆”重返多伦路，吸引了上海人的目光。是的，在许多青年的心目中，“公啡”不仅有美味的咖啡，还有温馨的情调。

（作者：朱亚夫，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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