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善涛：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

 

【摘要】：抗美援朝史是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对出兵决策、军事战略、战争意义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得到充实、巩固和深化，同时，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亦日益开阔，呈现出多维化的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出版、发表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在数量、质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体现在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抗美援朝运动、人物研究、抗美援朝的评价和历史意义、地方性抗美援朝史研究、批驳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创新性成果。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如研究力量不均衡、过度依赖国外档案文献、研究模式较为单一等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抗美援朝史研究是学术界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研究，一大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发展。近十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逐渐成长和壮大、相关档案的解密以及其他史料的不断挖掘，对诸如出兵决策、军事战略、战争意义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得到不断充实、巩固和深化，研究视角日益开阔，呈现出多维化的特点，涌现出不少具有创新性的重要研究成果。

 

本文述评的对象是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抗美援朝史研究。囿于篇幅，本文对研究成果的统计范围做出一定的规限，一是选取在党史、国史、军事史以及其他史学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作为采集对象；二是研究范围限定在具有全局性、代表性、创新性、争议性意义的领域，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或争议不大或与抗美援朝关联度不高的问题仅做简单梳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抗美援朝与朝鲜战争是两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性质区别的概念，因此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文献和问题不在本文综述范围之内，如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等。

 

此外，有的问题虽然关注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在抗美援朝史研究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本文重点阐述的问题。通过以上筛选，笔者希望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抗美援朝史研究的状况，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研究概况

 

总体上看，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在出版、发表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在数量、质量以及研究领域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与扩展，具体表现为：

 

（一）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出版的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各类著作有近 100 部，其中学术研究类著作约占 20%。学术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该书根据新公布的历史档案并在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 2011 年和 2014 年分别出版了修订版和三卷本，对部分章节做了内容增补或修订，并对全书引文注释做了统一规范。该书秉承了资料丰富、史实准确、立场鲜明、记述全面等特点，仍然是国内关于抗美援朝史研究最全面系统、最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著作。《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一书在采用最新资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了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多维视角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抗美援朝 60 年后的回眸》汇集了 2010 年前后国内主要报刊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以及关于抗美援朝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展示了我国学术界对抗美援朝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众多研究朝鲜战争的著作中，抗美援朝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例如，《隐于幕后：苏联与朝鲜战争》一书从近代俄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缘起切入，以苏联与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与中国抗美援朝、秘密参战的苏联空军、苏联与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后苏联与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主线，在充分利用国内外档案文献和吸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苏联在朝鲜战争不同阶段战略决策和策略手段的研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该书对于进一步厘清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推动各大国协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战争再探——中苏朝的合作与分歧》一书依据大量国内外史料，探讨了苏联的亚洲政策以及中苏同盟、中国入朝参战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对苏联、中国和朝鲜在战争爆发前后各自的作用及立场，对中国抗美援朝决策过程、停战谈判等多个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书作为东北亚冷战史方面的著述，所用史料十分丰富，视角较为开阔，对抗美援朝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冷战初期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等著作则是在冷战史的范畴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等角度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近些年来，在全国及地方相关部门的积极组织下，地方档案发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为了祖国的安宁：山西抗美援朝运动回顾》一书，在“档案文献”栏目中收录了山西当地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部分文献是在濒临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抢救出来的。这些历史文献全面反映了山西抗美援朝运动的决策过程和山西抗美援朝运动的历史场景，讴歌了山西人民在抗美援朝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伟大的历史贡献。此外，《陕西抗美援朝运动》、《云南与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在海龙》、《浙江抗美援朝运动》、《1950 内蒙古纪事•抗美援朝》、《大连抗美援朝运动纪实》等图书从地域范围到论述内容都各具特色。这些书籍的出版拓宽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资料，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风貌。

 

除抗美援朝史研究的专著以外，国内权威的党史、国史著作中关于抗美援朝史的论述也是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 2 卷中，抗美援朝战争单独设章，足见其在党史中的重要地位。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中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著《新中国 70 年》均将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一环而着墨甚多。上述几部著作作为经中央审定的党史、国史领域的权威著作，充分吸收了党史、国史研究中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资料和前沿成果，准确、生动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

 

除学术著作外，纪实类著作也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学者们在论述过程中旁征博引，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甚至有些史料是首次披露。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说，这类著作虽然属纪实性，但对于推动抗美援朝史研究仍大有裨益。

 

纪实类著作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或者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述。例如，“抗美援朝战争纪实”系列图书的作者江拥辉、吴信泉等都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担任志愿军高级指战员，指挥过多次经典战役。他们以军人的独特视角看待和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刻画和记录了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历史画面与英雄事迹，并对有关抗美援朝史的讹传进行了澄清。由于他们有亲身经历，掌握着第一手资料，再结合其他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因此该系列图书既不同于一般的纪实文学，也不同于普通的历史通俗读物，而是综合了回忆录、口述史和学术著作等特点，可读性强、史料价值高。类似的重要著作还有《志愿军老兵回忆录》、《我们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人生传奇实录》、《我在朝鲜战场》、《火线感悟：朝鲜战争赢之密》、《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回忆》等。

 

另一种纪实类著作是作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出发，运用纪实或传记的写作手法对抗美援朝做研究型记述，特点之一是作者基本都是现役或退役军人，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学术素养；特点之二是资料丰富、研究深入、见解独到，具有较强学术性和可读性。例如，《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一书，从抗美援朝战争最为关键的高层决策入手，运用了大量国内和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国外档案资料，并相互印证，以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鲜明的观点、生动的语言全景式地描绘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并从宏观角度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得失做出总结。可以说，该书在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再如，《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 1950—1953》一书，根据国内外大量资料，以毛泽东、彭德怀、邓华、黄继光、麦克阿瑟等 50 位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战场内外的故事为主题，展现了人与战争、人与历史的深刻关系，该书资料翔实、史实准确，可读性、学术性均较高。《解读抗美援朝战争》一书力图从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战役、重要文物的深度解读中探寻历史真相。类似的著作还有《改写历史决定未来的较量》、《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等。

 

（二）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体现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相对于著作而言，学术论文具有成果数量多、更新快、研究视域广、方法多元化等特点。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抗美援朝”为主题进行检索，范围包括学术期刊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报纸数据库等。检索结果显示，从 2009 年到 2019 年共有1204 篇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文献，比之前 10 年间的 670 篇增加了近 1 倍，这说明随着档案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力量的增强，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成果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从文献内容看，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从文献发表的时间段来看，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点。

 

 

表 1 是2009—2019 年中国知网“抗美援朝”主题关注度指数表，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关注度指数较高的年份是 2010 年、2013 年和 2019 年，都在 20 以上，这是因为 2010 年和2013 年分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60 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因此这三年的关注度指数相对较高，其他年份的关注度指数相对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 10-15 的中等区间内，比之前 10 年平均指数 6.6 有大幅度提高。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预计关注度指数也会有较大提升。

 

为便于具体分析研究概况，笔者选取了《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军事历史》《军事历史研究》《兰台世界》《百年潮》《党史文汇》《党史博览》9 种期刊作为统计样本（详见表 2），主要原因是：第一，这 9 种期刊刊载的抗美援朝文献数量较多；第二，这 9 种期刊是党史、国史、军事史、历史档案等领域的重点期刊。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 2009—2019 年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文献（不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库以及报纸数据库，下同），从发表的抗美援朝史文献的数量来看，2009 年学界共发表55 篇学术论文，其中这 9 种期刊发表 15 篇，约占总数的 27%；2010 年学界共发表 232 篇学术论文，其中这 9 种期刊发表 68 篇，约占总数的 29%，其他年份情况大抵相同，这 9 种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基本都占总数的 20% 以上，说明这 9 种期刊在抗美援朝史研究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从期刊分类来看，军事史类期刊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献数量最多，共 75篇，约占这 9种期刊发表总数 205 篇的 37%。其中，《军事历史》共发表 48 篇，在这 9 种期刊中居于首位，其次是档案类重要期刊《兰台世界》，再次是《军事历史研究》、国史类主要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类主要期刊《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从文献的学科分布看，历史、军事、政治学科排在前三位。此外，虽然《百年潮》《党史文汇》《党史博览》等党史、国史期刊的综合与复合影响因子总体上低于其他 6 种期刊，但是由于发表的抗美援朝史文献数量较多，而且容全面、史料丰富、视角多维，因此仍然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2009—2019 年，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有 105 篇，以“抗美援朝”为篇名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有 56 篇。从总体上看，关于抗美援朝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二是学科分布较广，涉及历史、政治、军事、文学、新闻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诸多学科；三是挖掘和运用史料的水平明显提升。可以说，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美援朝史的研究。

 

 

二、几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近十年来，学界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深化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军事战略、战争过程、战争评价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探索、尝试新的研究领域，抗美援朝史研究日臻成熟。

 

（一）抗美援朝出兵决策

 

迄今为止，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针对出兵动机、决策过程以及决策是否正确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总体上对出兵决策问题的意见趋于一致，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出兵的最根本原因。此外，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和加强中苏同盟、承担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和义务等也是影响出兵决策的重要因素。齐德学在列举了学界的各种观点后，认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反复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正确抉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了全国各阶层和各族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本身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和赞赏，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的软弱无能的印象”。汪晖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 20 世纪中国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认为“毛泽东决定参战，这个决定不是从战争由谁挑起这一问题出发，而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李捷认为抗美援朝决策不是一个会议或几个会议做出的决定，而是一个过程，是“以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为背景，不断进行重新判断和动态调整的结果”，据此，李捷将抗美援朝决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备而不用”“立足于帮”“我们要管”以及“一波三折”。抗美援朝出兵决策进程表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以国家安全为最高利益，善于从国际力量对比及互动当中观察和判断局部性的突发事变，未雨绸缪，预作多种判断和多种准备，并能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作出灵活、机敏、果敢的抉择，始终牢牢把握捍卫国家和平与安全的主动权，从而化被动为主动。同时，还能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充分利用对手的弱点及其失误，确保出手即胜、初战即胜”。与李捷的这一观点类似，沈志华也认为：“从 6 月 25日战争爆发，到 10月19日中国出兵，在不到４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是否援助朝鲜，怎样援助朝鲜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具体可划分为四个节点：一是“从美国宣布参战到仁川登陆前”；二是“从仁川登陆成功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三是“从10月1日至10月10 日”；四是“从10月11日至10月18日”。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关于中国出兵决策的目标不断发生改变，决策动机也是多重的，但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决心和方针却是贯穿始终的”。

 

有学者从公共政策理论角度对抗美援朝出兵决策问题进行了分析，把决策过程分为“抗美援朝方案的目标”“抗美援朝的方案设计”“抗美援朝的后果预测”以及“抗美援朝的方案抉择”四个阶段。从结果来看，“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决策“符合从基本国情出发、信息全面真实、民主参与的政策制定原则”。可以说，这种研究角度也不失为一种创新。还有学者从中朝关系、中苏同盟的结成和中美冲突的升级以及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决定作用等方面入手，对影响毛泽东做出出兵朝鲜决策的因素进行梳理后，认为“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是在特定各种内外环境的作用下，通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艰难决定，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偏颇的观点。

 

（二）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核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一次全国性的成功的群众性运动。近些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频见于坊间，并呈现出研究视域愈加具象化的特点。学者们从运动背景、政治动员、动员机制、舆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民众心态、历史意义、地方性抗美援朝运动等多个视角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一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抗美援朝动员的背景、内容、过程、运作机制等方面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力图客观、理性、真实地再现这场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全貌。整体而言，该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学者通过对北京市抗美援朝期间党的组织动员方式的考察，认为“在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动员中”，“构建了一个严密的组织动员保障网络”，“一方面保证了动员渠道的畅通无阻，保证了抗美援朝运动高效率的运转；另一方面能更好地贴近各界群众关于维护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改善自身生活的要求，使得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不再是被动的行政命令，而成为广大人民的自发要求”。从抗美援朝运动的社会动员成果来看，“又不只局限于抗美援朝运动本身，而是在当时就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不只局限于抗美援朝这一特殊的战时环境，甚至也延伸到建国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主参与意识、推进政治社会化方面影响深远。

 

《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国内宣传工作》、《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主要形式》、《抗美援朝战争前后的对外宣传》、《抗美援朝战争动员中的中美舆论战——以〈人民日报〉对“美国之音”的批判为例》等文从舆论宣传的角度论述了全国各地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的方式、开展情况以及重要作用。

 

（三）人物研究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抗美援朝战争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他们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抗美援朝史中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指导艺术》一文提出：“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指导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准备、战略决策、战场指导和战局控制等方面均有充分展示和发挥”。《论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的历史作用》一文认为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出兵主张，“全面领导和组织备战工作，有力奠定了出兵基础；彻底摸清苏联军事底牌，促使中央定下按计划出兵的最后决心，发挥了特殊而关键的历史作用”。

 

 

有学者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入手，提出周恩来“无论是在战争准备阶段还是在战争过程中，都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工作的这些经验，对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后勤工作，意义都是十分深远的”。

 

此外，学者们还对彭德怀、邓华、洪学智、刘波等志愿军将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进一步增加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厚度。

 

（四）抗美援朝的评价和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多年来，学者们从历史、现实等多个角度对此已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一，最大限度维护、巩固了新生政权和国家安全；第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国的经济、国防等各项建设事业创造了相对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第三，开启和促进了军队科学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第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所造就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高举的旗帜，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所在。汪晖认为，“志愿军入朝包含着多重的意义：对朝鲜的支持，对东北的保护，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反击，对联合国拒绝中国的抗议，对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的拒绝”。他从战争的性质和政治意义角度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是一场以战争促和平的正义之战。

 

（五）地方性抗美援朝史研究

 

在近些年来的抗美援朝史研究中，以地方为个案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得益于地方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凸显了学者们学术视野的拓宽。除《江苏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简论》、《论安阳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试述闽北的抗美援朝运动》、等从宏观上论述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涌现出从其他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例如，《抗美援朝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聊城县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借助山东省聊城县的地方档案，探究了抗美援朝运动给地方乡村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一文结合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在全国的展开，以江西省为中心探讨了抗美援朝运动对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影响。《抗美援朝与湖南省基督教“三自”运动》一文则以抗美援朝期间的湖南省基督教“三自”运动为考察对象，认为党和政府结合抗美援朝的局势，对基督教界进行了有效的宣传动员，“使他们在反帝爱国的口号下自觉地突破了‘超政治’的立场，广泛地认同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最终适应了新社会的发展要求”。《论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的社会动员——以福建为例》一文以福建为例，探讨了妇女组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独特的社会动员模式、特征及其作用。《四川藏区抗美援朝运动探析——基于民族认同的视角》一文从民族认同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消减四川藏区内部的民族隔阂以及增强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中所具有的作用。

 

（六）批驳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推进，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的旗号，质疑、污蔑甚至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甚嚣尘上，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针对否定抗美援朝正确性、认为中国不该出兵的言论，罗援认为：“中国出兵朝鲜完全是被迫的，是被逼的。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也是正义的。7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应该记住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确性”。针对“抗美援朝战争是失败的”等一些以“反思战争”为名的言论，有学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 ,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种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抗美援朝是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错误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齐德学在《驳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文中认为有些人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否定毛泽东。他用大量史实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驳斥：第一，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毛泽东没有必然关系，战争迟早都要爆发，而且毛泽东并没有“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下。有人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结到毛泽东身上是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第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除了朝鲜请求、国家利益以及军事准备这三条决定性因素外，还受到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苏联因素影响，说毛泽东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而出兵朝鲜是“完全不顾事实的妄断”。第三，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及时调整军事战略目标是极为正常、合乎逻辑的，并不存在设定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的问题。第四，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而不是有些学者宣称的“仅仅是精神上的胜利”。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该不该打、是不是打胜了、是否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否延误了解放台湾等有学术争议的问题在近年来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化倾向。《对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一文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一些非议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有全面地、历史地对待诸问题”。关于志愿军伤亡数字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伤亡人数辨析——与〈尊重每一个生命〉作者商榷》一文对《尊重每一个生命》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该文存在混淆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扩大志愿军作战亡数字、对战争的性质认识有误等谬误。

 

汪晖认为一些人把毛泽东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的含义刻意遮盖起来，“他们用苏联取代了整个东方和世界，从而将 20 世纪中期的确存在的‘东方阵营’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及其关系替换为单纯的中苏间的国家关系，将抗美援朝战争包含的国际主义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称霸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必然包含的国际意义，彻底抹杀了”，其目的是通过否认抗美援朝战争在国际主义层面的历史意义进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严格地说，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七）军事范畴内的抗美援朝史研究

 

从战争角度研究抗美援朝是中国军事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学者们从军事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后勤保障、情报战、心理战、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等角度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军事范畴内的历史过程及作用，与一般意义上的抗美援朝史研究既有专业方面的区别，又能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还原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本来面目。例如，李维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美军第 2 师遭受歼灭性打击情况分析》一文中根据亲身经历和查阅的相关史料，对美军第 2 师遭受歼灭性打击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志愿军歼灭其 7000 人一说比较符合实际，厘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说法。《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士气激励问题研究》一文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激励士气的做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归纳。《抗美援朝战争战役指导的基本经验》一文从战役指导的角度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次战役的四点重要经验和启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防空作战的经验与启示》一文针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防空作战，总结了防空防御作战的主要经验以及对于当前和未来防空作战的启示。

 

（八）其他

 

停战谈判、细菌战、战俘问题等是抗美援朝史研究中的传统热点问题。近十年来虽多有论述，但鲜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此外，相对于上述比较集中的几个研究领域，某些领域的研究虽略显冷僻，却是另辟蹊径、特点鲜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抗美援朝史研究。《叙事同构的中朝军民关系——抗美援朝文学论》一文以抗美援朝文学中的中朝军民叙事为视角，认为抗美援朝文学“诉诸正义战争的正义性，保家卫国的合法性”，着力于揭示“人民军队的道德优先和军人使命，民众人心向背的致胜力量”。《文化视野中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则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抗美援朝，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文化及其决策层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新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所激发出的凝聚力、创造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进的军事文化所焕发出的战斗精神是新中国能够战胜强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从儒家战争伦理的正义观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一文从儒家战争伦理观出发，提出：“抗美援朝战争符合儒家战争伦理的正义原则，具有正当的理由和正当的意图，体现了法律和道义上的正义性，是一场有限的战争，是中国所考虑的最后手段，体现了正义战争的区分原则、保护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三、对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思考

 

国内学界对抗美援朝史研究由来已久，逐渐走向繁荣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十年的积淀，总体来说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抗美援朝史的一些传统问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二是研究范围从早期的军事史研究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人物、国际关系、新闻宣传等多个方面，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学术观点趋向多元化；三是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不断创新，跨学科研究态势明显；四是国内外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出版以及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五是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显著增多，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并改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研究力量不均衡，研究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宽。近些年来，国内学界以抗美援朝为对象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存在着研究力量不均衡的问题。首先，研究的中坚力量依然集中在少数研究机构和少数知名学者，有见地的青年学者尚不多见。其次，各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存在分布不均的现象，如近年来从冷战史领域研究抗美援朝史的学者明显增多，相比之下，某些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稍显薄弱。这固然有档案资料方面的原因，但研究力量不足、研究不够深入、视野不够开阔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多渠道吸引和培养在研究范式、理论素养、问题意识、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相对突出的年轻学者是推动抗美援朝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第二，近几十年来，依靠国外档案文献的披露，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学术讨论的氛围愈显浓厚，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过度依靠国外档案文献而忽视国内资料且缺乏相互印证的现象，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继续加强对国内外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同时学者们在利用档案文献时也要甄别勘校、去伪存真、相互印证、客观论述，防止出现由于过度依赖某一方面史料或因资料而先入为主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现象。

 

第三，现有的抗美援朝史研究模式基本还是以学科划界，缺点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陈旧，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限。研究者们如果能够尝试运用和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动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四，近些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渐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灾区，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污蔑抗美援朝运动和英雄人物的极端言论层出不穷，这些错误言论具有很大的渗透性、迷惑性，特别是以“还原历史”“学术争鸣”为幌子的言论危害更大，其根本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界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在当前学术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抗美援朝史，以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旗帜鲜明地回击这一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对未来的抗美援朝史研究而言至关重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60 周年，不是为了延续对抗，而是要以发展的思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从中获得现实和长远的教益”。 A 无须讳言，这是我们研究抗美援朝史的指导思想，可以预见，未来抗美援朝史研究必将蓬勃发展。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0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