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结缘扶贫

刘振起：结缘扶贫

2020-10-30

【5月24日下午，作者刘振起教授获山西省灵丘县下北罗村荣誉村民的新身份。图源：中闳教育网】

脱贫攻坚战，举国之力，五载突击，已近收官期。此一治国大举，下沉村乡端底，救贫脱贫，功效不菲，必将载入中国史册。

世间万事，结缘成行。余本行伍，于军四十有三。退休后，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不期结缘扶贫，有幸参与其中，虽似洪流之水粒，亦有向前冲击之豪情，或探讨，或调研，或建言，既有星夜兼程，也有夜以继日，留下了铭心的记忆与深深的思考。

想起来，这个结缘起于喜事。那是2015年的9月，好友田丽敏婚宴，席间与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家华相识。田是我的忘年交，其时他在王所长麾下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由此，与王所长相识相熟，亦成为好朋友。

王是个有内涵的人。这是我与其初识时，对他的深刻印象。他对农村发展和扶贫很有思考，当时正致力于《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的筹建。说实际的，农村和农村扶贫这样的话题，对于我这个农村长大的军人来说，犹是无缝隙的勾连与鼓动。于是，便有了我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函的复函，正式成为了《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创始会员》。由此，开启了我的五年扶贫历程。

五年历程，五年记忆。

记忆犹新的是，协助王家华完成他的研究专著：《决战2020》和《决战2020实战手册》，这是我最先介入扶贫的第一件事。

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成立，王家华当选副会长。这两部理论专著，是他的自选课题，可谓发心于公。我们说，中央扶贫大策，落地生效是关键。怎么落地？如何生效？这样一个广域的贫困分布，这样一个贫情的地域差异，研究探讨就是确需的开路工程。而王家华作为一个社团组织的领导，自掏腰包做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怀揣着一团扶贫的热情，这给了我很大的鞭策。

理论研究，对我来说，应算是驾轻就熟的事，几十年的机关和院校工作，已有几十部的著作付梓面世。所以，课题研究在王家华的基本思路和组织下，又有田丽敏、张媛媛、刘德宇等一干年轻人参与，进展得很顺利。令人开心的是，两部专著出版后，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书中的概念、观点和方法，有些被引入地方决策，有些被引入企业筹划。尤其是《决战2020》，还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组织的联合评审，评选为2017年度优秀读物。这又让我这个长期“纸上谈兵”的人，有了收获的真实。

当然，记忆更多的是心底感受。我们知道，任何研究的起点，是资料的广泛收集与阅读学习，这使得我这个刚进入扶贫的外行，一入行便在宏观层面上接触了我国贫困农村的状态。全国832个贫困县，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深度贫困农村的贫困户，年人均收入一两千元；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房吃穿困难，等等，一系列信息冲击着我的内心深处。一两千元啊！不过都市富人的一顿饭钱，甚至有的还不够，而在贫困的农村，这便是一个穷人一年的生存维系。这样的贫富悬殊，也着实让我这个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农村人，有些心惊心裂。

我曾以《一个值得鼓掌的社团》为题，介绍过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为什么当时写那样一篇文章呢？就是看得了这个会确实很有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不忽悠，宏观上，他们有切实的客观思考，微观上，他们有切实的落地举措，尤其是那股子干劲，十分难得。在一些人眼里，民间社团就是个养“二大爷”的地方！而他们却是壮劳力，干扶贫的事，视为己任，当成事业，经常是五加二、白加黑，这恐是民间社团中唯一无二的。好友田丽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成立后，任项目部主任，从此与他就难有了约聚，而时时触到的，却是他“加班、加班”的脉动。2017年9月，参加王家华带队的就业扶贫调研，直下江西的龙南、上犹、于都，北折安徽的金寨、潜山、定远，十来天时间，马不停蹄，车上开会，下车进点，白天调查，夜里讨论，尽显个满满的决战姿态，实实个忙的不亦乐乎。想想看，一个民间社团的调研，虽说是受命而为，但这样一个打法，却完全是出于自觉，真叫人好不感动。

中国扶贫，中国特色。中央一声令下，党、政、军、民、学、商、卫、科、体，所有说得上来的系统，从上到下，无不披挂，标语上墙，口号阵响，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领导包县，领导包村，领导包户，攻坚克难，动足了脑筋，用尽了气力，完全是人民战争。这样一个阵势，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想也别想的。

一个千来口人的贫困村，除去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可能就剩下不足百十人，但扶贫投入的人就近乎二十，从驻村第一书记，到扶贫工作队，还有结对帮扶的单位。民情记录本、会议记录本、学习本、考勤本、请销假本、为民办事记录本、接待记录本，各种的方案、计划，台账，这表那册，证书、照片，无不反映着扶贫痕迹。

驻村第一书记，一个很响亮的头衔，从上级机关下到贫困农村，每个人月补助一百两百不等，吃住在村部，案板刀勺，锅碗瓢盆，一应生活家什，件件俱全，距家远的两三个月不回趟家，扶贫之事，不管大小，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虽无人权，又无财权，可责任扛在肩。“不光扶贫的事，一家一户，邻里的疙瘩，家庭的矛盾，也找我这个第一书记，有时碰到贫困户用钱的节上，顺手掏个百八十都是正常事”。一个军转干部的第一书记感慨多多！

何止驻村第一书记呢？一个县常委级的领导，第一次去他包联的贫困户，正好赶上有两户贫困户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正为没有路费而发愁。“不能耽误了孩子上学啊”！这个县常委领导很动情，像是说给贫困户，又像是说给自己。他没有犹豫，每个孩子3千元，自掏腰包解了两个孩子的困。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把产业扶贫的重点投向残疾、智障、孤寡贫困人群，县办福利总厂，乡镇办福利分厂，贫困村办车间，出不了门的家办作坊，通过这种组织起来的形式，使得全县残疾、智障、孤寡贫困人口脱了贫。第一次发工资，当他们拿到两三千元钞票时，好几个人竟激动地泪流鼻翼，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直给领导磕起头来。是啊！怎能不激动呢？一个40多岁的残疾人，原来在村里以捡垃圾为生，时常遭人白眼歧视。在县福利总厂上班后，身上有了钱，再回村时，他挺起了腰杆，第一次有了做人的尊严。可想想，这一跪也很尴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何用得着下跪啊！

做了扶贫理论研究，参与了扶贫实地调研，接触扶贫的面愈加宽泛，走访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曾到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勐海县，去过铜川市的耀州区，河北省的行唐县、望都县、怀来县、顺平县，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安徽省的灵璧县，四川省的通江县、平昌县，陕西省的华阴市，还又次到安徽的金寨县。到这些地方去，是应民企邀请，参与他们扶贫项目的考察与筹划。他们想做些事，既发展企业，也帮帮地方，但不能不说，愿景美好，都没能走下墙壁。

五年历程，五年思考。

脱贫攻坚，五年鏖战，全部摘帽，这个责任压的是实实的。中央的这样一个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打一仗，总得有一个结期。而关键的问题是，要巩固住胜利成果，并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以笔者观察，五年之战，从中央到地方，是举大力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输血注水，所以效力是显现的。但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是补救性的，而补救性的就不能是常态化的。可问题是，贫困农村个体经济，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贫困人口。所以，后扶贫时期，保证脱贫的不返贫，就是一道难题。这道难题，就是贫困农村的单干经济，没有共同富裕的保障机制。

谁都明白产业扶贫是出路，可在贫困农村搞产业谈何容易。无论搞什么产业，都是需要条件的，而大多贫困农村恰恰是没有这些条件。一个驻村第一书记说，“一家一户的，你家种点这个，他家种点那个，这一点那一点，形不成产业规模，就是消费扶贫也搞不成。”

是的，在产业扶贫调研中看到的，农业产业都是以合作社形式实现的，一个能人组织一个合作社，其他人以土地入社，集中土地成一定规模，或种植或养殖，入社的农户通过土地和参加合作社劳动获得收入。这种形式，由于成规模形成产业，便于计划，便于管理，利于订单式生产，相对地增加了收入。但它不是以村为单位的集体，多是一小部分人的集中，是一种变相的“集体”，是不牢靠的组织体，对宏观上的扶贫不具决定意义。

在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推进的扶贫项目中，我们看到，他们十分注重强调集体经济的积累，以集体经济为前提，设立诸多岗位，通过第二次分配的形式，实现对贫困户的扶贫。在江西调研时，也看到了这种以村集体经济通过第二次分配扶贫的案例。这里的关键是必须有村集体经济积累，而问题是绝大多数的贫困村没有集体经济。我去过的贫困村，除有一个不错的村党部办公场所外，没有其它任何的集体积累。这个办公场所，还是这次扶贫攻坚战，在上级支援下新建的。看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前面说到的驻村第一书记自掏腰包的原因。没有集体经济，又赶上贫困户有过不去的坎，你总不能见困不解吧！

当然，一次两次，甚至十次八次，都可以承受，但非常法，也非正途。驻村第一书记不常驻，县常委领导不常在，况且他们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所以根本的出路，还是组织起来，以集体公有保证共同富裕。前不久看到信息，南街村向疫区捐赠医疗物资，事情很平常，但说明的道理很深刻。南街村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公有体制，他们不但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有着雄厚的集体经济积累，所以他们能够集体决策，以集体公有的经济实施支援。试想，如果那里也是单干私有，此种疫情时刻，能一家一户敛钱去支援吗？我看办得到。你可能会说，不能说绝对，是的，我同意，但起码是这次大疫情中没能看到。

有人算过账，那个最早誓死分田单干的村子，分了30年也没脱了贫，最后还是举国家之力，每户补助达到近小百万元才富起来。这换一个角度看，是举公有补了私有的漏。这种补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有，你穷是你的事，国家没这个钱。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个贫困村也不能做到都这样补。这样一说，我们就知道了南街村的方向性意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公有，从而真正实现全民的“两不愁、三保障”。而且意义重大的是，南街村村民享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可以监督干部，监督党委的领导，这样就避免了领导干部腐败的发生，保证了经济行政决策的相对正确，保证了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在政治上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服务，人民群众与管理干部是一家人，因此，不会有人把领导干部给人民办事看作恩赐，也就不会出现下跪的尴尬。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自有阶级以来，都是一少部分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成为富人，成为统治者和剥削者，而绝大部分的人成为穷人，成为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真正实现了先进意义上的社会，人民政权，人民管理，人民民主，没有剥削，共同富裕。站到老百姓的角度看，这无论是以往的任何社会，都是不能比的。有人赞美西方民主的自由投票，认为那是自己的权利。可看看那选战，不都是财团之间的争斗吗？你那个票，说白了不就是这一财团或那一财团的帮凶吗？我可能说的不清楚，但特朗普说的明白，美国政府就是资本家的一条狗。当然这不能联系起来想，否则，看作是被买的g，就大大不雅了。伟人讲过，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人民民主，就是劳动者管理国家，劳动者管理军队，劳动者管理企业，劳动者管理文化教育。

“各界爱心人士伸把手”，是五年脱贫攻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少的爱心人士，不少的爱心民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在扶贫奔小康的路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应该大大点赞和宣扬的。但毋庸讳言的是，民企首先考虑的是市场，是资本的回报和利润，不可能做赔本生意。所以，民企在一个大额度的扶贫捐赠时，都是事先做好了一个算法，无非是走个一个外循环。从国家看，后扶贫时期的扶贫路径，就应在改变组织形式上找突破。70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不成问题，技术不成问题，人才不成问题，设备不成问题，只要组织形式科学，脱贫不返贫，一起奔小康就会有保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创始会员，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泰山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汪清童长荣红军小学红色教育顾问，下北罗村荣誉村民。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一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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