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4.30-1950.10.27）】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机关头，在中央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任弼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红色沃土上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创新党建实践和党建理论，实现了其党建思想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重大飞跃，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思想，彻底摆脱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人民军队，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湘鄂川黔苏区这片红色沃土上彻底摆脱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创新党建实践和党建理论，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壮大了人民军队，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长征路上，总结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党建实践，研究任弼时党建思想基本形成的历史贡献及其发展逻辑，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任弼时党建思想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重大飞跃
任弼时在他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多数时间都是从事党务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相当系统、颇具特色的党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任弼时党建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其间，他在湘鄂川黔苏区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其党建思想产生重大飞跃的标志性成果，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党建学说具体实践的光辉典范，同时也为丰富毛泽东党建思想和我党建党精神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成立前，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夏曦忠实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严重削弱了党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作用。任弼时针对这一严重情况特别强调指出，要坚持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原则，并采取措施坚持和加强党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1、省委要把好政治领导关，重点抓好革命根据地人事安排。1934年11月26日，省委发出第一号文件确定了以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地位，贺龙出任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主席和湘鄂川黔省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样根据地党政军的核心领导权，全部集中掌握在省委一班人手中，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2、省委在根据地要强化思想领导，主要宣传党的主张，唤起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作用的认识，任弼时曾多次指出只有加强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成功。3、省委着力在革命政权上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为了保障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省委于1934年12月22日发出《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定》对党的组织建设，革命政权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党对武装组织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等各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在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革命政权起到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他们为实现党的任务做出了贡献。保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任弼时总结了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但对建立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还就如何在保证团结的基础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总结。1、恢复和健全红军党组织。1934年11月1日，任弼时便同王震、关向应等联名就关于在红二、六军团中恢复党的工作问题致专电请示周恩来，报告了红二军团的党团组织情况，决定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和政治机构的建设。“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另从六军团请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记，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地普遍建立支部。” [1] 之后从红六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四、六两个师的师政委和大部分团的团政委。又从红六军团的红军学校抽调48名干部，从六军团各部队中抽调58名干部支援红二军团，以后还陆续抽调了几批党政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任弼时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党建建军经验，将《古田会议决议》翻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军指战员，并且召开会议，对各种不良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2、加强党对军队和地方武装的领导。任弼时借鉴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思想，强调在红军中：“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连队和支部的工作”“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以“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开办党校、军校及党员培训班。1934年12月，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先后在塔卧创办了党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党员培训班，他经常抽时间来校给学员们作形势报告。招收的学员有600余人，主要来自红军，部分学员由郭亮、永保、龙山、桑植等县保送，毕业后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为了适应当时战争情况和流动生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怎样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中》指出“支部流动训练班是支部教育党员、培养干部最主要的方法。” [2] 主持颁发相关文件。12月22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军区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指出：“派遣最坚持之共产党员去担任游击队政委”“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游击队党的支部，必须加紧对于党团员与队员的军事、政治教育。” [3] 1935年4月23日，红六军团政治部颁发了《改造支部突击工作动作的决定》，决定“4月至5月一个月中，为改造支部工作运动的突击期。”“在改造支部工作的运动中，上级党组织集中力量到支部中去，进行党员个别的谈话，巡视小组检查与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帮助小组订出工作计划。”“加强党内与干部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改善支部的会议生活。”并且规定“连队支部在执行实际战斗任务中的领导作用，应成为检查与改造支部工作的主要标准。” [4]（三）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1、建立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党员教育机制。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的党建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定期组织读报班，阅读党报和党的决议案，并联系根据地的革命实际组织各种问题的研讨会，听取政治和理论问题的报告，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巩固听党指挥的思想。2、开展党内积极思想斗争，在党和红军中率先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解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31年起，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在湘鄂西苏区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队和地方实行“清党”解散了党组织和停止党的一切活动。实行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将领和地方干部，这其中师级及以上的高级干部，多达十一人，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结果造成红三军只剩夏曦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三个半党员（中央派的交通员）和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迫切“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因为此时的红二军团党的组织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 [5] 在党和红军中率先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解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先后召开永顺天主堂会议和丁家溶会议（即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系统、深入、同志式地批评以原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强调要通过对错误的斗争达到两个目的：第一、要彻底肃清这些错误的影响；第二、要从这些错误中引出经验教训，找出根源，以利于在今后工作中不致再犯。任弼时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开展党内斗争的问题上，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践了后来经毛泽东概括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原则，从而使红二军团和根据地内部统一了思想，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得到了加强。由于建立起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巩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党组织，成了苏区名副其实的核心，为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湘鄂川黔苏区党的组织在以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四）重视地方基层党组织建设，关心、教育党员干部。1、建立地方各级基层党组织。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中关于党建工作的精神，1934年12月22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任弼时的主持下颁发了《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党的组织形式、党内思想斗争、新党员的教育工作以及学习领导方法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在帮助地方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帮助建立乡、区、县、的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种组织。永顺龙家寨党支部，就是在任弼时的关怀下建立的湘鄂川黔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随后，周围的杉木、新寨、碑立等村寨和塔卧、颗砂等区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和乡区委。接着，根据地的中心县永顺(后划为永保、郭亮两县)、桑植、龙山、大庸等县先后建立了县委和近三十个区委。1935年夏秋之际，建立了宣恩、龙桑、慈桑县委。此外，还有黔东特委、鄂川边工委，永（顺）沅（陵）中心县委等。各级党组织成立之后，继续发展党员，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仅桑植县党员由五、六十名发展到五、六百名，永保县由几十名发展到三百多名，大庸县发展了一百多名，郭亮县也发展了六十多名。 [6]2、关心、教育党员干部。任弼时对干部非常关心爱护，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对干部的处理也很慎重，比如对袁任远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点。1934年11月下旬，红军解放大庸后，便派李吉宇去召集收编这些土著武装。李吉宇是大庸县人，参加红军前，也是哥老会成员，并且是其中最有威望的。当时湘鄂川黔省军区任命李吉宇为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一军分区政委袁任远兼任支队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十二月中旬，已收拢四百多人。省委留在后方的个别领导急于改编这支四百多人的队伍，而袁任远同志却希望把另外一千二、三百人收拢后再改编，结果被省委个别领导人说成是与土匪和平共处而撤职，另派刘亚球担任大庸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省委书记任弼时了解情况后，对袁任远进行了安慰，并任命袁任远为省委秘书长。 [7]任弼时总是挤出时间，找干部谈话，用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潜移默化地感染和教育党员干部。有的干部受任弼时的影响，思想观念转变很大。比如龙家寨乡苏维埃主席，铁匠出身的田玉祥把打土豪分来的皮大衣、大绒帽、大皮鞋、金戒指，全穿戴上，来塔卧参加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会议休息期间到丁家大院拜访任弼时，他看到省委书记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住的房子陈设也很简单，与他的穿着打扮形成强烈反差。任弼时没有严声厉色地批评这个新干部，而是启发和教育他，要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脱离群众。还送给田玉祥《土地改革法》《红军作战术》两本小册子。田玉祥回去后，主动将缴获的贵重物品交公，又恢复了打铁匠的模样，成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名的“铁匠主席”。 [8]1934年11月22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党必须经过青年团动员青年群众实现党的决议和任务。……其他如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都是党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必须立即广泛的建立起来。” [9] 1935年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给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中指出：“首先要求各级党部与政治机关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必须从党团、政府，群众团体的各种组织上，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完成省委号召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新战士的计划。” [10] 根据省委的指示各级党委、革委会和部队政治机关开展有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县、区、乡和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工会、贫农团、妇女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均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或群众大会，一个“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在各地掀起，各族人民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红军。1935年1月29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出《为革命战争经费，收集粮食，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给各级党部的指示》 [11] ，全面部署反贪污腐败斗争。要求严格执行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比如特派专人进驻郭亮县龙家寨区查处了区委书记萧恢先的犯罪事实：萧恢先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得来的一件高级皮袍改成皮大衣据为己有，贪污银圆450多元，并和土豪劣绅的女儿姘居，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群众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随后，在塔卧召开的县、区、乡代表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按照惩治贪污腐败的有关规定判处萧恢先死刑；之后查处的省革委财政部长第一任会计科长贪污公款300元、郭亮县苏维埃政府管理科长贪污公款和乱搞男女关系、大庸县革命委员会第二任财政部长贪污公款也先后被处决 [12]。省委通过掀起惩贪惩腐行动和严肃查处一批贪污腐败案件，割除了根据地的毒瘤，有力地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挽回了政治影响，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进行革命战争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保证。
二、任弼时党建思想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现重大飞跃的历史贡献
任弼时党建思想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现重大飞跃，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任弼时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党建实践和党建经验，涉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思想建设方面，任弼时重视党的理论教育，对党内思想斗争，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轻易处分干部。在政治建设方面，任弼时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党内团结。在组织建设方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在作风建设方面，任弼时认为，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及时适当地处理群众的实际问题和满足群众的要求。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和领导湘赣苏区时，就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来到湘鄂川黔苏区后，就开始逐步改正一些“左”倾错误。先后召开永顺天主堂会议和丁家溶会议,系统、深入、同志式地批评以原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通过这两次会议,逐步深入纠正“左”倾错误,对于保证湘鄂川黔根据地及军队党的团结与统一,对于提升红军的战斗力，对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对于胜利开展反“围剿”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湘鄂川黔苏区后，任弼时接受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党建思想，彻底摆脱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自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挥之下，到湘西北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创造了新的形势，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这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这一期间，红军无论在前方和后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军事方面，总共击溃敌人15个团，消灭敌人4至5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特别是进攻辰州(今沅陵)，包围常德，给湖南的敌人和进攻中央红军的敌人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的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下，永、保、龙、桑、大、慈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纷纷擎起红军游击队的旗帜，普遍建立工农临时政权。从龙山洗车河到慈利溪口400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的240多里路的地区纳入红色政权版图，使这一区域的近50万群众获得解放。” [13]两军团会师后，以任弼时为首的领导集体坚决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恢复健全了政治机关，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增强了内部团结，使红二军团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反“围剿”最紧张、复杂、艰苦与变化不定的战斗中，任弼时经常注意利用各种时机，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动员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失时机地进行深入的、有效的政治宣传，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保障作战任务的完成。党的建设加强后，红二、六军团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连续取得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人数从会师时的七千多人发展到两万余人，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钢铁军队和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有力的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为粉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三、任弼时党建思想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他本人的党建实践，受到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深刻影响，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四个阶段。1934年到1936年，任弼时作为湘鄂川黔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在湘鄂川黔苏区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党建工作及其所产生的丰硕成果，标志着任弼时党建思想基本形成。这既是现实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从1921年建党到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这段非常曲折的的历史证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从不惧怕困难和失败，只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要把党自身建设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党就能够驾驭全局，集中人民的意志，圆满地完成各个时期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被困难所吓倒，他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更加坚定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二）中国革命重心从南到北大转移和任弼时亲自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为任弼时党建思想实现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重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土地革命战争的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外，基本上都在南方，革命的重心也在南方。汹涌澎湃的苏维埃浪潮让国民党政府高度困扰与恐慌，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中心区发动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同时，纠集武装力量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强敌环伺，再加上党内“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南方各根据地最终难以支撑，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当此危难之际，任弼时临危受命，以中央代表和军团政委的身份率领红六军团为中央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西征探路，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担任湘鄂川黔苏区和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此前，任弼时曾担任过中央专门部门（青年团）、战略区域（湘赣苏区）的主要领导，进行了丰富的党建实践，催生了其党建思想。再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担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的双重主要领导，既是党中央对任弼时的高度信任，也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历练。这样的机遇和历练，使他在宏观上进行决策时，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促使其党建思想产生了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重大飞跃。（三）贺龙在湘鄂边长期坚持革命新道路为任弼时创新党建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1928年1月，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向党中央主动请缨返回湘西，与周逸群、段德昌一起举行著名的桑植起义，建立红三军，创建湘鄂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红三军退出湘鄂边苏区，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把“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成“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1934年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宣布成立。在红六军团与红三军木黄会师前1个月，黔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1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组建了黔东独立纵队、5个独立团、30个游击队，拥有以南腰界为中心、覆盖黔东5县地域及秀山部分地区和10万以上人口。贺龙曾经回忆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14] 正是贺龙在湘鄂边长期坚持革命新道路，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武装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提供了首选目的地，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找寻的目标和落脚点，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任弼时创新党建实践奠定了基础。（四）红六军团西征和木黄会师使任弼时党建思想有了新发展的可能。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退出根据地。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15]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井冈山下的遂川横石出发，踏上西征的艰险征途，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10月24日，红六军团历时78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牺牲，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和红三军在木黄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彪炳中国革命战争史册的重大事件，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胜利会师。正如贺龙在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 [16] “老师”和“学习的榜样”的到来，木黄会师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使任弼时党建思想实现大发展变为可能。（五）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使任弼时党建思想实现飞跃化为现实。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发动湘西攻势。1934年11月7日，红军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建立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湘鄂川黔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如任弼时在1935年1月6日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创造了新的形势,这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7]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党的建设在长江南岸又有了一块新的实践基地，任弼时党建思想产生飞跃随之变为现实。
[1]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5页。[2]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55页。[3]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92-193页。[4]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76-277页。[5]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5页。[6]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15页。[7]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4页。[8] 《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第181-182页。[9]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89页。[10]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08页。[11]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51-254页。[12] 《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第73页。[13]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5页。[14]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87页。[15]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95页。[16] 《红色湘西-红二方面军的摇篮》，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第24页。[17]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5页。（作者系湘西州政协原主席、州中共党史联络组组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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