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老革命对秘书要求的珍贵记忆 ——党99岁生日有感

侯立虹：老革命对秘书要求的珍贵记忆 ——党99岁生日有感

2020-06-29

今年是建党99周年，也是党经历特大疫情下执政大考的重要一年，因此在党的99岁生日到来之际，感慨颇多。忆及党99年来开展的伟大革命，进行的伟大斗争，创建的伟大工程，铸就的伟大辉煌，益发感到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永远保持本色的极端重要，益发感到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的高瞻远瞩。由此想到了毛主席时代老党员老革命不忘初心的难能可贵，想到了疫情严重时期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子刘立强先生赠送的一本珍贵回忆录，对其中关于秘书的要求印象极深，不仅是不忘初心的历史见证，也为当今领导如何管好身边人带来重要启示。所以将其与自己的刻骨铭心感受，献给党的99岁伟大生日。

众所周知，领导秘书是一个特殊岗位，既有在领导身边学习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天然条件，也有折射领导形象和领导作风的特性，故而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都以自己的良好示范影响秘书，都对秘书言传身教并提出严格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早年做地方领导时就特别指出，领导秘书很重要，是说岗位、角色很重要，而不是说个人很重要，于是特别强调秘书加强自身修养，注意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注意生活小节，特别要求秘书做到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的“五不”（源自共产党员网《当好领导秘书的三点要求》）。

我所要说的是一个老革命对秘书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老革命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实行第一书记制），河南最有影响的地委第一书记长达20余年，深受毛主席赏识。之所以不直接提出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至今还留着“问题”的尾巴，故而我们权且不细究“问题”，单说其对秘书要求的可贵。他对秘书的要求源自秘书本人的晚年回忆，回忆人叫侯中田，言称自己先后在老领导身边工作八年，最大的感受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替他办过任何私事，我有没有看到他利用职权办过任何私事”。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革命有着“打铁首先自己硬”的底气，有着敢为自己身边做标杆的硬气。据这个秘书回忆，1974年初的一天晚饭后，老领导对他说：
“你又回来了我这里工作了，很好。有几点过去应该注意，现在到省里了就更应该注意。

第一是在这里接触领导多，对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无论是省委的、政府的，他们交代的事情要认真办。

第二是不能假借我的名义向下面要东西、办私事，绝不能给他们出难题，不能搞特殊。

第三是对待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更要热情，不能摆架子，口气不能大，绝不能自以为是、假传‘旨意’，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差错。

第四是要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工作中绝对不可疏忽”。

（源自《耿起昌生平画传》，第180页，中国展望出版社2017年3月）

悉心品读，这位老革命对秘书的四条要求，态度很诚恳，像拉家常似的推心置腹提出了期望和要求，语气很温和，看不出任何居高临下的严厉，就在这饱含浓郁的温情中提出了严肃的问题，方式很特别，没有拉开郑重其事的架势，却通过看似随便的谈心，推出庄重而深刻的话题，这是那个时代的领导方法，也是领导的艺术。从中说明那时上下级很融洽，有着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浓厚气息，也说明那个时代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境界，不仅自己做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还要求身边人员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不仅定准自己人民勤务员的身份，也定准秘书服务领导、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身份；从中不难看出，那个时代领导干部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反对特权、不搞特殊化的自律意识，管好自己，/也管好身边人员，自己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要求身边人员也必须做到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自己不利用职权办私事谋私利，也管好身边人员不拉大旗作虎皮假借领导名义胡作乱为。我们可以从领导对秘书要求的一斑，窥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全豹，可以从富有严肃内容的简单谈话，看出那个时代上下级关系的融洽，可以从明明白白的四条要求，回想到那个时代风清气正的社会风貌。这珍贵的四条要求，是党始终不忘初心保持本色的见证，也是当今反腐倡廉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生动教材。

由此想到了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狠批秘书之事。这个故事出自吴官正退休后的《闲来笔潭》一书，其中他爱人写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吴官正狠批秘书这件事。当年吴官正在江西工作，到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包里。不料被站在远处的吴官正看见了，“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体现出作为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对自己、对秘书的严格要求，因为大凡领导到一个地方检查工作，送产品、特产很普遍，不仅领导有，秘书甚至司机都会有，而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与领导拉扯乃至把领导拉下水，都是从此类小事开始的，起穿针引线作用的多是秘书。从中纪委书记位置退下来的吴官正同志，特别把秘书收筷子被勒令退回去这件不起眼的事，写进回忆录中，可见其对严格要求秘书的重视程度。

所以，细心观察的人可以发现，同样是秘书因服务的领导作风不同，会呈现出两种迥然相异的角色。秘书在作风硬气、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那里，似乎就是一个掂包的，而在私心私欲严重的领导那里，秘书就有很大权力，好像有呼风唤雨的本事，成为那个地方、那个领域、那条线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标识。如果秘书心态不好甚至心术不正，把秘书当作向上爬的挑板，很可能经常给领导出馊主意，假借领导名义扬武耀威，败坏领导形象，抑或成为领导腐败的帮凶，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不仅能够“分享”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还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秘书王传东，多次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在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当关系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周宁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还为李平出谋划策，劝其打消结婚念头趁成克杰在位时多捞钱。不少领导将提拔秘书作为对其服务多年的奖励，而提拔过程则采用“空降”，规避组织审核、监督程序，十八大后反腐斗争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领导干部秘书与配偶、子女、司机等“身边人”腐败，常常出现的官员与秘书前后落马情形，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持续多年接连发生的高官秘书贪腐案件，以及由此衍生的频频发生的骗子打着“领导秘书”诈骗案，不能不引起对“秘书腐败”的特别关注。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早在1986年专门对秘书的操守作出“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纪委全会等重要场合强调领导干部必须管好“身边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管好身边工作人员作为最重要的一条，防止“被老婆‘拉下水’、被孩子‘拉下水’、被身边秘书和其他身边人如七大姑八大姨‘拉下水’”（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200余名县委书记学员座谈时讲话）。

秘书腐败现象，一方面是秘书个人蒙蔽领导，拉大旗作虎皮。但关键在于领导，很多领导对秘书严加要求，使大量秘书出身的官员，转型后都在所在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领导个人放纵自己甚至违纪违法，不可能管束秘书，还会放任秘书的不轨行为，与秘书结成腐败联盟。乌有之乡曾发表《李尔重同志的一封长信》，其中很多思想观点非常深刻，让人振聋发聩，对认识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很有帮助。他以自己为例，月薪3000多块，有汽车、有司机、有全部医疗保险，过年过节还有赠品，人民每年在自己身上至少要支付十万元以上。相比他的侄子、他兄弟每家承包五亩地，弄好了每年每家收入不过二千元，认为“我一个的支出相当于他们50家的收入，至于我更高的干部待遇就不用说了。与人民平等，空话而已。市场经济大发展后，名字、地位都成了无形资本，手上有一个图章，便是敛财的权杖，不用伸手，资本家就愿以各种形式把钱物送上门来，谁也查不清。我要是与资本家合作，就可以得到干股。于今不是你愿不愿贪污，而是你有没有勇气拒腐蚀”。所以他认为，铺天盖地的小生产者把革命的目标只定在“过好日子”上，于是革命胜利后就开始比阔气，比财产、比官位，贪图享受的私欲导致以权谋私，自己不便出面的谋私，让秘书去办，自己离群众越来越远，秘书则更加胆大妄为。由此可以看出这位曾被毛主席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1932年入党，亲历抗战、解放战争，解放后历任中南局和湖北、陕西、河北等地领导的老红军、老干部，有着很高的觉悟，很高的思想境界，一直认为自己得到的多，有愧于人民，就不可能“以功臣自居，以搞特殊享受为合理”，就不会放纵自己，放纵秘书。他回想到毛主席曾告诫全党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当时很多人包括自己不明白，到老了才回味过来，才明白“要战胜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只靠政权不行，必须靠革除私有观念，引导小生产走集体化之路，消灭资本再生的力量”（本段引文均来自乌有之乡2017-07-14 《李尔重同志的一封长信》）。可见，领导能不能、敢不敢对秘书严格要求，在于自己有没有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的底气，有没有革除私有观念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勇气。上边那位老领导和李尔重都有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感，所以能够严以律己，严以律身边的人。

党的99岁生日之际，重提那位老革命对秘书要求的小事，不是为谁歌功颂德，更不是对秘书群体有任何偏见，而是通过回忆彰显党始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聚集党正在进行的“四个伟大”的力量，书写疫情执政大考的完满答卷，铸就党久久伟大的新辉煌。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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