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5日，美国白人警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大街上，用膝盖跪压在一名黑人的脖子上，致使该名黑人男子窒息身亡。视频一经公布，从26日到现在，美国47个州的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行动。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派兵镇压，已经有许多人被捕。
民族矛盾也是阶级矛盾的一部分。这一事件的发生，再一次证明美国的阶级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暴露了美国政府所谓的人权是多么的虚伪。
这一事件，也充分说明，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依然十分猖獗。这是美国几百年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延续。美国黑人受奴役、受压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美洲沦为欧洲殖民地的时期。16～19世纪，欧洲殖民者从非洲（主要是西非）劫运大批黑人奴隶到美洲，其中半数以上运入今天的美国境内，主要在南部诸州的棉花、甘蔗种植场和矿山当苦工，深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剥削和虐待。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南方的黑人陆续迁往北方和西北方城市。1861～1865年南北战争后，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黑人仍受种族歧视和压迫。
三百多年的美国黑人血泪史，开始于大西洋东岸的非洲大陆。深沉在大西洋海底的千百万具带着锁链的黑人尸骨，就是最有力的第一批人证和物证。
这是因为，约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的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他们的祖先原来并不住在美国，而是被欧美的殖民主义从非洲强行掠夺运往美洲的奴隶。
当欧洲殖民者到了新大陆之后，发现最大的问题乃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奴隶贸易”为中心的“三角贸易”，就在欧洲、非洲、美洲之间大规模地展开了。
“三角贸易”的三角，事实上都在大西洋的沿岸。他们从欧洲运出廉价的工业品到非洲，在非洲掠夺了大批非洲黑人到美洲贩卖，再换取那里的廉价原料，诸如棉花等等运回欧洲。如此三角循环，单线周转，每一次航程都赚极大利润。因此，"奴隶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很多资金。
“奴隶贸易”中的黑人大都来自西非洲的几内亚海湾以北，沃尔特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一带海岸地方，即现在的多哥、达荷美和尼日利亚沿海一带。加纳的东部沿海的小部分也包括在内。在几内亚的海湾内，现在的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达荷美的威达，加纳的边角堡，就是当年最有名的“奴隶贸易”出口港。当时从贝宁、约鲁巴、达荷美、阿散蒂各王国劫掳来的黑人，全都是先集中在这些出口港，然后转往海外。
黑人是怎样被劫掳集中的呢？除了欧洲的人口贩子自己组织“猎捕队”捕捉黑人外，主要是勾结当地一些酋长和利用奴隶贩卖商来搜捕黑人；有时甚至故意挑起部落战争，掳去俘虏充当奴隶，以便于他们拿到“活货”，装船运走。几内亚海湾一带，本来有着繁荣兴盛的文明，可是一经殖民主义踏足该地，“奴隶贸易”越做越大，当地的经济文化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那里的文明也只能是衰退和死亡。
这种吃人的“奴隶贸易”一共持续了三百多年，先是葡萄牙人垄断，后来转到西班牙人、荷兰人手里，18世纪中叶又由英国人、法国人接手过去。“奴隶贸易”在18世纪前后25年中达到最高峰，直到19世纪初期才告衰落。现在，美洲的唯一黑人国家海地，说的是法语；美国的黑人有的“袭用”英国人姓氏、有的“袭用”法国人姓氏，这些“印记”都说明，英法殖民主义者是贩运黑人的最大集团。
三百多年中，究竟从非洲运出多少奴隶到人贩市场上，这是无法计算的。据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研究，几百年来，先后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大约有1500万人，现在居住在南北美洲的3400多万黑人和1800万黑白混血种人，都是非洲黑人奴隶的后裔。
杜波依斯还说，每运一个奴隶到美洲，大约要有五个奴隶死在猎捕和贩运的过程中。这样，即使把运抵美洲的奴隶低估为1000万人，也至少使非洲损失了6000万的人口。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非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率，17世纪时占到20%，到了20世纪已下降到7.7%。
六千万人，大都是身体健壮的六千万人，属于非洲生产力精华的六千万人，被强迫运离了非洲的土地。可以想见，这个损失会给非洲带来多么大的后果。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贩卖黑人是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从殖民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再成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黑人们的血泪和汗水，也一样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一些人自诩欧美为“先进国家”，而视非洲为黑暗地带和落后国家，但是，如果翻出了几百年前的历史，这些“先进国家”和“先进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所欠的债务，真正是太大太多了。
从“奴隶海岸”装船贩运黑人去美洲，水程大约两千海里。这是西非与美洲最近的距离，因此，很少有东非或北非的非洲人被贩卖过去。
在18世纪末期贩奴最高峰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那一带有40家武装“商馆”，他们的买卖就是用廉价的工业品收购黑人（健壮的值两先令，不健壮的只值一包糖），或者干脆用无本生意掠夺黑人。到了他们手中的黑人，都被关在他们所建造起来的城堡地牢里。
有些地牢里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作为惨无人道的奴隶买卖的物证。里面阴湿腥臭，蚊蚋扑面，满地都是铁桩和锁链，待运的奴隶就锁在桩上。牢里分成大小洞穴，大者囚女奴，小者囚男奴，以防暴动。上面的城堡则是殖民者居住的地方，修建得异常坚固，防备出事。但事实上，那里还是不断发生奴隶们的暴动。
等凑满了一船的人数，就驱赶奴隶们上船。为了预防逃跑，从地牢到港口都有一条地道，大约2英尺见方，人要向前爬行才能出去。爬出以后，就直接到达奴隶船，由奴隶贩子用烙铁在他们身上烙印船长姓名的缩写字母，然后赶进船舱。一船黑奴，妇女通常占三分之一左右。
当时贩奴的船只，大都是单桅帆船，最大不过百吨，小则仅能载重50吨或40吨。但是，船长总是把装运的人数扩张到最大限度。据统计，英国各贩奴公司共拥有192艘帆船，它们行走一趟，就要运送5.7万名奴隶到美洲，平均起来，每一条小船都要装运近300人。
这些船，有的以“耶稣号”为名，有的以“爱神号”为名。但是，在几个（6至20）星期的大西洋航行中，每一条船都是一座地狱。船上虽有“船舱”，却是名不副实，上下舱的距离，最多3英尺，最少的只有14英寸。每个奴隶占有的“舱位”非常有限，再加上每一个人都带着脚镣手铐，一个紧挨一个，很难动弹一下。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一张“黑奴装船法”的平面图。这张图就是一份很有力量的控诉书。图中，在长度宽度极其有限的底舱里，头顶脚、脚顶头，竟要每层装满180人，这是何等的折磨与虐待!
这样挤塞的情况本已惊人，再加上遇见狂风暴雨，舱口密闭时，许多黑奴就活活闷死在里面。卫生情况之坏自不待言，整船发散的气味，在数英里外的下风头就可闻到。
黑奴之间的病疫传染得极快。奴隶船上的死亡率通常到达30%左右，有时还超过五成。每当船上的食物和淡水不足时，船长就下令把大批奴隶抛入海中，以免占据船员的口粮。自然，有了传染病出现的时候，更加要采用此法。1784年“戎号”贩奴船曾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投入海中。1819年，法国贩奴船“诺都尔号”也把39个在途中患眼疾而失明的奴隶丢到海里去——船长的算盘是：这批瞎眼奴隶反正卖不出去，消灭以后，倒可以拿到一笔保险费。在1807年号称禁止奴隶买卖以后，贩奴船还照常行驶，一遇到查缉转紧，常常把整船的奴隶抛到海里，以消灭证据。饥饿的鲨鱼早就熟悉了贩奴船的路数，因此，它们会一路跟踪，等待食物到口。
就是这样，六千万名非洲黑人在三百多年间被强行运过了大西洋。大部分人在大洋中被杀害或病死，几千万具尸骸在海底铺成了一条死亡之路；小部分人则侥幸活命到达彼岸，无限的屈辱、非人的奴役、漫长的岁月、艰苦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时常这样“提醒”黑人：“不要忘记。在过去的300多年里，是我们的祖先把你们的祖先‘带’到我们的国家的。”他们以为，仅凭这一个“带”字，就可以把贩运黑奴的不光彩历史轻轻带过，一笔抹杀了。
殖民者从欧洲络绎涌到美国大陆以后，有的到达东岸北方的新英格兰地区，有的到达东岸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这里英国人居多；还有一些到达南方港口新奥尔良，这里法国人居多。
殖民者在这块地大人稀的新大陆上发展什么经济作物，是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课题；用什么劳动力来经营这些作物，是他们所面对的第二课题。
北方的气候与英国近似，经济作物与英国的经济作物因此大致相同，过去没有销路，北方便只能发展工业；后来，走到南方的移民发现南方气候比较温和，可以种植大量的烟草和稻米，于是他们作了分工，南方把精力集中于农业上。
劳动力却是难解决的事。首先使用的是当地的印第安人。然而，这些红种人却不是“理想”奴隶，对于外来的强占了自己土地的侵略者，他们反抗得很倔强，极不容易“驯服奴化”。从那时候起，白人种族主义者就改变了做法，从当初的劳役使用红种人改为其后数百年的限制发展和逐渐消灭。这就是印第安人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
“红人奴隶”的使用不能成功之后，殖民者又从他们的同种人动脑筋，回到英国在人满为患的监狱里想办法。据估计，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为止，一共有5万多名罪犯被运过大西洋去做苦工，绝大多数“白人奴隶”都有“奴隶契约”。“白奴船”的死亡率也时有超过50%的情况。可是，事实证明“白人奴隶”也不划算，他们和印第安人勾结起来反抗，甚至于潜逃到另外的地方去垦荒，混在其他白人中，不易发现，而且他们的奴隶契约并不是终身的。
在大种植园不断扩展，而“红人奴隶”、“白人奴隶”的供应和使用都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势下，殖民者才把精力集中在“黑人奴隶”的身上。黑人来自非洲，气候相近，对于农事素来娴熟，不仅远离乡土，孤立无援，黑皮肤的特色又最容易识辨，难以混到殖民者的社会中。尤其重要的是黑人可以从非洲大量掠夺，那里的部族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太脆弱，无法保护他们免于绑架、强运和奴役。
在这一因素驱使下之下，北部工业家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就依靠大批“志愿”自欧洲前往的移民而满足；南方种植园主的需要就靠强迫非洲移民来满足。从此，一船又一船的黑人奴隶被运到美国南方，押解到港口的市场拍卖，由种植园主挑精拣壮，当场付款，带回农场作牛马使用。
这就是美国南方的黑人在几百年来，一直比北方多的关键原因。
从红人奴隶到白人奴隶再到黑人奴隶的事实，说明了阶级压迫与剥削，并不能单单解释为种族问题，就是在同一种族之内，也一样存在。
黑人奴隶登岸港口很多、最大的港口之一是当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河口，内河航运极为方便，成了著名的商品集散地。黑奴也是商品，因此，新奥尔良也有很多个黑奴拍卖场。
黑奴从海外运到这里之后，暂押牢中，等候解往拍卖场。黑牢共分两层，每个牢房只有6英尺见方，外加厚铁门，每个铁门上面都有二处5英寸见方的洞，那是唯一的通气孔，也是向里递送食物的地。
被卖到北美的黑人由于水土不服而死亡，比例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死里逃生的奴隶被种植园主购去以后，完全是供作牛马驱使，终日在农田耕作；另外还有一些被驱往金矿中开矿淘金，就更加辛苦。根据一些文件的记载，密西西比的黑奴每天要工作18小时，佐治亚州19小时，平均寿命最多是7年。能够在农田中工作10年的老黑奴，侥幸不死，就算是极其幸运的“稀见之事”了。
最初一个时期，黑奴的待遇还是“契约奴隶”，即若干年后，可以分得土地；另有一些新教徒为了加强宗教的作用，也曾经答应在若干年后经过受洗可以给予自由。但是，过了不久之后，种植园主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利益，于是由各地政府出面，订立法律，把黑人定为终身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变为“合法”。
在马里兰州的旧有法律里，一直到后来很久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律文，它把黑人跟“一切从事劳作的畜生、动物以及农具、家具、餐具、书籍等等”，列在同一类项目里面。他们把黑奴与畜生划了等号。
既然是终身奴隶，就还得有镇压黑奴和控制黑奴的法规，因而规定了奴隶的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法规中剥夺了奴隶的一切公民权、司法权和婚姻权。主人可以鞭打奴隶，逃亡者必须送回原主，造反者处以死刑，奴隶受特别法庭审判，奴隶和自由人杂婚所生的子女仍是奴隶，奴隶与奴隶所生的子女当然更是奴隶。据杜波依斯说，“钉十字架、火焚和饿死，都是惩罚奴隶的合法方式”。
关于这种法规，美国还有这样的记载：“黑奴被禁止学习读写，不许七个以上的黑人结队旅行。凡擅离种植园者，只要自由白人见到，就有权将他痛打20鞭；如果胆敢还击，那么，杀死他是合法的。对于夜间漫游而未得允许擅自骑马的人，其惩罚是鞭打、剃光头或在面颊上打烙印。……凡遇敢于逃亡者，任何自由白人见到都可以将他杀死。”
黑人妇女遭受着更加痛苦的奴隶制度。除了男女条件相同的艰苦之外，她们还要遭受主人和管家的各种侮辱。曾有一个时期，黑人的生殖率不高，其原因就在此处。为此，种植园主不得不在三百多年中不断地购买从非洲输入的新奴隶。
在北美的独立战争中，美国黑人奴隶是火热而积极地投入战争里的。这是因为，不管是少数已获自由的黑人也好，多数尚被奴役的奴隶也好，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革命使他们有了新的机会。所以，在战争爆发前的公开斗争中，第一个被杀害的是个黑人，就绝非偶然。
事情发生在波士顿，黑人海员阿塔克斯，率领一群工人到旧砖教堂向英国人抗议伦敦的高压命令，为英兵开枪毙死。这一场波士顿血案，就是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新的革命政府对于黑人的态度曾经摇摆不定。最初有人主张吸收黑人入伍，解放奴隶，武装奴隶，但却有很多人反对，这里面就包括本身就是种植园主的华盛顿。一直到了战争后期，英军压力越来越大。华盛顿才收回成命，同意自由的黑人可以服兵役。在另一方面，英国并没有对逃过去的黑人奴隶给予解放的希望。于是黑人在这场战争中所占的比重，完全倒向华盛顿这方面来，而且占了部队人数相当大的比重。
黑人士兵在革命战争中作战勇敢，打得十分出色。传说中的一名女扮男装、在大陆军第四团作战达17个月的英雄人物，据说也是黑人。一般的黑人对于革命也是大力支援的。据黑人歌王罗伯逊在自传中说，华盛顿在纽约被英军打败之后，驻军富治谷，在那困难的时刻，罗伯逊的外曾祖——一个黑人面包师，运送了大量的面包慰问，而华盛顿曾向他深致谢意。
在革命中表现出了立场和表现出能力的黑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认为并且觉得，奴隶制度已经陈腐不堪，看样子，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这种制度就会消灭了。这一意见，显然还没有认清独立战争的本质。
这场战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之后，既然是资产阶级当权，就必定以他的本身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基点。因此，黑人奴隶虽然看到革命是他们获得新生的机会，却没有看到革命以后的新国家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
事实果然如此，革命以后的费城制宪会议，完全是商人和种植园主所操纵，他们绝不会考虑农人、工人、黑人、印地安人的任何政治利益。
黑人和奴隶虽然在独立战争中出了力，但是偏偏遭到过河拆桥的对待。制宪会议不但没有解放他们，却把奴隶制度写在新宪法里，因而使得在南部的黑人奴隶更加受到法律上的束缚。
新的土地法的前提精神也一样是默认奴隶制度的。在参加开国工作的代表们看来，黑奴不过是一种财产，因此，基本上应该受到管制财产的法律来分配，没有什么民权问题存在。《联邦党人》的作者甚至夸耀说，“联邦宪法在我们的奴隶问题上作了十分妥善的决定，它把他们看作兼具有人和财产的混合性质。”
正是这一种概念作祟，美国的黑人早从200年前起，就被剥夺了正当的权益，而直到今天，仍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
除此之外，制宪会议又作出了另一项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不良影响的决定。它根据种植园主的要求，同意各州有权自行规定有关黑奴的法规。从此，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就在州权的旗帜下，制订了无数条极其荒谬、令人发指的践踏黑人的条例。这些条例和其后派生出来的条例，直到现在还是种族歧视主义者阻拦和破坏美国黑人运动的挡箭牌。
林肯之前的15位美国总统，有10位都是大奴隶主。他们不但不解放奴隶，而且还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华盛顿就是一个大奴隶主，他死前家中还有317名奴隶。
总而言之，黑奴经历和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为美国的开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所换来的却是希望变成失望，旧枷锁变成了新枷锁。国家独立了，而他们却仍然不能直立起来，于是，新的反抗开始了。
独立战争获胜之后，华盛顿就任了首任大总统，一场反对英国的斗争开始转变成为尖锐的国内阶级斗争。
在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体系里，具有决定性的资本家集团是北部的大商人和南方的奴隶主——种植园主。他们联合组成了"联邦党"一同控制着政府。歧视黑人的浪潮，只在独立战争时稍形下退，战后便又重新掀起。
在殖民地时期，只有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剥夺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可是独立之后，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州反而扩大了。在南卡罗来纳，黑人不但被剥夺选举权，而且必须缴纳人头税。
宪法制订之后，由于其中规定在20年内(即到1808年为止)不干涉奴隶贸易、逃奴必须归还原主，歧视黑人之风日甚。在19世纪初，甚至在美国北部，黑人不但没有选举权，也不能在民兵中服役，不能充当陪审员。种族歧视将黑人排斥于许多行业以外，木匠、铁匠、石匠、制鞋匠，都不肯接受黑人为学徒，店主不要黑人充当店员，旅舍也不容纳黑人住宿。后来，北卡罗来纳又进了一步，重申不许任意释放黑奴的规定，因参加战争有功而被释放的黑奴到处被暴徒追踪，受到无穷无尽的凌辱和迫害。1793年，美国联邦正式制定逃奴追缉法，规定只要奴隶主在逮捕逃奴地点出示证明，证实该逃奴为其所有，当地官吏就须不经陪审而将逃奴判归原主，凡阻止逮捕或隐藏逃奴的，都要罚款500元。许多北方的自由黑人也在"逮捕逃奴"的借口下，被绑架到南方。
几百年来，有一些美国历史学者硬说他们非常之“驯顺”。其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黑人奴隶的仇恨凝聚起来，汇成了无比的力量。他们有的进行个别反抗，有的进行集体斗争。几百年来斗争坚持不断，一部黑人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由血泪和深仇交织起来的斗争史。
历史的遗物是最确凿的证据，非洲奴隶碉堡下的地牢，美洲拍卖场旁的囚笼，大西洋水底的骸骨，都可以说明他们是绝不屈服的。1807年刚刚由非洲运抵查尔斯顿港的两船黑人进行绝食斗争，结果全部饿死。就是在种植园里，他们也一样逃亡、自杀、怠工、装病、拒绝生育、焚烧种植园、杀死监工和园警等等。如肯塔基有一位叫萨那的女奴隶，被奴隶主称为“最大恶魔”，有一次，她先毒死了奴隶主的马群，又放火烧了主人的马厩和房屋。
暴动也不断出现，尽管当年封锁消息，但流传下来的事例仍有不少。有些起事的黑奴虽被烧死、绞死、或用车轮辗死，毫不畏惧的后继者依然奋勇直前，不断反抗。
1800年8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爆发了由加布里埃尔·普罗瑟领导的奴隶起义。上千名起义者聚集在里士满城外，准备向该城进发，但由于有叛徒告发，州长门罗及时调兵遣将，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加上突降暴雨，冲垮了起义部队必经的桥梁，致使这场起义流产。大批起义者遭到了逮捕，普罗瑟等36人被判处了死刑。
1811年在新奥尔良附近四五百名奴隶在安德里少校的种植园举行暴动后联合发动起义。他们用匕首、斧头、棍棒武装起来，杀死了安德里少校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他们开始向一个又一个种植园进军，人数不断增加。他们遭到联邦军队和当地民团武装的攻击，66人当场战死，16人经审判后被行刑队枪杀。
登马克·维西本人是获得自由的黑人，50多岁。1822年，他在南卡罗莱纳州组织了9000多人，密谋在7月6日分6处同时发动起义，计划先烧毁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然后在16个最大的城市发动起义，最后在这个地区发动总暴动。据赫伯待·阿普特克报道，黑人已制造了大约250把刺刀和300多把短剑。但是，起义计划泄漏了，131名奴隶被捕，包括维西在内的37名黑人被处以绞刑。该案的审讯记录在查尔斯顿出版，出版后即被当局勒令销毁。当局认为，它是非常危险的出版物，决不能让奴隶看到。
1831年夏，在弗吉尼亚的南汉普敦，一个名叫纳特·特纳的黑人牧师通过传教布道，集结了大约70名奴隶，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种植园，至少杀死57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拥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向耶路撒冷城挺进，但在离城3英里的地方同敌人遭遇，他们英勇战斗，但当弹药用尽时，在联邦军队的血腥镇压下，起义进行了31个小时后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兽性大发，屠杀了100多个黑人，特纳躲藏了6个星期后终被发现，于11月11日英勇就义。
奴隶起义令南部奴隶主们惊恐万状，他们决心尽力保证奴隶制度平安无事。此后，弗吉尼亚建立了一支10.1万人的民团武装，占其人口总数的10%。暴乱虽然减少了，但它却令奴隶主们时时提心吊胆。
在黑人的斗争中，逃亡也是一种反抗的手段。19世纪5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奴隶逃向北部诸州、加拿大、墨西哥。尽管逃亡者必须面临种种危险，但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逃亡者就达数千人。吉诺维斯说，猎狗常被用来追踪逃亡者，“如果不及时拉住它，它就会将它的猎物撕咬成碎片”。
在美国黑人反抗运动史里，“地下铁路”占着重要的篇章。
美国南方的黑奴在种植园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不断战斗。万分恐慌的种植园主经常处在半戒严状态下，大厦里藏有许多武器，护卫日夜武装巡逻。尽管如此，黑奴的集体起义和逃亡还是连连出现。
最初的逃亡是逃到深山大川，在沼泽地重新聚结起来，建好根据地，同印第安人友好合作。弗吉尼亚的“凄凉沼”成了有名的藏身之所。这里的聚居地有强大的奴隶团体，军队从来不敢进入，打发到里面去的狗腿子总是有去无回。
“地下铁路”的出现，就使得黑奴的逃亡更加有了保证。它不仅协助奴隶逃离种植园，而且帮助他们逃离南方，逃到北部，通常是逃到加拿大。现在的加拿大公民里还有许多黑人，就是这段著名历史所造成的现象。“地下铁路”有“车站”——同情黑奴的人的家宅，过路黑人可以歇脚；有“火车”——逃亡奴隶群；有“乘务员”——熟悉道路和情况的领路人。通过“地下铁路”的逃亡，从19世纪初起，一直维持了数十年之久。据统计，单是在1830年到1860年至少有6万名黑人搭上“地下铁路”的“火车”，获得自由。
到了北部而不逃到加拿大的人，大多集聚在工业中心，也有人前往中部和西部寻找生活。以最后开发的、最西边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早在1855年，就有黑人6000名左右了。
自由黑人是“地下铁路”的积极策划者和执行人。有些黑人已经安全到达了加拿大，但是他们想起了在南方种植园里饱受折磨的黑人兄弟，便又重新南下，作为“地下铁路”的“乘务员”，偷运黑奴北上。仅是1860年，从加拿大南下的黑人就有500人之多，充分表现了不顾安危患难相助的精神。
在许许多多的“乘务员”里，被誉为“地下铁路的摩西”的神话式人物，却是一个女黑奴。她名叫哈丽埃·塔布曼，1820年出生于马里兰，29岁时逃到北部。后来，她负担起极其危险的工作，多次充当南下“乘务员”。在直到1860年为止的12年之中，她一共南下19次，运出300名奴隶。在许多有关“地下铁路”史的书籍中，她被称为“塔布曼将军”，声誉极为隆盛。奴隶主对她恨之入骨，悬赏四万美元捉拿活口或当场杀死均可。但是，她的寿命却几乎比任何人都长，不仅亲眼看到了南北战争，而且直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才撒手尘寰，那时，她已93岁了。
除了自由黑人之外，倾向于废奴的教友会人士，也贡献了力量。他们提供了农庄或交通工具，前者协助藏匿黑人，后者帮助加速运输。据说，已经查明参加“地下铁路”的白人，有三千多名，实际数字当然还要多得多。
不论是“乘务员”也好，协助人也好，在南方工作时一旦被抓到，就要受到奴隶主的严厉刑罚，私刑更加是司空见惯的事。“克契亚号”船主贝里斯被判违反弗吉尼亚“逃亡奴隶法”，船只被拍卖，本人则被判处40年徒刑。至于“乘务员”们，一经被捕，很多就会从此失踪。
主张解放黑人的除了有黑人本身之外，还有广大的白人劳动者和有正义感的白人民主派。
约翰·布朗就是一个白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历史上堪萨斯州申请加入联邦的时候。
约翰布朗那时候并不在堪萨斯州，而是在弗吉尼亚一带主持“地下铁路”的一个站。
约翰·布朗认为，没有纲领、没有组织的反抗行动，是无法与种植园主的反革命武装相周旋的。他曾经一度前往加拿大，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35个黑人和11个白人参加，制订了“美国人民的临时宪法和条例”，他当选为总司令，其余的人则出任国务卿、作战部长和财政部长等。这是美国黑人首次组成的暴力组织。在堪萨斯血战期间，约翰·布朗派了五个儿子前往当地参加战斗。后来，他亲自前往督战，在达奇亨利渡口一举歼敌一批。从此，约翰·布朗的名声遍传各地，大长黑人威风，大丧种植园主之胆。
英勇的约翰·布朗为了狠狠打击蓄奴势力，决定进袭南部蓄奴区，释放奴隶。他所挑选的地方是弗吉尼亚的哈泼渡口。这个市镇有五千人口，距离华盛顿57英里。挑选它的原因，是因为该地有联邦军械库，经常存放10万枝到20万支步枪。这些枪支如果转移到黑人的手里，那将是一支多么壮观的力量！
1859年10月16日晚上，约翰·布朗带着他的队伍（22人），揭竿而起，先占据波多马河桥梁，又占领了联邦军械库，控制了这座市镇，并俘虏了当地驻军负责人。
但是，附近的军队出动了，在第二天早晨团团围住布朗的队伍。布朗等人毫无惧色，坚持了两天一夜，结果有9人阵亡，7人脱离战场，连布朗在内7人被俘，其中3人受伤。军队用私刑肢解了黑人阵亡者纽比的尸体，引起了极大轰动。
一场“审讯”开始了，但是，负了重伤、由担架抬上法庭的布朗针锋相对，继续斗争。判决结果，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由种植园主参加的陪审团判定他有叛国罪、煽动奴隶叛变罪和蓄意杀人，判处死刑。
约翰·布朗并没有因为挫折而失掉勇气。他在向报界发表的谈话中，深信像堪萨斯血战和哈泼渡口起义等等，必然在美国重新出现。而且，唯有这样的道路，才能使得美国黑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布朗昂首挺胸走上绞刑台，就是他的敌人也无不表示敬畏。
林肯是在1860年当选为总统的。当时，北部的工业资本家与南方的种植园主已经到了极不相容的地步。在林肯上台以前，美国的16个总统就有11个是南方的种植园主捧上台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奴隶主在北部的工具），遇有南北之间发生摩擦和矛盾，在解决时总是南方占上风。林肯的当选，在南方种植园主看来，将是北方资产阶级进行反攻的开始，为了维持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他们便急急采取对策。
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首先组织了分裂政府，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脱离联邦，宣布成立南方同盟。他们公然声言：“基础已经打下来了，它的基石是安放在黑人和白人并不是平等的这一伟大真理之上，服从优越的种族是奴隶的自然和正常的趋势。”
1861年4月12日，他们向萨门特要塞的炮台开炮进攻，内战于是爆发。三天之后，林肯宣布征集7.5万名志愿民兵，南下应战。这一场南北战争一直打了四个年头，到1865年4月9日才结束。
历史记载可资证明，在这场战争之中，林肯虽然发表了有名的《释奴宣言》，但是林肯初期的政治思想，却并不是为了释奴而进行这场战争的。
可以明确地说，解放黑奴，在林肯应付这场战争时，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是通过了这一手段，增加北部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才达到了北部资本家打垮南方种植园主的目的。
在战争初起时，许多人已经看出，这次交锋虽然是出自南北双方的经济摩擦和争夺，却无可避免地要触及黑人解放问题。但是，林肯对此毫不重视，尽管战争一经打响，便有大批黑奴暴动和北逃，他却拒绝正视这一现象。到了问题实在无可避免时，林肯才订出以下三条纲领。第一，黑奴要逐步解放；第二，奴隶主损失了作为财产的黑奴，应予赔偿；第三，黑人，作为一个异族的人，应从美国遣送到非洲或别的地方。所谓别的地方，指的是西印度群岛或南美。这些观点，绝不是站在美国黑人同一立场上的。如果再把1858年林肯的发言翻出来看，事实就更加清楚：“我不赞成，也从来没有赞成过以任何方法来实现黑白人种的社会政治平等。……我还要说，白色和黑色人种之间是有生理上分歧的，我认为这种分歧排斥这两种人在社会和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共同生活……而我同别人一样，赞成把优等的地位给予白色人种。”
就是他在签署并发表《释奴宣言》之后，自己也承认：“我不能说是我控制了事件的发展，我要坦白承认，是事件的发展控制了我。”形势比人还强，他是被迫走上这一步的，当然，能够走上这一步，还是应予肯定的。《释奴宣言》的生效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北部军队力量日渐壮大，向南进迫，终于攻下了作为南方政治中心的里士满城，迫使南方总司令罗伯特·李降交佩剑。
一场战争结束了，权力从种植园主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从打垮种植园主的统治来看，它获得了成功，但如以解放黑奴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距离尚远。
林肯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盖茨堡演说中虽然强调“一切人生来平等”，然而，他在战后并没有给予黑人以选举权，也没有将种植园主的土地分给被释黑奴。有人说，如果林肯不是在战后不久就遇刺而死，那么，在黑人问题上还不知道要出现什么样的倒退。
实际上倒退很快发生了。1877年海斯就任美国第19任总统的次月，就将南方的政权又交给了原贵族统治阶级，黑人人权就成了一纸空文，白人至上主义很快在南方死灰复燃。
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美国黑人仍然是下等公民，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生活贫困，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能进入各级各类高层机构，不能参加投票和选举，不能像白人一样享有人格自由和活动自由。
在南方的许多州，黑人不能在白人开的餐馆就餐；许多公共场所挂着“仅供白人使用”的牌子，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黑人也只能坐在后车厢，车的中部虽然允许黑人坐，但有白人上车，黑人必须给白人让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黑人发起了浩大的民权运动。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领导下的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影响到了全美国，传遍了全世界。
在1963年8月28日，群众示威行动在“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的运动过程中达到了高潮，此次示威运动中有超过25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
“我有一个梦，我梦想有朝一日，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同坐一处，共叙兄弟情谊。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而是以品行来评判一个人优劣的国度里。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梦想。”
与此同时，美国黑人的斗争进一步高涨。1964年，纽约哈莱姆区黑人的抗暴斗争是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的前奏。1965年，黑人抗暴斗争发展到9个城市，1966年为38个城市，1967年为128个城市，1968年4月，一个月内就席卷了美国的160多个城市，成为美国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
尽管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但39岁的马丁·路德·金还是被美国的暴力凶狠地杀害了。1968年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1968年4月16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说：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一百多年前，林肯的释奴宣言给予400万名黑奴以表面上的自由，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禁止蓄奴的决议案，但需要各个州议会批准才能生效。好多州迟迟不批准。直到1995年密西西比州议会才终于投票通过了修正案。在2013年2月7日才将批准文件上交美国政府。所以直到今天，美国几千万黑人仍然被践踏在种族歧视者的脚底下，歧视和残害黑人的实例屡见不鲜。这也充分说明，美国的自由平等说教是多么的虚伪。马丁·路德·金50多年前的梦想，一直到今天恐怕还是美国黑人的奢望。
（作者系社会学者；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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