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建议调沈端先(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些想法:一、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当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备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象乃超和我都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苹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他同太阳社人员很熟......,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不久夏衍便作为“左联”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开始工作了。(见吴泰昌《艺文轶话》第299页)可见,根据夏衍的资历、人缘和表现,从便于与鲁迅联系出发,故而党组织调他进来的。正因为夏衍是作为主要筹备人参与组建“左联”,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12位“左联”发起人之一,自始至终地参与了“左联”全过程的筹备会议。据美术史专家黄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中说,1930年7 月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时,中共中央部文委曾委托夏衍代表文委参加成立大会。可见他的身份非同小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与鲁迅、钱杏邨一道被推定为3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又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一说执行委员。众所周知,鲁迅是“左联”的盟主,是旗帜。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文章中,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沈端先(夏衍)名列首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序才改为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鲁迅提到了首位。由此可见,夏衍主持“左联”成立大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成立大会前排的 4个方凳,应是夏衍所说的“主席台”,它是主席团成员鲁迅、夏衍、钱杏邨,和党组织代表潘汉年等四人就座之位。 然而,夏衍又为什么说是“参加主持会议”,而不说“主持会议”呢?这就要推究“主席团”的议事规则和会议制度。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来就没有绝对“最好”、“最佳”或“最优”的制度或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或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最适合”、“最适应”的制度和模式。主席团的会议制度是有利于贯彻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据考证,从党的历史来说,组成大会主席团始于党的四大。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开会前,代表们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此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代表大会,以及有些社团的会员大会上,大多沿用这一制度。当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主席团成员可集体主持会议,也可推选执行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从夏衍的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次会议我在主席团里,参加主持会议”,看来“左联”成立大会是主席团成员集体主持会议。正因为是集体主持会议,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因此造成了几十年来不知谁主持“左联”成立大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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