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朝鲜战争爆发60多年来，有关美军在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发动细菌战的问题始终备受历史学家关注。1976年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听证报告的证词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在大量翔实的证据面前，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一直持否认态度，但仍不能掩盖其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此外，美国细菌战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队的特别项目部，该项目的研发中心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营地。
朝鲜战争爆发60多年来，有关美军在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发动细菌战的问题始终备受历史学家关注。随着中、俄、美三国大批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尘封数十年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然而，面对翔实的调查结果和有力的证据，美国政府仍矢口否认。
1952年初，中国和朝鲜控诉美国军队违反国际《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秘密地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多，如军事科学院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
［1］，在“粉碎美国的细菌战”一章中，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沈志华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2］一书中利用中、俄解密档案和资料也对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进行了阐述。
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曲爱国的《是美军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的“谎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斗争的历史考察》
［3］，等等。
真相到底是什么？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为打“政治宣传战”而编造的“谎言”？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后认定，不仅会影响亚洲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看法和观点，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认识，也涉及复杂的政治和外交等因素。
本文以美方的档案和解密资料为基础，试图利用新的证据来揭露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两国实施细菌战的真相，以便得出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支持两天前由朝鲜外交部长朴宪永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罪行的指控。
12月，毛泽东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4］
面对中朝两国有确凿证据的指控，美国却矢口否认。为了帮助美国政府否认这一罪行，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韦兰德甚至提出，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波特·罗杰“冒着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声明美国远东空军不具备实施细菌战的能力。
［5］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过来指责中国和朝鲜是为了迫使美军在战俘遣返谈判上作出让步、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搞的“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和朝鲜的指控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两国所列举的证据是伪造出来的。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朝鲜战争中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上：
一是有关中国拒绝美国建议由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介入调查的争论。
1952年6月，由剑桥大学著名生物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率领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中国进行调查。
在大量人证、物证和科学检验结果面前，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完成了一份600多页的报告。因该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又被称为“黑皮书”或者“李约瑟报告”。
他们的结论是：“中国东北和朝鲜人民，却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6］
该报告公布以后，美国立即对其进行批判和否定，其理由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亲共”的倾向，而且中方数次拒绝了美方及联合国军成员国邀请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的主张。因此，美国认为“李约瑟报告”的结果是虚假的。
而事实是，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七名科学家中，除了一名来自苏联外，其他六名都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由美国提议介入调查的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性质与构成就会发现：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而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组成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是战争的另一方；
其次，美国所谓的“国际红十字会”实际上是瑞士的“国家红十字会”，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再次，美国建议成立的科学委员会由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乌拉圭五国提名的科学家组成，在这五个国家中，除了埃及以外，其他四国都支持美国在1950年6月25日向联合国提出的谴责朝鲜侵略韩国的提议。
考虑到美国提出的三个机构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此中国拒绝其介入调查。［7］
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担心有关细菌战的检验结果和数据泄露给美国以后，会成为美国检验其细菌武器效果的重要依据。
二是关于美国空军战俘供词真伪的争论。
从1952年5月开始，
中朝方面陆续公布了承认曾参与实施细菌战的近30名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其中3名上校军衔的空军战俘谈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过程。
另外，美国空军上尉驾驶员约翰·奎恩还供认其在朝鲜投掷了细菌弹。［8］
美方则认为这些飞行员是无法忍受中国军方对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被迫供认，甚至认为有的飞行员被中国政府进行了“洗脑”，因此，这些战俘在特殊情况下的供词是不可信的。
美国现有的大量资料显示，这些空军战俘在1953年被遣返回国后，在美国某些机构的审讯和威逼之下完全否认他们在朝鲜的供词，特别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在其回国以后立即翻供，并强调他是被中国军方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招供的，企图化解有关细菌战的供词对美国声誉的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7］(p92)
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威胁与压力才是导致战俘翻供的主要因素。
美国检察总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曾经公开说过：“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如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执行死刑的叛国罪的指控。”［9］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参议员李察·罗素写了一份声明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
［7］(p90)
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制造的威胁与压力外，战俘还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压力。因此，这些被遣返的空军战俘翻供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美军没有使用过细菌武器，即使受到再严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些战俘也编造不出实施细菌战的细节和过程。
三是关于前苏共中央档案抄件真实性的争论。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该杂志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以及其收集的12份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
其主要内容是：1953年4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向苏共中央提交的备忘录中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的伊格纳季耶夫扣留的有关苏联驻朝大使支持朝鲜方面“伪造”疫区、“伪造”被传染人员的报告，并声称朝鲜方面根本没有掌握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方面也没有发现鼠疫、霍乱等病菌。
［10］
因上述内容来自原苏共中央档案，故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关注。美国威尔逊·伍德罗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刊载了翻译的12份抄件，同时还配有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与米尔顿·利藤伯格的考据文章。
［11］
他们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并且指出这些新的证据非常重要，它将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争辩最终平息。
但是，这些档案抄件的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些档案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其次，这12份抄件不包括贝利亚所说的被伊格纳季耶夫扣留的报告，报告内容无从得知；同时，
这12份档案只有手抄件，没有原始文献，是内容摘抄，而不是全文照录，并且这些档案抄件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
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些抄件时也专门指出，在正式档案文献公布之前，这批抄件的真实性始终受到怀疑。
再次，到目前为止，这12份档案抄件的内容无法得到中国档案文献的证实，就连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也同意需要更多的中方档案来证明这些抄件的真实性。
［12］
在没有得到中、俄两国原始档案确切证明以前，不能盲目相信其内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做出否定美军曾经实施细菌战的结论。
二、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政府对细菌战的政策及研发过程
1952年初，中朝政府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指控暴露出美国极力保护的一个军事机密，即美方在朝鲜战争中开展细菌战的能力。美军到底是否具备细菌战的能力？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还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就进行了细菌战的可行性研究，但是考虑到细菌武器的运输困难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人口免疫的难题，美国还是放弃了大规模开展细菌武器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受同盟国军事、政治、工业利益的驱使，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1939年公布细菌武器发展研究报告的刺激和威胁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发展细菌武器的可能性。
当时，不仅像苏联、法国、英国等大国有细菌战项目的研究计划，就连加拿大、波兰等国也开展了此项研究。
［8］(p27)
1941年10月，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亨利·史汀生组建了一支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对细菌战项目进行指导和研究，他还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一个细菌战项目委员会。该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即与英国、加拿大的细菌战项目建立了联系。
［8］(p29)
1942年2月，细菌战项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细菌战是可行的，并且史汀生还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主张通过民间机构积极的、秘密的推进细菌战研究项目。
罗斯福虽然没有看过这份备忘录，但他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议。事实上，罗斯福总统显然是被这些主张开发和研究细菌战项目的专家给说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考虑到了德国和日本细菌武器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13］
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将细菌战项目任务转到了美军作战部，并且与美国海军部共同合作进行。在25万美元启动经费的支持下，细菌战项目迅速成为战时美国第二大军事科研项目，仅次于当时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由于细菌战项目的重要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有近4000人参与到该项目的开发和研究中。
美国细菌战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队的特别项目部，该项目的研发中心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营地。
迪特里克营地建立于1943年4月，当时，同样位于马里兰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厂已经不能满足细菌武器研制迅速发展的需要。到1944年年底，该营地的科学家们对很多种细菌及生物武器进行了试验和研究。［8］(pp30～31)
但是，一方面，因为美国已经批准了1925年《日内瓦条约》有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因此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使用细菌武器会遭到美国国内及世界舆论的谴责，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却没有同意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条约，这就使国际社会怀疑美国的意图，并成为对其进行指责的理由。同时，美国还有另外一种约束，就是害怕报复和考虑到战争对象是否值得冒险使用细菌武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走向冷战阶段，基于对苏联拥有实施细菌战能力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军方要求将细菌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以保证在未来的生物战中处于优势地位。
另外，由于细菌武器相当低廉的研究成本和发展迅速的特点，所以在冷战前期，扩大细菌战项目研究计划对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基于以上考虑，美国政府决定对日本细菌战战犯及其罪行进行包庇和隐匿，准备赦免日本细菌战战犯，以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资料和活体标本。
在被赦免的战犯中，包括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祸首石井四郎。由美国情报官员帮助编写的石井四郎的个人评估报告，使他免除了战犯的审判。
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他们这样描述石井四郎：“他是亲美的，并且他尊重美国的精神文化和物理科学。”［14］
可见，美国为了获取日本的细菌战资料可谓是“煞费苦心”。由于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日本试验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证据公布于世。美国政界、军界、学术界与媒体为了掩盖其与日本的不光彩交易，反称苏共是在“作秀”，是为了搞“政治宣传战”。
［15］
美国到底从与日本的交易中得到了什么？美国国家档案中的资料显示，美国军方对石井四郎和细菌战专家至少进行了24次询问，而且对询问记录进行了备份。
石井四郎和日本细菌战战犯总共向美国提供了35份书面报告，报告还附有大约8000张详细记录的800个人体测试的幻灯片，以及有关鼻疽、鼠疫和炭疽病的三份尸检报告。这些报告的篇幅从300多页到800多页不等。
日本战犯所提供的有关细菌战研究的报告显示，日军对细菌战的研究与美国相类似，范围较广，细菌类型多，但主要是集中在对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等病毒的研究上。
［16］
在得到日本细菌战的详细资料后，美国的细菌战专家写出20多份详细的分析报告。
1947年11月，从日本回到美国迪特里克营地的生物战项目负责人埃德温·希尔博士称：“在这次日本的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大大扩充了这个领域的各个方面。”［17］
在目前所解密的美国国家档案中，虽然没有关于石井四郎等日本战犯帮助美国进行细菌战和细菌武器研究的记录，但是有证据表明，日本人所提供的细菌战的情报资料帮助了美国人在1947年以后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的设计和测试。
［17］(pp64，201～202;73，280)
1950年6月30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美国国防部长特设的研究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战争的史蒂文森委员会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关于更加广泛的发展生物武器的计划和更加激进的八项建议。
10月27日，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批准了这些建议，使得美国军方在战争爆发时能够使用包括新的神经毒气等生物武器，并研究和测试有关进攻和防守方面的生物战。
史蒂文森委员会的报告还否定了国际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定义和分类”，主张美国放弃“使用生化武器只用于报复”的国家政策。
美国空军完全赞同该委员会的建议，主张大规模开发和使用生物武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敌人精神、软化敌军进攻、隔离战场等方面的潜力和好处，他们认为美国必须“毫不拖延地获取强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并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生物武器系统用于紧急战争，以对付苏联和中国。
尽管做了大量的努力，1952年9月，美国军方负责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人员仍向政府报告，他们把杀伤力强、稳定、可行、易传播、成本低、能产生疫情的细菌武器运用到常规战争中的计划并不成功。
而一年后，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两年的结果表明，他们对细菌武器的计划过于乐观。但是，这不表明他们的计划在朝鲜战场上没有收获。［5］(pp241～249)
早在1950年2月，美国生化部队负责细菌武器研制项目的威廉·克雷塞就通知国防部，三种病毒试剂与最先进的M33炸弹已经成功地经过了实地测试，再经过一年的继续研究，这种细菌弹的威力可以发展到4天内将病毒扩散到500平方英里的范围。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美方除了研制出含有能引起波状热的猪布鲁氏菌细菌弹外，还研制出了含有炭疽、兔热病、鼠疫、肉毒杆菌四种病毒的细菌弹。
1951年夏天，美国军方负责细菌战项目研究的部门想在朝鲜战场上对已经研制出的各种细菌武器进行测试和检验，与此同时，美国迪特里克营地的科学家与加拿大的细菌战专家一起继续研究和开发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疾病的炸弹，
他们利用苍蝇、蚊子、跳蚤等昆虫携带的病毒或带病毒的火鸡羽毛生产出细菌弹，中朝部队在战场上发现的美国空军投下的细菌弹就是这种。［8］(pp64～79)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军方对细菌武器的研发由来已久，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细菌战研究有较快的发展，美国政府对细菌战的政策也改变了“只用于报复性行动”的立场。
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美国为了在边打边谈中取得优势地位，是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性采取细菌战的。
三、美国现有档案文献资料中关于其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证据
在中朝两国提供的大量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翔实证据面前，美国政府和军方一直持否认态度。
许多关于细菌战的美方档案一直没有解密，美国政府也很少透露有关这一问题的档案资料。
更让学者们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美国国家档案中一些有关细菌战项目的档案记录要么丢失，要么被破坏和删除，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掩盖下，想得到美国官方公布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书面材料是非常困难的。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公开承认在对越战争中使用过化学武器，这就重新唤起了人民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细菌武器的怀疑。
［15］(ppⅪ～Ⅻ)
从1976年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听证报告的证词中，我们发现有两点可以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
第一，1952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与在迪特里克营地的美军细菌战实验室达成了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开发和研制细菌武器及运输系统。
在参议院专门委员会的盘问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比承认，由于缺乏书面记录，同时一些书面材料在1973年被损坏，他不能排除细菌武器被用于进攻性行动的可能性。
［7］(p81)
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使其不可能留有大量的书面材料，即使有也不会对外公布，其目的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利益服务。
第二，“合理否认学说”。
尽管这一理论不是美国所独有的，但事实上“合理否认学说”被解释为美国外交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参议院霍华德·贝克将这一学说定义为：“任何行为都要以确保美国政府不受责备的方式来完成的系统学说”。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合理否认”被用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如果美国否认某些东西，而又不能被证明是虚假的，美国就可以这样做。［7］(p81)
参议员克拉克?默尔霍夫更是直接指出：“‘合理否认’构成一个精心策划的封面故事，常常还配有一小撮高级官员的伪证。然而，当谎言和伪证还不充分的时候，就必须故意销毁一些与封面故事不一致的书面记录。”
［7］(p81)
可见，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其“合理否认”的目的，不惜用破坏档案记录的方式来掩盖真相。美国对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指控的否认，就是“合理否认学说”的最佳体现。
在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完成上述听证会以后，
纽约的《新闻日报》出版了一份有关美军细菌战尚未解密的报告的摘录。该摘录公开了从1950年到1966年美军在8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体细菌试验的情况。这则消息震惊了所有的参议员，他们认为军方对他们不知道隐瞒了多少重要的数据和事实。
［18］
与此同时，1976年11月9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一部日本电视纪录片，该片控诉日本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细菌试验残忍地杀害了3000名中国囚犯，并且进一步指控这些刽子手通过与美军分享试验成果的方法逃脱了战犯审判和惩罚。
日本细菌部队的5名军官声称，美国军方承诺如果他们将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的重要数据和资料提供给美国军方，他们将受到完全的保护。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对此报道予以否认，但承诺进行调查。
日本媒体的指控恰恰与1952年李约瑟博士率领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所提供的调查报告相吻合，即“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二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7］(p82)
除了以上的书面证据外，还有一些人证，他们因为支持中国和朝鲜对美国政府的指控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例如，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的约翰·鲍威尔在上海主办了英文杂志《中国月报》。由于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对美国细菌战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
1956年，鲍威尔与他的妻子被美国指控犯有煽动罪，6年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和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判他们无罪，但是，此后他再也不能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了。
［8］(p39)
后来，鲍威尔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1980年10月发表了《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战争罪行》一文，对美国与石井四郎的肮脏交易进行了揭露。
［19］
另外，还有一些战地记者，比如当年第一时间向西方民众报道有关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澳大利亚记者弗雷德·格拉汉姆·伯切特和英国记者阿兰·温宁顿，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遭遇，撰写了大量揭露美国罪行的战地报道，因此，他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视为眼中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中朝两国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指控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由于参战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档案没有彻底公开，特别是美国方面将大量有关细菌战的直接档案证据和资料进行了技术处理和破坏，一些档案已经不知去向，很难再还原其真实面目。所以，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会继续。
面对已有的大量证据，美国政府仍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否认。一些支持美国政府的政客和学者声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具备细菌战的能力，还有一些人声称，朝鲜战争中美国对细菌战的政策是“只用于报复”的目的，因此不会首先使用。
大量翔实的证据证明，以上学者的言论都是借口和谎言，其目的就是想掩盖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真相，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和舆论面前的大国形象。
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不亚于越战，但是美国政府却称朝鲜战争为“被遗忘的战争”，极力让它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试图掩盖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美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面对美国众多学者要求政府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项目的档案资料时，美国政府不会至今仍保持沉默。
综上所述，除了“李约瑟报告”，中朝方面掌握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近30名美军飞行员的供词外，美国现有的档案文献中也有一些有力证据。美国再狡辩也不能掩盖其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中朝两国反对美国细菌战的斗争是朝鲜战争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朝鲜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也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曲爱国：《是美军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的“谎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斗争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2008年第2期。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5］Conard CCrane，“No Practical Capabilities”:American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Programs During the Korean War，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Vol45，No2，(spring 2002)，p242
［6］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1952：60；People’s China，Oct1，1952：38～41
［7］Stephen LEndicott，Germ Warfare and“Plausible Denial”：the Korean War，1952～1953，Modern China，Vol5，No1，Jan1979，pp87～89
［8］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66～169
［9］New York Times，Aug15，1953;Canadian Far Eastern Newsletter，Nov1953
［10］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 11，Winter 1998;Peter Pringle，Did the US Start germ warfare?New Statesman，Oct25，1999;12，578;ABI/INFORM Global，p11
［11］Kathryn Weathersby，Deceiving Deceivers:Moscow，Beijing，Pyongyang，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Milton Leitenberg，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Background and Analysis，CWIHP Bulletin，Issue 11，Winter 1998
［12］Peter Pringle，Did the US Start germ warfare?New Statesman，Oct25，1999；12，578；ABI/INFORM Global，p11
［13］Robert Harris and Jeremy Paxman，A Higher Form of Killing:the Secret Story of Gas and Germ Warfare，London，1982，pp95～96
［14］“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oyoda Group”，nd，circa June 1947，Ishii，Shiro，File201，Book I，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G2)，General Staff，Far East Command，RG331，NA
［15］Seymour Hersh，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American’s Hidden Arsenal，New York，1968，pp13～18
［16］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New York and London，1994，pp59，64～65，188，206～207
［17］Albert ECowdrey，The Medics’War，Washington，DC，1987，p219，nd24
［18］StLouis Post Dispatch，Dec22，1976；Toronto Star，Dec23，1976
［19］John W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The USCoverup of a War Crime，in the October/December，1980，issue of 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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