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85周年，“学术界”在“高屋建瓴”或是“长篇累牍”地纪念，是好事情。但纪念需要从核心要义出发，又回到“中心思想”，不能洋洋洒洒、离题万里、“言不及义”。
“转折”就是从毁灭到生存。红军战士为什么想念毛主席？“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歌曲里的表达还是太过隐晦，敞开了说就是到了不知道向何处去、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已经到了跟着这帮人、照着现在的路线走，就是自蹈死路。在建党六十周年之际，吴黎平同志发表过一篇《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段回忆）》（见附后）的文章，提供了不少材料，很值得仔细研究。用吴黎平同志的话说，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王明路线领导者的指挥下，红军不是在走向毁灭吗？”
从1932年1月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先后以军事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来“运筹全局”，结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赶到了马背上，英勇红军将士数十万鲜血白流，更有相对应的更多数量级的留守南方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包括瞿秋白）和红区群众的无辜就戮。从瑞金到湘江，成建制的损失可能为人们注意得较多，但实际上红军长征到达贵州之后，“由于行军和多次作战，红军人员减少更多”（吴黎平）。而且前路未卜、生死攸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开始成规模地集体“怀念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杰出指挥,都希望毛泽东同志在危难之际来重新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吴黎平）。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错了，那就会南辕北辙，千百万人头落地。而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因为决策者“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教训之惨痛虽历经80多年依然让人感到揪心。也正因此，我们今天以纪念的名义去回顾这段历史，更应该深切领会毛主席的教导：
【“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革命事业就“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历史不是拍玄幻剧，莫忘了，就是在遵义会议会场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发难：“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多看了些《孙子兵法》！”（《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据毛主席1963年10月26日谈话，他当时“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5卷272页）。但必须指出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马列主义领袖，其创造性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建树真正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党有幸、红军有幸、劳苦大众有幸，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找回了自己的大救星。
【“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这个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几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
转折就是希望。而希望是穷苦人唯一剩下的东西，而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们心中仅有的希望所在，应该没有人会愚蠢到要试图夺去人们心中这不灭的火炬吧。这也是全世界“社会底层”的草根们那样“想念毛主席”，总要找好多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来“回望毛主席”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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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黎平 来源：《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01期
在纪念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六十周年之际，我不禁以深切的、激动的心情，怀念我们党的最重要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已经由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切地申述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辉煌功绩是第一位的，而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即令是重大的，也只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使我国民主革命能够及早胜利并且不失时机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那么我们的革命胜利很可能推迟多少年，中国人民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探讨党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紧紧牢记这一点。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有若干时期，也就是在中央苏区以及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我曾经有幸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曾耳闻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教诲，目睹他的模范行动，即使仅仅是片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过程中的伟大功勋和杰出作用。所以我就记忆所及，特在纪念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写出我在狭隘经历中所记忆的片断事例，如有不妥当、不确切之处，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知识是极为渊博的，当然有的方面比较突出，有的方面程度较次，这是实践发展所决定的，是很可以理解的。在这中间，我觉得在军事的理论和实践上，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里先说点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军事问题上的教诲。在军事方面，据我看来，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很大的发展。这也不奇怪，因为，马克思没有参加过战争实际；恩格斯虽然参加过老式军队，但没有亲自指挥过战争；列宁虽然领导了初期的苏维埃国家，原则上决定了革命战争的战略；但没有直接指挥过革命战争的具体行动。而毛泽东同志则不但直接组织了军队，亲自参加了革命战争，而且直接指挥了革命战争，甚至在三十年来的很长时间里连续不断地指挥了多种形式的战争，使各个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不但直接指挥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而且深刻地总结了战争的经验，留给我国人民以卓越的军事理论遗产，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对战役的具体指示了。可以说，马列主义导师们中，没有一个象毛泽东同志那样指挥过这么多的战争、战役，留下这么多的、这么深刻的军事理论著作，给后世共产党人留下如此丰富的、辉煌的军事理论遗产。这些著作，不仅有伟大的军事意义而且有深刻的政治的哲学的意义。
在革命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给了我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从上海监牢里出来、由党中央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在我到达瑞金后不久，在十月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经欧阳钦同志介绍认识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同志。他说，你不是在《实话》（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写过痛斥蒋介石的文章吗？你译的《反杜林论》我也看了。以后有时间我们谈谈。从此以后，特别在我被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后，毛泽东同志多次约我谈话，纵论各种问题，当时谈得多的首先是苏区的军事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不在于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列宁的现成辞句，而是在于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问题，求得正确的解决办法。对于我们根据地，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去分析当前的最重大的迫切的政治军事形势问题，得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取得我军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说：有人问，我是哪里学的军事？是的，我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我是在战争实际现场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去分析情况，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去求得正确的战略战术与行动方针。是的，我也读过孙子兵法，也看过克劳塞维茨的书，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背诵别人的现成的语句，而是自己对于当前的迫切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按照当前的具体情况的特点，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得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这样做，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谈到当时（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军事形势时，毛泽东同志说：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打仗是实实在在的事，要打好仗，要战胜敌人，就得真正了解敌人，了解自己。当前（指一九三三年）敌人是怎样，我们自己又是怎样了敌人统治了绝大部分中国，而且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他们兵多武器好，有大炮、飞机，有大量的资财、方便的交通。我们呢，兵少武器差，非但没有飞机，也无几尊大炮，既没有多少资财，也没有方便的交通。但反过来，我们也有自己的优点，我们兵虽少，但是我们的队伍觉悟高，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我们战士觉悟到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土地革命的利益，为自己的切身利益打仗。我们的队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好，群众愿意多方面地帮助我们，经常给我们送消息。我们队伍了解情况快，机动灵活，严守机密，亲密团结。我们必须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调动敌人，分散敌人，攻其弱点，聚而歼之，各个击破敌人，进而取得全局胜利。我们在反对一、二、三、四次“围剿”中就是这样打的，取得了粉碎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不仅调动了更多的兵力，使用了更多的武器，而且改用“碉堡政策”的新战术，稳步推进来包围我们，缩小我们的地区，企图削弱我们，困死我们。在敌人新的进攻战术下，当时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们提出了单纯防御性的战略战术，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对此严厉批判道，我们的“国”有多大？敌人管辖领土有多大？如果不运用我们的长处，用攻势防御的战术，去各个击破敌人，而让敌人发挥其所长来削弱和打击我们，那末非但我们的“国门”要被打破，连整个根据地也会丧失。往后事实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料的那样，虽然我们工农红军奋勇作战，但由于当时的指挥者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战术，敌人非但打破了“国门”，而且逐步深入到根据地的腹地了。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形势很清楚了，我们在中央苏区这块根据地里是站不下去了，如果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实行突围，那么我们就有全部班灭的危险。于是当时的党中央只好作出了红军突破敌人封锁实行长征的计划。
在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之后，苏区领导多方面地进行了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召集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以布置善后工作。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这时我听说，博古他们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这是我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是永诀。秋白同志，你对以后王明路线被党所战胜，你对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终于取得的辉煌胜利，亦当含笑九泉了吧！
我们红军在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压迫下，由于王明路线首领的错误领导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指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在部队进行一个时期的集结后，我们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退出根据地，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不仅在反第五次“围剿”的战争指挥上实行了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离开苏区举行长征的过程中也实行了非常错误的部置。他们不分析敌人和我们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恰当的作战行动，而是把长征当作大搬家看待，把许多苏区的笨重的资财搬走，甚至把笨重的印刷机器用大批的人力扛着走。这浪费人力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影响红军部队的敏捷灵活的行动。那时的行军序列是：一、三军团作左右两翼在前当先锋部队，五军团在后作后卫，中间是中央及其直属的队伍，由前面的一、三军团和后面的五军团护卫；另有九军团作机动。由于中央队搬运笨重物资行运迟缓困难，所以一、三军团不能乘胜敏捷展开，殿后的五军团行动更加被动挨打，损失更加严重。红军最初离开苏区根据地时大约是八万人。突围和作战的损失，特别是渡过湘江行动笨拙迟缓所造成的损失，使红军的人员在到达贵州边境时已减少三分之一；在贵州，经过行军和多次作战，红军人员减少更多，同时因长时间连续的行军作战使部队十分疲劳。究竟红军怎样继续前进，前途究竟如何，大家都不清楚，都提出了很多疑问，情绪甚为激昂。大家心里都提出一个问题，在王明路线领导者的指挥下，红军不是在走向毁灭吗？大家怀念以前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杰出指挥，都希望毛泽东同志在危难之际来重新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
我有一次曾经问过毛泽东同志，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同志想了想回答道：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及时看清楚了那时错误路线的危害性，而且善于掌握斗争时机。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部队到了贵州，部队经过战斗，消灭了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遵义。在这里红军不仅休整和补充了自己的队伍，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召开了清算王明路线错误与罪恶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中央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同志做了很多的细致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把过去曾经拥护过教条宗派的干部群众和王明路线的头头严格分别开来，而且对教条宗派内部也按照个人的表现和其对错误的认识，在做深入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区别对待。在过去被认为是教条宗派骨干的同志中，毛泽东同志首先争取了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以前的某些战役中曾经提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对王稼祥同志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了他的认识，使他逐步接近了毛泽东同志。闻天同志虽然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所犯错误多半是由于思想认识问题，他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他和王明这类阴谋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他在中央苏区后期已经开始认识王明路线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并且和秦邦宪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同志在作思想工作中，使闻天同志更加认识到王明路线对革命危害的严重性，并且逐渐靠拢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一点对开好遵义会议是有重大关系的。在遵义会议上，正报告是博古做的，付报告是周恩来同志做的。正是因为在会议之前，毛泽东同志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做了细微的思想工作，所以毛泽东同志不仅获得原来拥护他的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赞成票，而且获得了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等原来拥护王明路线的一些同志的赞成票，从而取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在这基础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并且在会议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的军委领导小组，这实际上就是选举毛泽东同志来直接领导整个军事工作，指挥整个革命战争。遵义会议上推选张闻天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以代替博古（秦邦宪）。闻天同志在此后的工作中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曾公开地指出过：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同他合作了的，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上，也曾做了不少好事。由于从遵义会议起，在党内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使党的领导往后不论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战以后自卫战争中，节节走向胜利；使中国民主革命顺利完成，并在人民力量的强大基础上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入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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