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 以牺牲将领的多少评价国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个伪命题

毛主席说：尽管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少得多，但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来说，按其战斗力等项情况来说，“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近来关于抗战史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对此，需要正确认识并加以辨析，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抗战中强大起来的内在逻辑。

 

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

 

历史终归是历史，要实事求是。我认为，对国民党的抗战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同样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

抗战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包括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以台儿庄血战为代表的重大战役的影响、以张自忠为代表的抗日英杰的抗战精神和国民党最终坚持抗战的立场，都不应抹杀。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是个决定性因素。“中流砥柱”一词，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的客观的、形象的定位。

 

为了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的说法：

 

“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纵观抗战历史全局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实际核心。对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倡导并高高地举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系统阐述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始终坚持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它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有三大法宝：一为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二为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三为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的基地，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三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到了主导作用。

 

如果说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实际核心，那么对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可定位为抗战时期的国家代表。因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承认了中央政府。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积极表现，可以归结为：

 

一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从淞沪抗战开始进行了20多场会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

 

二是国民党军队先后组成两批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直接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三是国民政府主导的外交，争取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四是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赢得了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大国地位。

 

这些作用，我们都予以充分肯定。

 

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来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个伪命题

近来网络上流行这样一种极端说法：“抗日时期国民党100多位高级将领牺牲，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1位高级将领。”以此来贬低共产党对抗战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对此，有必要进行辨析。

 

不可否认，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进行了22个大的战役，牺牲了比较多的将领。这些将领都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铭记并彰显他们的历史业绩。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贬低共产党的抗战功劳。

 

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有250万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过四五万人，而且装备、给养很差。国共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客观事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始终同国民党军队一样去进行阵地战吗？显然，不可能。

 

共产党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而且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只要这样打游击战，就不可能牺牲那么多将领。

 

但是，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如何，不能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那种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来评价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大小的看法，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是个伪命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各师主力在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根据地。

 

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等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发展，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1944年，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部分沦陷区还变成了根据地。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遭遇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后，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抗战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

 

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还有民兵220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诚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消灭了日军两万多人。但是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讲，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即打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组织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多种形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逐个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到1943年，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至抗战结束，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这里讲的作战次数和消灭日、伪军的人数不是抗战后讲的，而是在抗战时期就报告国民政府了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叫“游而不击”，就是在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作用。上述数据是最有力的反驳。

 

毛泽东说：尽管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少得多，但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来说，按其战斗力等项情况来说，“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如果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数量和消灭日、伪军数量的比例，与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和消灭日、伪军数量的比例来作比较，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流血牺牲，寸土必争地发展起来了，怎么能说是“坐大”呢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了发展壮大的态势，这既是我们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依托，也是我们党自身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表现。但是长期以来在此方面有一种论调称：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日坐大”。这也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共产党不是什么打抗日旗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在抗日。进行抗日的地方，就是国民党军队没有保住的大片国土，也就是敌人的后方。在敌后抗日流血牺牲，寸土必争地发展起来了，怎么能说是“坐大”呢？国民党指挥的一些仗没打好，丧失了许多国土，共产党到那里去进行敌后抗战，打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收复国土，不是什么“坐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处于强敌包围形势下的敌后战场，如果共产党军队不作战、不苦斗、不流血，是一天也‘游’不下去、一天都‘坐’不住的。”

 

在抗战开始的防御阶段，日本侵略军来势凶猛，丢失一些国土，这在所难免。共产党收复国民党军队丧失的国土，以及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在日伪军占领的敌占区、沦陷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丝毫没去抢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盘。说共产党“坐大”，反过来看，只能证明丢失国土者的无能。国民党军队也有在敌后的，但主要不是收复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而是抢占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收复并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地方。那时所发生的磨擦、冲突就是这么引起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利益，又有各自所代表阶级的不同利益。由于后者，两党曾经血战10年。这时合作抗日，既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战，也为在这个大前提下的各自阶级利益而战。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因此，那种称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日坐大”的言论，至少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

 

 从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中把握共产党强大的内在力量逻辑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抗战中强大起来？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前面讲的几点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的正确把握中来理解。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牵涉到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共两党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

 

随着抗战深入展开，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错综复杂。如果说日本政府是企图吞并中国的疯狂侵略者，那么国民党顽固派则可称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局势的麻烦制造者。处理不好内外多方关系，中国抗战随时都有中途妥协乃至失败和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才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从而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正确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对引导中国抗战胜利起了领航性主导作用。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具有两面性，既有抗日、联共一面，又有对日妥协和“溶共”、“防共”、“限共”，乃至“反共”一面。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了充分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两次打退反共高潮后，都迫使国民党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其二，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使抗战力量最大化，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这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党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间势力的进步和转变。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国民党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了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深化了与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国民党共同抗日，择其最主要者有：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以斗争求团结。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 

 

这些原则，为坚持两党合作抗日确立了准绳，从而共同夺取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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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理论周刊”微信公号，本文发表于2015年8月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对历史少一点误读，多一份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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