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1日至16日，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幕。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为此拍摄的《新闻简报》在全国上映。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出席亚运会，取得优异成绩名列团体总分第三，实现了亚运会上的“开门红”。
更吸引眼球的是，在这部纪录片中，观众也看到了伊朗满大街的汽车、楼房、游泳池，俊男靓女，衣着光鲜……
影片中伊朗给当时的中国人极大的震撼：伊朗他们这样的富裕，这样发达，这样漂亮啊?
就这样，伊朗以一个高富帅的形象进入了那个封闭年代人们的视野。
一
骄阳似火，荒野一望无垠。
一夜之间，波斯大沙漠中惊现一片绿洲：高大豪华的城堡，绿树婆娑，鸟语花香。
此情此景，宛如《一千零一夜》再现。
只不过，这是真的，是现代史上最为奢侈豪华的一场盛宴的舞台。
公元前330年，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劫掠，留下了一片荒凉废墟。
1971年10月12日至16日，它又恢复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生命。
这是"王中王"伊朗巴列维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举行的盛会。《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荒芜的遗址上架起了3座巨大的帐篷和59座稍小的帐篷，奢华的真丝帐篷内有卧室、客厅、办公室、大理石洗手间……一应俱全。
帐篷城不远专门建了机场，供私人飞机起降；和首都德黑兰连接的1000公里的公路也告竣工。
持续五天的派对，活动精彩纷呈：
数千名官兵身着波斯帝国传统军装接受检阅；
大流士一世宫前灯光秀五光十色；
首都德黑兰还专门落成了地标性建筑“国王纪念塔”……
满饰珠宝和佩戴勋章的贵宾们乘车登上波斯波利斯周围的群山，在闪闪星光下观看震耳欲聋的声光表演。
英国王室、埃塞俄比亚国王、摩纳哥瑞尼尔王子和中东王室的代表来了。
南斯拉夫铁托元帅、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还有美国副总统阿哥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来了。
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差点也躬逢盛会。
郭庶英在《忆父亲郭沫若》一文中写到：
父亲受命作为中国特使……动身时声音就有些嘶哑。当飞机在乌鲁木齐停留，准备转乘其他航线时，父亲的喉咙几乎发不出声音了。……改变原订计划，由驻巴基斯坦的张彤大使代替父亲前往伊朗……
总算围着餐桌坐好了，巴黎顶级餐厅马克西姆165位厨师开始上菜。
18吨食物，有2700公斤牛肉、羊肉和猪肉，1280公斤家禽肉，1000公斤鱼子酱。伊朗产的鱼子酱，品级最高，滋味最美，是世界最顶尖的食材。除此之外，所有食材甚至连香芹叶都是从法国进口的。
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嘉肴色色新。
好酒自然少不了。清单上是这样的：2500瓶1911年的香槟、还有几千瓶上好的法国红酒、白酒、干邑白兰地……
巴列维国王当众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的神灵进行精神沟通，保证要继承这位已故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庆典是为了宣布自己为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传人，上帝的指定人。
他现在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自豪的人，正在中东和国际舞台扮演一个关键作用的新角色。
庆典的目的不消说，一定是实现了：波斯帝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再次让人看到，也品尝到了。
当代伊朗在巴列维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也和美味美景一样受到交口称赞：真棒。
巴列维以此向世界宣告他的"伊朗梦"：
在强大的领导人带领下实现经济腾飞，复兴波斯文明、重振帝国荣耀，赶超日本，栖身世界强国……
活动花销总计3亿美元。
不过，对王中王来说，钱不是问题。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伊朗天天都在为钱多着急。
二
伊朗人现在仍称呼中国为“秦”。
公元前221年，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秦诞生。波斯帝国要早上300年。居鲁士大帝开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在公元前550年，到了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版图横跨欧亚非，盛极一时。
如今是公元2019年，换算成波斯历的话，就是1397年。
公历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大明律》，继续海禁。文艺复兴将席卷欧洲，并将改写整个人类近代史。而地处东西方十字路口的伊朗高原上，阿拉伯语成了新的通用语，伊斯兰教取代拜火教，各地大兴清真寺：阿拉伯帝国横扫了波斯帝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多个世纪以来，在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扩建帝国的过程中，波斯数次遭侵占、灭亡，又诞生出新的王朝。
阿拉伯人曾毁灭过波斯，所以伊朗人都不喜欢阿拉伯，连数字都要用波斯文的，阿拉伯数字到这里不好使了。伊朗依然沿用着波斯历法，而这个历纪元元年是622年，那一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行到麦地那。
直到巴列维王朝更名伊朗前，这里一直叫波斯。1925年，有哥萨克血统的里萨-巴列维即位后，伊朗逐渐稳定下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伊朗经济开始飞速发展。1965年伊朗人均GDP为300美元，到1977年人均GDP达到2200美元。
须知我国从1980年人均GDP309美元到2007年人均GDP2553美元用了27年，而同样的增长，伊朗只用了12年。
伊朗之富傲视天下。
当然，西亚富裕都源于“真主的赐予”：石油。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猛涨，伊朗靠石油得以暴富。
这激起了巴列维重温强大波斯帝国旧梦的欲望，宣称到20世纪末要把伊朗建成一个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工业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当时的伊朗通过出口石油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不仅拥有了以前几代伊朗人从来不敢梦想的钢铁、化工、电力、汽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而且开始向电子和核能领域迈进，仅1975年同美国签订的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就一气购买了8座核电站。
当时的伊朗军事力量在西亚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威慑力，综合军力当在另两个伊斯兰大国土耳其和埃及之上，伊拉克远非其对手。
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三
仅在2018年年初，就至少有29个女孩因为在街头摘下头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很难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还是个洋溢着自由之风的世俗化国家。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回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
1941年，年轻的巴列维国王继位。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
当时，伊朗国内形势十分糟糕，全国土地主要集中在地主、教院王室手中。地主阶级、特权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引起农民怨恨和不满。
这不仅危害国家社会的稳定，而且也阻碍了巴列维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实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开始了白色革命，内容大致是这么六项：
将大量的土地，包括清真寺的土地分给农民。
推动工业化，把工厂的股份分给工人，无论国有还是私有。
普及教育，建立各级学校，推动包括女士的教育。
削弱宗教势力影响，取消教士们的司法权。
妇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白色革命”还对伊朗的社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改革行政机构、打击官僚主义等等。国家还为所有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的儿童。
巴列维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
1967年又通过了“保护妇女家庭法”，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
1968年，伊朗政府颁布“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保障，同年伊朗诞生了第一位女部长，此后还出现了女经理、女法官、女议员。
到1979年，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
伊朗女性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女性获得了跟男人一样的离婚权，女孩合法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这些大刀阔斧的措施，再加上正赶上战后石油行业的大发展。让伊朗一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国家。
这一时期，也是伊朗历史上最世俗化和最开放的时期。在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国王不断膨胀的雄心。
世界许多地区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伊朗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九大富国。
然而，巴列维国王的这些改革，大大的触怒教士群体，也为未来的覆灭埋下祸根。
四
十七世纪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在伊朗旅行，目睹难以置信的一幕：
仪仗威严的国王的大队人马在路上行进，路人纷纷闪避。
一个长髯飘飘的老头骑着毛驴不疾不徐，旁若无人走来，根本没有惊慌和恐惧。
随后，国王跳下车辇，跑向老头，亲吻老头的手。
问当地人才知道，那老头是最高宗教领袖。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在伊朗，以国王之尊，也是要匍匐在宗教领袖脚下的。
伊朗是一个独特的异数存在，有如在广大逊尼之海中孤立的什叶之岛。
穆斯林分裂成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的历史，与伊斯兰教本身一样久远。
什叶派一直将逊尼派统治者视为篡位者。而逊尼派并不认可什叶派教旨：伊斯兰教法学家统治。
什叶派教徒比逊尼派教徒更接近生活和社会，坚持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张，崇尚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在制度上的统一。
在全世界超过15亿的穆斯林中，10%至15%属于什叶派。伊朗是世界最大的什叶派国家。
什叶派拥有自己的组织和选举系统，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被教士群体推举为领导层。这些高阶教士在民间都拥有巨大的支持度。
这些教士们是呼风唤雨一样的存在。
好在，历史上他们还是支持君主制政府的，说他们是伊朗国王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并不为过。
但，白色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1963年由于白色革命赤裸裸地损害到教士的土地权利，导致双方积怨暴发，气急败坏的国王毫无顾忌地咒骂伊斯兰宗教界为寄生虫，并公开对民众说：
宗教领袖们在他们自己的粪堆里打滚，他们象蛆虫一样在污泥浊水里蠕动。你们应该象摆脱野兽一样摆脱这个污秽肮脏的阶级。
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
1971年那场史上最豪华派对更成为国王犯下死罪的铁证，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先知穆罕默德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
宗教领袖指控巴列维提高妇女地位的举动是想毁灭伊斯兰，谴责国王和政府“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让人民入狱和送死”。
国王在回忆录中竭力为自己辩白，“它不在于关闭男女混合学校，不在于妇女非要戴面纱，或者是剥夺她们与丈夫离婚的权力而必须过妻妾同床的生活；也不在于使她们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才符合伊斯兰精神。恰好相反，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于解放妇女，在于给她们一切可能的受教育机会，在于保障她们享有尽可能高的尊严……”
圣城库姆的毛拉们走上街头抗议国王的“倒行逆施”，见到不戴面纱的妇女就打。
国王对反对派态度强硬，对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血腥地镇压，大肆逮捕和驱逐反对派领导人。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的居住地库姆，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
残酷的手段终于见效，教权屈服于王权，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巴列维王朝的仇恨之种。
五
几十年后再看那场沙漠盛宴， 王中王和他统治的伊朗人民之间的鸿沟，却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流亡巴黎的霍梅尼愤怒地高呼，这些盛大的庆祝都和伊朗高尚的穆斯林人不相干。所有参加的人都是伊斯兰和伊朗人民的叛徒。
世界各地的伊朗社区也有同感。在旧金山，伊朗领馆外夜间发生爆炸，大楼起火，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一半伊朗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列维决定电视直播庆典、盛宴，也被解读为丝毫不懂百姓疾苦。
一位伊朗人回忆说，当年她在德黑兰上小学，和妹妹兴高采烈地看电视直播。妈妈铁青着脸走过来、二话没说就按了"关"。
伊朗怨声载道。百姓甚至没有钱送孩子上学、甚至吃不起饭，国王却这样奢华浪费。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鲜花如锦，烈火烹油，繁荣盛世，经济改革的成功，巴列维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是个独裁者。
被推翻的五个月前，巴列维国王仍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民支持他，同时国王手里还握着一支“无条件“效忠王室的强大军队：”没有人能推翻我。“
可五个月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神学家，在既无坦克又无士兵，既少盟友亦缺资金的情况下，居然于千里之外成功指挥了一场民众反抗运动，将不可战胜之敌一举击溃。
在经济蒸蒸日上之时，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何以戏剧般地突然倒退回中世纪？即使以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前提为金科玉律的学者们，也懵了。
巴列维在土地改革、现代企业建设、民主选举制度设计、民间卫生事业、扫除文盲以及树立社会公正等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实践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世道人心为之一振，人民似乎看到了曙光。
与之相比，反对国王的霍梅尼提出的政治方案连最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都觉得不合时宜：先知本人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国家管理大权于一身。他任命大使，签署国书，宣判罪犯，监督刑罚。这太落伍。
然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埋葬了巴列维王朝。
要知道，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
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1979年这两种不同体系决战的结果却是：伊斯兰革命战胜了白色革命，传统战胜了现代，宗教战胜了经济！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美妙之时，光明尽显，却突然覆灭，实在难解。
六
白色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社会意义上则完全失败。
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是急剧的社会分化。
“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
“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化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
此时国家的内部，一边是以钱权为粘合剂团聚起来的统治集团，另一边却是生活水平日趋降低的劳动阶层。
巴列维家族控制了二十四家豪华饭店，实际上垄断了旅游业、公寓居住区、商业中心以及附属的水泥和钢铁制造业……
在签订合同时，伊朗王室权贵充当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大发横财。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
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
法拉赫皇后加冕皇冠有1469颗钻石，36块绿宝石，105串珍珠和36粒美玉，穷奢极欲，比英国女王还阔气。这还不说英国女王的王冠是反复利用的老古董，不像法拉赫直接定做的一次性用品。
为了消解社会矛盾，巴列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隐姓埋名，走访全国各地，调查贪污和渎职。
此外还有一个比“皇家调查委员会”更秘密的组织，以国王的名义迅速地、全面地调查高级官员种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行为。
然而，巴列维王室，尤其是留着一副长指甲、被西方记者称为“黑豹”的国王孪生姐姐阿什拉芙公主，是伊朗一切腐败的根源和总后台，这个后台不倒，一切零零碎碎的“调查”都无济于事。
在两极分化中，进城农民陷入了最痛苦的境地，他们既没有能力在高消费的城市里立住脚，又无法重返农村，只能聚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流民群体。
事实上，巴列维剥夺宗教势力的土地分给农民, 支持率是大幅攀升的, 问题是这些土地不到4年就收归国有了。
如果说，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败带给人民的还是一些物质利益上的损失，造成人民生活中的失望，而世俗化、西方化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痛苦，激起了人民对于白色革命所蕴含价值观的强烈质疑和反感。
霍梅尼激烈地抨击：“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毁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变成廉价劳动力。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不一律进口，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过。”
其实在整个白色革命中，巴列维国王对于民主建设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以1977年在德黑兰的补选为例，一百五十万选民只有六万人在选民册上登记。……最后只有一万八千多名首都居民投了票，胜利者仅以不满八千张选票而获得议员席位。
人民不去投票，不过是因为在这些漂亮话和各种冠冕堂皇措施背后，特权阶级早把实质性问题交易妥了，所谓选举成了一场乏味无聊的游戏，旨在为当权者再镀上一层民主的金光，同时也堵住持异见者的嘴巴！
对国内的知识分子，虽然国王少不得他们来协助开发这个国家。可要是一位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思想见解，马上就会被开除，或者甚至被捕。
国王还全力支持”萨瓦克”──伊朗国家安全机构，多年来，它随意捕人，非法刑讯，残酷折磨，以此镇压任何对国王统治的反抗。
就在圣城库姆前方的卡维尔沙漠里，萨瓦克有恃无恐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把国王最危险的敌人毁尸灭迹。死者被装进口袋，然后在盐碱荒野上空从飞机里扔下。
伊朗人民在改革之初确实比他们的国王还激进，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加速现代化进程，从而更加富裕、自由地生活。
但经历了对君王设计的民主、自由、富足社会的普遍失望后，人们最终从高度扭曲的改良程序中退出，离开那让人倍感疲惫、羞辱的生活。
在霍梅尼生硬的教条里，民众重又看到善良穆斯林得以幸福生活的简单、传统、熟悉的世界，”千百万伊朗人就犹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样，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宗教领袖周围。”
由于国王独断专行，这场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成了他的“独角戏”。在国王看来，官僚机构不过是贯彻他的意志的被动工具，而人民则是他的实验品。
忽视社会运动的阶级基础，只关注少数统治集团倡导的“世俗化”，这在落后国家既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福利，也不能给自身提供动力，往往还会促成宗教势力的“逆生长”。
当时的伊朗是与英国相似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与英国女王时刻注意远离政治决策的态度不同，伊朗的执政者更像是巴列维手下的傀儡，“万王之王”掌握绝对权力。
七
1977年，伊朗已是山雨欲来，危机重重。
巴列维国王的“洋跃进”导致伊朗外债累累，通货膨胀严重，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罢工、罢市和学潮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大学生组成的“人民圣战者游击队”，抢劫银行、炸毁警察局、暗杀萨瓦克军官。
侨居国外的霍梅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反国王的群众运动。
1977年10月，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亡，人们怀疑他是被萨瓦克毒死的，纷纷走上街头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的专制。
1977年11月6日，巴列维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在全国实行军管。霍梅尼说：“这是伊朗国王的末日”，并宣布任何与政府合作的人都将被视为伊斯兰的叛徒。
12月10日和11日，德黑兰爆发100万人的特大示威，示威者高喊“打倒国王”、“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中国领导人华国锋不久前访问伊朗，霍梅尼认为这是对国王的支持）的口号，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
12月19日，伊朗政府控制的全国最大报纸《消息报》用恶毒语言攻击霍梅尼受外国政府收买，一下子激怒了伊朗的宗教信徒和普通民众。他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在圣城库姆，有7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国王的专制印证了霍梅尼的警告，打破了温和派分子的最后幻想，导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也加入到反国王的行列中。
直到1978年4月，反对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国王仍然充满信心：“所以这些人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们害怕我在1962年实行的改革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
然而，国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社会的不满正在积聚升温，高踞峰颠的国王是坐在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其实，1978年的巴列维国王，面临的局势远谈不到绝望。虽然世俗和宗教反对派看似来势汹汹，但实际上，巴列维国王依然拥有不少牌可以打。
大批受惠于巴列维王朝的城乡群众对于革命不太热衷。尤其是农村地区，对于革命反映更是平淡。
且不说国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伊朗社会对专制王权和君主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
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主张。
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敌视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
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强、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严重的专制统治危机的事例。
国王也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派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实行自由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参与急剧膨胀，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渐成为众矢之的，政治权威的资源一步步流失。国王对反对派越让步，反对派的要求就越激进，局势就越难以控制。
实行自由化政策后，政局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足以颠覆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维王朝。
然而，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和远见。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动用铁腕；对西方大国严重依赖，却又厌恶国际舆论对伊朗的批评，也怀疑反对派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
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霍梅尼与国王形成鲜明的对照。霍梅尼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政策和策略灵活而精明，利用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遇和对手的软弱无能，联合各派反国王势力，分化瓦解政敌，稳住西方，使军队中立，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迹。
其政治才能非凡。其政治魅力惊人。
八
面对危如累卵的国内局势，巴列维国王的政治顾问说，如果允许“皇家调查委员会”逮捕最腐败的500名官员，也许能平息街头的抗议活动，但是美国使馆却建议国王什么也不要做。
美国本来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支持国王，随着反对国王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美国的卡特总统开始考虑抛弃这个盟友。
1979年1月3日，卡特派欧洲盟军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前往伊朗，要求伊朗军队高级将领在反国王示威中保持中立，避免爆发内战。
面对这样的局势，束手无策的巴列维， 只好在1979年1月16日抛下了他的臣民们，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波斯强国梦，被击得粉碎。
国王出走后，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群龙无首，土崩瓦解。要是说是反对派推翻了国王，不如说国王自己打翻了自己。
这名59岁的伊朗国王驾着波音727划过德黑兰的上空飞往埃及，盟友美国拒绝接纳。
此后，辗转多地，病魔缠身，最终1980年7月27日在埃及郁郁而终。年60岁。
2500年的波斯王朝，一去无回。
而更悲惨的是，明明已经迈现代化门槛的国家，一夜之前回到了差不多千年前的中世纪。
转载自：有种乐土（yourletu），作者：谢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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