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1920年2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当时还叫做北平，街道上的积雪未化。为了躲过警察的眼睛，一辆骡车走偏僻的小路，从北平去往天津，在这辆摇摇晃晃的骡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乔装成账房先生，另一个头戴毡帽、身穿满是油点的背心，俨然一副厨师模样。殊不知，这位账房先生名叫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乔装成厨师的那个人叫陈独秀，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一件大事：“是时候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说“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这一幕，史学家们称之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是五四运动这一伟大觉醒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伟大开端之间关系的重要历史印证。
斗转星移，时光来到了五四运动一百年的今天。当我们回首百年前的这场伟大运动，不由感慨万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历史深刻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旧的路走不通了
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今天要真正读懂“五四”，必须坚持大历史观，要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前赴后继救亡图存谱写的壮丽史诗中。
19世纪40年代，中国正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之中。清王朝日趋腐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沧桑巨变中，中国各社会阶层前赴后继，尝试过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例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爆发了农民反封建统治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开始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史称“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战败宣告“洋务运动”自强道路失败，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试图通过清朝光绪皇帝引进西方制度改革政府、提倡科学文化、发展工商业。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发起了支持清朝抵抗西方侵略者的义和团运动。但这些方案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都没有能够让中国重新挺起民族的脊梁。
直至1911年，革命派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只能推翻封建皇权，掀起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只是从“一个黑暗走进了另一个黑暗”。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了争夺政权，各路北洋军阀连年征战，再次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旧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一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辛亥革命中，陈独秀从叱咤风云的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流落”为“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流亡者。人生的大起大落促使他深刻反思并感悟到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要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1915年，他主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更名《新青年》，宣扬新文化。《新青年》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试图将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为新的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由于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文风犀利，《新青年》很快就产生了广泛影响，最初每个月只印一千本，后来每个月印一万五六千本。
伟大的觉醒
真理的力量
触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中国的反对，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盘交给日本。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抗议的怒潮。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火烧北洋军阀的住宅，痛打“卖国贼”，史称“五四运动”。随后，示威游行的学生被捕。陈独秀在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捕。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进行了罢课、罢工、罢市。其中，上海的铁路工人、电车工人、汽车司机、轮船水手、外资纺纱工厂工人进行的大罢工，导致上海市内市外及海上陆上交通全部中断，生产停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至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随着上海工人罢工的开展，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磅礴的气势登上历史舞台，对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迫于压力，军阀释放了示威的学生和陈独秀。陈独秀在狱中被关押了100天。为了避免陈独秀被军阀进一步迫害，李大钊掩护陈独秀，离开北平，在天津坐轮船前往上海。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涌现诸多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主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受美国哲学家杜威影响的实用主义，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胡适就是杜威的学生，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撰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抨击了改良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强调通过做工和求学相结合，通过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改造现有不合理社会的工读主义；由周作人介绍到中国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主张通过推行“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的新村试验，寻找建造理想社会之路径，一度引起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广大进步青年的浓厚兴趣；英国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的主张劳资合作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成为他们的思想选择。
五四运动中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巨大作用，也给先进分子以强烈的震撼，更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发布《劳动节纪念号》，意味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到理论认同的高度。先进分子深入到工厂、农村，了解民众疾苦，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便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认识到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历史的选择
伟大的开端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今天的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了这里。“渔阳鼙鼓动地来”，陈独秀的到来迅速产生了虹吸效应，一大批上海早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老渔阳里2号的座上之宾。正如一位国民党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邵力子所说，“这绝非单为好奇心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此时的上海，距鸦片战争后开埠已接近80年，形成了庞大的经济体量，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60%，金融产值更是占到了全国的80%左右。资本的聚集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四通八达的轮船、铁路，联通国际国内的电报、邮政，为海内外人士进出上海、互相联络提供了便利。繁荣的出版、教育等文化事业有利于进步思想在上海的产生和富有全国影响力的传播。此外，由于80%的面积沦为外国租界，上海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法外之地”，这种政治缝隙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据统计，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一方面，工资水平的低下、劳动条件的恶劣、生活的极端贫困、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外资工厂的政治压迫，使得他们具有改变自身悲惨状况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劳动过程中的规训和惩罚，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促使共产国际派专员到中国了解情况。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指派维经斯基等人来中国建立革命联系。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维经斯基等人南下上海寻访陈独秀。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五四运动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率先成立，公推陈独秀出任书记。次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面目一新，这一期的封面插画是地球东边和西边的两只手紧握在一起，暗喻中国无产阶级和苏俄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此后，《新青年》正式改版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象征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次质的转变。陈独秀在同期发表《谈政治》一文，立场鲜明地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当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Communism的中文音译），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任书记。“亢慕义斋”悬挂着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此后，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建立起来，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短短半年多时间，共产主义之火相继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乃至日本和法国点燃，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召开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13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在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今兴业路76号），当时一大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住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代表代表当时53名中国共产党员，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扩大至近9000万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国革命新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伟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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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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