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本文就毛泽东发起的“知青运动”作一研究。因涉及实在广泛，只能略作背景性考证，谓之“考略”。
一、毛泽东与知青运动起源
不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青年人”，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则“最新最高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当时解决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等等。其实并不尽然。倘用“全面地、历史地、辨证地看待一切历史现象”的思想方法，也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中国现代知青运动，就会感到毛泽东从来不会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平面思考并以此为决策基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一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完全都是从多维角度来思考并进行的。知青运动也不例外，它是毛泽东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为实现其伟大战略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及其实践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做了一篇生动的演讲报告，叫做《青年运动的方向》。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他在用逐层递进的逻辑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主体、成就和教训以后，着重研究了青年运动的作用及其方向。他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青年并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只是一支方面军，主力军是广大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使青年们明白这个方向问题，他再一次强调了前几天所做的一篇短文《五四运动》中提出的革命青年的标准问题。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因此，“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原来，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在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以后，又谈到了孔夫子及其三千弟子。他认为，延安的青年是同工农相结合的模范，他们不但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而且“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
毛泽东的思维和演讲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他把要表达的道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阐述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其逻辑力量举世无双。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为了赞扬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演讲风格，而是欲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不但在这篇演讲中，第一次明确地发明了一个新词，那就是“知识青年”；同时从那时起，他就把开荒种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标志；又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知青运动”的正确方向。
这个思想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毛泽东自身就是农民出生，青年时期就开始广泛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动员，因此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民和农村了如指掌；其二，由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的把握比一般人准确，因此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立场分析得一清二楚，才有青年必须与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是革命的论断;其三，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到了1939年已经获得部分成功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全国那么多爱国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他组织他们用各种方式“与工农相结合”，其中最为推崇的就是“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运动”，也即“知青运动”的主要任务。他认为，这是永葆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最好途径。因此可以断言，作为“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党”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在构想革命一旦成功，他将把他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或曰“知青运动”战略继续贯彻下去——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知青运动”，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判断。
这就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知青运动的起源。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只是将这个“知青运动”战略推向了全面实施阶段的新高潮，尽管其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和时代背景。
二、“文革”前的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动员、号召和组织，最典型的是当时当地的“大生产运动”。此后，由于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因此毛泽东无暇顾及、也没有条件推进此项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以王震为首的人民解放军数十万部队先后开进新疆。1952年2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4年7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请示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8月6日总参谋部复电同意。10月，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由此，10.5万大军集体就地转业，成为兵团战士。这为十几年后在全国各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开了先河并取得了经验。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兵源全部来自正规部队的转业，后者则是清一色的城镇“知识青年”。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才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动员令。但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而言。国家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上世纪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工业化道路刚刚起步，中国还是处在“农业国”的地位，所以进城就业道路非常狭窄，农民子女回乡务农就成了这些青年的必然归宿。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为什么会发生对象的根本转变呢?
首先，是缓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1959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反思，紧接着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许多工厂进行撤并，同时将1958年从农村进城支援工业大跃进的职工全部或大部“精简下放”回农村。当然，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也像1957年“反右”一样，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把许多原本城市的工人也“精简下放”回家了，这部分人从此失业。所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一下子变得空前狭窄；其次，是经济条件限制使大多数城镇青年辍学而盼望早就业。当时城镇居民家庭子女多，经济条件普遍拮据，尽管当时读大学只要生活费用，但单独生活费毕竟比全家在一起的平均生活费高。又因为念大学的少，所以很多学生连高中也不念了，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其三，当时高校少，招生有限，大多数城市青年中学毕业后即使想继续深造也无法升学，所以升学率较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此把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对象完全转到城市。
据统计，从1958年6月开始，先后就有5.5万名山东支边青年，高举垦荒的旗帜来到北大荒，为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垦区职工队伍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又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先行下乡或支边。为了鼓励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国家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这对于当时充满着理想抱负的青年一代是极大的鼓舞：“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一代毫不犹豫的选择;“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攀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据《常州日报》近年的“龙城记忆”版报道，常州“知识青年”从50年代到60年代，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特别是到新疆和其他边远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一批接着一批，还有许多到本省的练湖、白马湖等农场插场落户。这些人就是相对于后来“老三届”知青的“老知青”，被“老三届”知青尊称为“插兄、插姐”。
三、“反修防修”与知青运动
说到“反修防修”，不能不联系“和平y变”这个概念。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们(下称西方政治家)在研究了中国政权史以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个预言，就像一记振聋发聩的警种，狠狠地敲响在毛泽东的心头，犹如余音绕梁，久久不能散去。他回想起早在延安时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和他一起探讨的以“兴亡周期律”为内容的“窑洞对”，也回想起郭沫若那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耳边又回荡起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当时还称北平)前，向全党，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进京赶考——决不做李自成”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本来就是个政治家和历史研究家，他对中国和世界政权史的研究，绝不亚于西方政治家们，他更十分清楚西方政治家预言的分量，它绝非危言耸听或者是由于仇视社会主义而一时的发泄。否则他不会早在夺取政权以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和“两个务必保持”，也不会产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等论断，以及“我们的一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曾屈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担心。于是他在领导新政权完成了“三反五反”和“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任务以后，以凝重的心情走进了1956年。
这个1956年好生了得！北方的“老大哥”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突然在半夜里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随后又在1957年11月抛出了《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提纲》，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静观其3年多的变化后，于1960年针对性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苏共在1963年3月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随后，中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吗?》(三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后来还有《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列宁主义万岁》等等“重磅炸弹”文章。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中苏论战”。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的执政党爆发长达9年的大论战，使两党、两国关系也迅速恶化，以致发展到1969年春以“珍宝岛事件”为标志的武力相向。
毛泽东针对苏联党的路线的演变，又投入了读书、研究和沉思。当他把目光从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和案头的“九评”文章上移开之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赫鲁晓夫不就是苏共领导人的“第三代”吗？他为什么会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他为代表的苏共的“演变”，是否就是西方预言家所说的“和平演变”？中国有没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第三代或第四代”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娃娃”们，他们能担当起“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重任吗？……于是，“和平演变”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反修防修”；而防止“和平演变”的首要途径也就必然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毫无疑问就是必须持续、深入和全面地推进“知青运动”。因为“娃娃”们的教育，远比他们的前辈防止“糖弹”的攻击更为重要，它“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时的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不久的将来。
我们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一直延伸到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条历史的脉络，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和空穴来风。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他一生中最后20年的头等大事。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断，在执政党的各种会议、文件上反复强调“反修防修”，并设计了一系列更大的动作，而最影响整个一代人命运的就是“知青运动”。他把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放到“广阔天地”里，充当“接受再教育”和改造农村社会乃至巩固国防的“后备军”。
对于“知青运动”，毛泽东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预言，从“反修防修”做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而实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
这就是毛泽东从建国以后开始，在将近30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了超过半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背景。
四、经济考量与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知青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的政治背景，那就是“反修防修”。但是，正如笔者在《毛泽东与知青运动的起源》中所言,毛泽东的任何重大战略决策，从来不会仅从某一角度出发。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40多年前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形成，有其全方位的深层次背景。其中，经济考量背景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和苏联的援助下，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生产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记得笔者幼年时大约在1957年左右，市场供应丰富，物价低廉稳定，购买粮食及其制品不要粮票，“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好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全民“大跃进”，在钢铁等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15年赶英超美”的决心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不久就会到来。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大体有三：一是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对国家经济实力消耗造成的巨大负担需逐年弥补；二是1956年起中苏“蜜月关系”开始破裂，苏联逼还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债务并撤走一切专家；三是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更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直到1964年国民经济才出现明显复苏好转并加速发展。后来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已初具规模，还取得了杂交水稻、人造金刚石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核电等世界领先的重大经济科技成果;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军事国防尖端成果。
然而，中国仍然处于“农业大国”地位。不但农村人口占80%以上，而且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很高却产出极低，这就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一句话，农业生产力太过落后。而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这样说，人的素质决定了生产力先进与否的根本性质。毛泽东曾有著名论断：“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显然，他所指的“人”，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且永不“变修”和腐败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然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毛泽东更全面了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用现在的概念叫“三农”)的现状和面貌了。尽管他作出了将近20年的努力，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三农”组织形式，特别是人民公社这个政权与生产组织方式相结合的创举，仍然没有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人间奇迹”，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三农”落后状况，他为此忧心忡忡。于是他想到了知识青年——他希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承担和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尤其是1966年-1968年的3年运动又使国民经济出现发展速度上的下滑，尽管绝对值还在增长。为了紧缩经济开支，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1967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一律冻结;基建、大修和设备更新要按计划进行，严格控制用款;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1968年行政费、事业费，较1967年减少30～40%;一个单位因两派斗争分裂成为两个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一个月内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否则军管；财政、银行要支持生产发展，应纳税单位和个人要照章纳税;没有实行大联合或军管的单位，由各组织、业务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会计联合签署；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等等。这是国家级的“节流”措施。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发展经济重点在于“开源”。而“开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和增加就业，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双翼。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所有就业均需国家分配。而根据当时的物价测算，每增加一个工人，需要追加3000元固定资产投资。由于3年文革，造成了1966～1968年初、高中两个层次约600万“老三届”(其实是六届)毕业生没有分配，同时“文革”中从农村“倒流”回城的数百万已下乡知青不断请愿上访，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可以说，这样的就业需求压力全世界绝无仅有，如果要满足此需求，国家必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约200亿元，这在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仅300多亿、节余仅1.5亿的情况下，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国家一方面连续2年不断发文件，甚至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接见上访知青代表，号召“倒流”知青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地闹革命”外，另一方面开始制定“老三届”的“安置方案”。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将所有“老三届”都“安置”到农村去并以插队为主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2.5亿安置费的预算，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著名号召，于是将“知青运动”推向了“史无前列”的新高潮。
这就是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经济考量背景。
五、“教育革命”与知青运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事业(这里主要指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当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连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曾“批评”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纯文化教育。孔夫子培养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让他们到当时的各诸侯国去做官主政，为推行他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张服务。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从来就与相应的举官制度结为“孪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从汉代的“察举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举制”，都是地方上先从“秀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初级“学历”或带有学历性质的“职称”，且容笔者把它叫“学历职称”)开始，逐级向上推举相应“学历职称”的各级官员。可见，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使是贫苦的普通平民，通过科举制的层层考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质目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质更加鲜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过去历朝历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目的就是要“知识青年”从小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避免培养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为民的封建仕途知识分子，或“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多了，至今这个方针后半部分始终没有变。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执政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扫盲外，所有学龄儿童都进入社会主义的学校读书(现在更有《义务教育法》保障)，国家不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拨出巨款，兴建大量的学校，并且实行最低学费制度。一首根植于当今五六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难以忘怀，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尽管真正美丽的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诚然，解放初期，这些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有很多是从旧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其具体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时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而老师给予学生的目标引导，也无非是通过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成名成家”。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学读到初中，特别是考入全国红旗学校和全市重点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你们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脚开始跨入省常中(同样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脚已经开始做好跨入清华、北大的准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说老校长的话有什么错误，但它反映了“文革”前整个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标引导，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间的差别。
又诚然，尽管那时的学校内外到处都写着党的教育方针的大幅标语，但是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除了每学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象征性地“学工、学农”(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参观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事实上，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至今也很难找到真正相结合的好方法，“学校就是教好书”的观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没错。
但是，正如“红军有三大任务，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样，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带头造旧教育制度反的毛泽东，其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始终与众不同。他对于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担心。
1968年的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这一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现在的常州工学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大、中、小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
笔者和全班同学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学校，“复课”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师傅的带领下到国棉三厂学工劳动、到青龙乡去割稻半个月的学农劳动，次年3月就开往苏北农场;本人后来又赴煤矿、工厂，走了长达20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尽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度过，但关注他们命运的“工农情结”矢志不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吧。
六、文化改革与知青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几千年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又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目的而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它有着包括“中庸”、“三纲五常”和“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为主要内容的训条。而这里的“礼”，可不是“礼貌”和“道理”的意思，它是指统治者的意志、规矩和秩序，“四非”，即指没有统治者的允许，民众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去行动的。因此，很多民众在这“正统”思想的统治下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集体性格”，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甚至麻木到非要鲁迅起来弃医从文而从精神上进行彻底针砭治疗的地步。由于这“四旧”形成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固”且流传下来，因此在以“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些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必在破除之列。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而，毛泽东还是忧虑。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也好，社会主义现实也好，党和政府为人民制定的宏伟蓝图也好，都好。可有一样东西不好，那就是封建主义残余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思想死灰复燃，这些将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最终不但将阻碍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因此他反复强调：“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因此，他认为开展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重点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
毫无疑问，这场“大革命”必须全民参加，他认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充当“先锋队”，理由是“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自以为有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小资产阶级”的清高。特别是经过60年代运动初期的冲冲杀杀，高喊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做，谁做？”的口号，就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他们似乎不大看得起工人和农民，认为工人手上有油污、农民脚上有牛屎，因而不大愿意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严重到“是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全面大批判，一方面鼓励支持创作一批革命作品来占领文化艺术殿堂和阵地。
七、国防安全与知青运动
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国防安全历来是当局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国防力量的强弱和国防措施的疏密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程度。特别是当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对立性质以后，国防便显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国家”，至毛泽东逝世前的27年内，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基本没有停息过。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鲜战争，又是60年代初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紧接着是十年的越南战争，同时北部边境又遭“苏修”陈兵百万的威胁而终于爆发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真可谓“四面楚歌”；同时国际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防形势始终严峻。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击。这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狂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核战争。此后，核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应付核战争的准备愈益强烈，并据此做出一系列国防战略决策。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况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6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大战也许打得起来，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针对上述形势，我国一直把“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作为国防工业和平时期的总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文献。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实施国防战略举措的基本原则。
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导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国防战略和方针措施，比如国防军工“大三线”建设方针和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设措施等。特别是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和前苏联撤走包括核武器专家在内的一切专家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惊并刮目相看；同时在武装力量的配置上，除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军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国各相关省区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决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问题。
从军事常识看，最能够成为兵源的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一个国家处于“战备”状态或有可能面临战争的情况下最可宝贵的兵力资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轻人长期滞留在广大的城市，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如果说，“大三线”建设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措施是将物质资源及其生产能力隐蔽起来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将广大的后备兵源疏散起来的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这项战略措施的具体落实就是在全国各省都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仅以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全省从连云港到南通，在广阔的海岸线上，1969年建立起四个师26个团的兵团准部队建制，隶属于南京军区下设的省军区。且每个团都有一万人以上，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万人，再加上其他未纳入兵团的农场和广大农村的武装民兵，这样一个省就为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上百万的“第二武装”。
这个“第二武装”好生了得，它平时进行生产劳动，产生以粮食为主的大量物质财富;同时又以部队化的管理机制对知识青年进行国防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具备比较一般民众训练有素的半军事化素质；一旦战争打响，立即可以成为正规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兵源。所以，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效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粮食;训练有素的“第二武装”屯垦戍边。这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三重意义。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国防背景。
八、社会改革与知青运动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战略经济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领导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以后，决心通过全方位的改革而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他把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交给青年一代，他对青年人寄予无限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而毛泽东的社会改革，首先从“三农”开始。这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和农民、农村的落后所体现的“工农、城乡、恼体劳动”“三大差别”，再加上内地和边疆(包括东、西和南、北)的差别，实际上是四大差别，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因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毛泽东关于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不仅要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知识青年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及脑力劳动的优势去反过来“教育农民”，去影响和带动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在这方面，笔者作为一名曾经的“老三届”知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和成千上万常州知青下放到苏北各县插场或插队落户，后来笔者又因支援国家煤矿建设需要而前往江苏最西北角的丰县开山采石、到徐州矿务局当矿工，曾经租住在当地农村的农民家里和北方煤矿工人村长达16年。在与广大农民和由农民转为矿工的长期接触中，既学到了他们淳朴敦厚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又发现了他们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科技和生活习惯的落后缺点，因而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影响他们逐步摆脱落后面貌。
早在苏北新洋农场，知青们经常用牙膏和香皂以及常州工业产品同周边农民换取一大麻袋的山芋充饥，同时向农民介绍国家、城市甚至世界各方面发展情况和城市生活，农民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同很多知青交上了朋友。1971年在丰县华山乡尹长庄，当地农民看到部队建制的煤建团来到他们家乡又租住他们的“干打雷”土屋非常高兴，见面时总是热情地打招呼：“喝糊糊了吗？”(意为“吃饭了吗？”)，原来他们一日三餐以玉米和山芋粉加山芋叶煮一大锅“糊糊”，配以窝窝头就咸菜果腹。可是当男女知青夏天身穿“的确良”衬衫和海绵拖鞋时，因透明和露出脚趾，很多当地农民就到我们的团部、连部提出抗议说“有伤风化”。上级立即指示班排以上干部分头深入每一个农民家庭，宣传国家科技发展的新产品，宣传现代生活方式，把“的确良”衬衣借给农村青年试穿，还送给他们牙膏牙刷香皂教他们使用，每天帮助他们打扫院子和担水，同他们一起交流人生和社会发展情况。这些农村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新产品和新习惯，老农民也不再抗议。不久，当地镇上供销社就到常州进货“的确良”布料和海绵拖鞋等一系列“南方”城市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过年时回常探亲，房东老乡一定要把自家养的鸡和猪肉送给我们，探亲返回后我们也回赠他们常州特产，还在食堂举办由大家带去的南方食品宴席宴请村民。如此“军民关系”(实质是工农关系)搞得十分融洽，农民们还主动派技术人员到山上指导我们开山采石。时隔42年后的2013年10月，笔者再次回到丰县华山镇和尹长庄，尽管已经互不相识，但当他们知道是当年煤建团的知青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前来一起回顾当年知青在他们村庄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感谢知青们对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如今尹长庄已与镇区连接，尽管保留着几座当年的土屋和我们开山工地的原址在诉说着历史，而华山镇已是江苏省现代化乡镇建设示范镇，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七十年代中期，有的常州、无锡知青同当地矿工子女结婚成家，从苏南运去几卡车全套家具，在数万人的北方煤矿工人村引起轰动，全村老少前往围观。从此，矿工子弟成家必到“南方”来采购家具，不久当地木器厂也开始生产类似江南的成套家具;江苏省委、省政府连续多年组织慰问团赴徐州慰问矿工，常州的“金狮牌”自行车成为奖励矿工模范和先进标兵的必带慰问品，在数十万矿工中产生极大反响，各矿商店纷纷到常州订货，人人皆以能得到一辆“金狮”自行车为豪;笔者每年回来探亲或到上海开会出差，总要给当地青年捎买大量南方服装和生活用品;还组织他们成立文化理论、学习写作、文学创作和历史故事宣讲小组，创办《矿山文艺》杂志；每每在井下工余和上井以后，总给他们介绍江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矿工们听得津津有味，钦佩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每年春节前夕，笔者住宅的院子里还围满了来求写春联的工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苏北场友和北方矿工还经常来往交流，成为终身朋友。有的农民和矿工甚至常说：江南知青的才华和素质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2012年初夏，笔者随常州“缅怀之旅”团队到云南边疆重走李公朴足迹和缅怀抗日远征军事迹，在瑞丽边疆“一村两国”的银井村，30岁的傣家姑娘罕露奉村委会之命接待我们，在介绍边疆情况时一再提到祖辈和父辈所说的当年汉族知青如何为他们揭示了当地千百年以来用鸡蛋包银子治疗病痛的科学原理，如何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种植和改良生活习惯，生动描述了汉、傣民族亲如一家的真实故事，感谢知青帮助他们走向了现代社会。
笔者不敢妄断知青个人或少数知青对落后地区社会进步有多大作用，但数千万知青长达半个世纪“三程跋涉”的实践及其铸成的“善良忠诚、是非分明;拼搏进取、顽强坚定；务实求真、奉献予人；处远怀国、居高忧民”的“老三届”精神，和“贫不失志、挫不失勇、贵不失德”的知青共性，对“老少边穷”地区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及至80年代以来全国知青回城后很快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则作用更大，如今7位十八届中央常委中有4位、205位中央委员中有51位曾是知青，就是最好的佐证。
以上这些笔者亲历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知青运动”战略思想是何等地英明正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进行的中国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再从缩小“三大差别”(实质是四大差别)入手，进而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刀，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思路和部署，而“知青运动”就是其整个战略思想和部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社会改革背景。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组织和推动从上世纪30年代延安试点、从建国直至70年代中期数十年的“知青运动”，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造成灾难”，而是基于真正的“中国特色”和国际背景，即几千年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弱点；政权更替规律或曰“兴亡周期律”；西方的“和平演变”预言;前苏联“变修”的教训;旧教育、旧文化体系的顽固;经济建设和发展现实需要；强化国防和推进社会改革等一系列背景所进行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佐证了毛泽东从来不会仅从单方面思考问题和为了单一目标轻率决策而顾此失彼。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专家，是无与伦比的战略家式的国家领导人和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这就是中国人民今天并将永远怀念和纪念他的原因所在。
（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知青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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