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革命成功，功成身退。
中国士人向来以天下为己任，革命的初心是解民于倒悬，而不是个人升官发财。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即将建立，许多民主人士就在想：新政权还需要民主党派吗？
那是1949年春天的时候，毛泽东刚到北平不久，专程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故旧。北师大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的老师或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等人。故知相遇，交谈甚欢，不觉到了晚饭时分，黎锦熙当然要招待毛泽东。当年，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时，没少叨扰这个老师。毛泽东则乐于有机会回报，坚持由自己请客。
席间，许德珩说：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却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后来，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其他党派不作为反对党而是积极参政。这种政治设计，在国际政治中，实属独创。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新政协筹备期间，有些党派打算自行解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的秘密政治组织，人称“小民革”。“小民革”比大民革成立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周恩来赞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小民革”成员大都参加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自以为，作为党派组织历史使命已经完成。9月17日，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等7人，代表该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结束声明。
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共同奋斗，利益一致，前途一致，本属好事。可是，有些人却因此觉得无事可做。致公党一向崇尚功成身退。民进成立时就规定:国民大会召开即解散。现在政协大会胜利召开，一些党派酝酿解散。
周恩来立即警觉，要统战部及时劝阻，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等党派才放弃了结束意图。周恩来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还不应消极。后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政协会后自行宣布结束。毛泽东访苏回来听说这个决定，大不赞成。
一些党派一些人士主张结束组织，另一些人却另有想法。
有人排斥进步分子，主张把民盟搞成单一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作反对派。有人要求民革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发展成员不问政治面貌。南京有9个民革市级组织并列，其中一个由过去为军统工作的土豪领导。农工民主党在南京也有两个市级组织并行，成员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出：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存在存废问题。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可作适当的调整，各民主党派内部更需要作必要的整顿与提高，以期到达长期合作的目的。
共产党还特意为民主党派解决党员失业、党务经费等问题。要求各地政府把解放前入党并经过整理登记的民主党派失业党员，全部包下来。
各民主党派也承诺，不在军队、公安中发展党员、从事活动。并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整顿地方组织。
毛泽东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
毛泽东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反对意见好！
个人要功成身退，大会也要功成身退。有人还提出，政协在首次会议之后也应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成立，到那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协还有什么必要存在？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周恩来说明：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只是，首届政协与以后的政协有些不同：第一届政协有三层结构：政协代表，政协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从第二届政协开始，政协就不再有“代表”这个层次，由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大会，选举常务委员。
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成一个长期政策:
统一战线长期存在；
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这种民主形式举世罕见，人称：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政协会议按程序进行，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后，进入人事议程。
政协会议要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65人。
工农兵基层代表也许不明白这些职位的意义，许多民主人士却是政坛里手：政协委员，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政府委员，相当于内阁成员！
议员、阁员，都是国家级政治地位，堪称位高爵重。而且，还要从这些人中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还要配备各部正副部长，那更是高官厚禄！
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远东旅店，到处人声鼎沸……“路边社新闻”走出客厅，流入走廊，弥漫大堂，到处风传“某某要当副总理”、“某某出掌某某部”……
琉璃厂的文物、长安戏院的京戏、东来顺的涮羊肉都生意兴隆，社交活动空前活跃。梁山泊英雄都要排排座次，我们支持共产党多年，总得安排一下吧？
这一排座次，就相当麻烦。
安排起义将领，有人说这是卢俊义夺权……
安排海外华侨，也有人比较：美洲华侨抗战捐款最多，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最早……
罗隆基叼着雪茄晃荡。人们议论：当今中国，能和美国、苏联都说得上话的，首推Doctor罗！论口才笔才，论中文英文，外交部长舍罗其谁？
黄炎培则深居简出。旧政协时期就声明不做官，现在年过古稀，更不能凑热闹。
这位听说自己被安排当副部长，声称要跳楼！民革、民盟影响大，出个副主席未尝不可，我们党也总得出个正部长吧？
部长职位未必就令人满意，有人还想当副总理呢！
人们忧虑：人民政协怎么流散“官场之风”？
周恩来也是左右为难。
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共产党3个，民主人士3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江山，民主人士坐天下？”
民主人士3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二位就有争议。
有的共产党员说：李济深原本是个军阀，杀掉的共产党人少说也有十万！李济深投身民主运动也不算早，凭什么当副主席？
周恩来最了解李济深。周恩来向共产党代表解释，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虽然在1927年参与国民党清党，但后来就同蒋介石决裂。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李济深爱国抗日坚定不移，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李济深掩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全撤离。解放战争中，李济深还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望，做了很多策反工作。
有人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周恩来认为，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
对张澜也有意见。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国民党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安抚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共和国怎能选个戴瓜皮帽的副主席？
朱德了解张澜。张澜曾是朱德和罗瑞卿的老师。别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老革命，张澜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掩护革命；而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影响带来被动。
对于张澜，毛泽东有言评价：老成谋国。
环顾政协领导人，民主人士有个发现:怎么都是南方人？于是，北方人高岗被选作副主席。
中央政府中的中共人选，毛泽东是当然主席；三位副主席中，朱德总司令众望所归，刘少奇于七大后在党内地位上升，唯有对于高岗的重用，党内干部也有不少意见。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记北方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陕甘宁边区是解放全国的出发地。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人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了，高岗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代表。
周恩来在党内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因此，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多由周恩来提出意见。尽管周恩来十分熟悉各界民主人士的情况，但要做到在有限的职位中，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统统妥善安置，并非易事。而且，配备政府人选还要考虑专业领导能力。人事安排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对于民主人士要十分尊重。周恩来身体力行，在繁忙的会议中多次登门拜访。
宋庆龄到北平后，保持超然态度，不大参加会议讨论。周恩来就到宋庆龄公馆汇报政协安排，还向宋庆龄谈了对她的安排。对于民盟主席张澜，周恩来也登门征求意见。不过，与李济深的交往，似乎不是在家中进行的……
民革、民盟两大党派都有副主席，周恩来又提名在工商界很有影响的民建领导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可是，黄任老有出世思想，偏偏不愿做官。
这天晚上，周恩来带着卫士长成元功到安儿胡同黄宅拜访。
不好应酬的黄炎培，门外贴着纸条：“来者事先打电话来，否则有失远迎。”门里狭窄的走廊堆满煤球，贵客还得侧身行走。
周恩来还是来了，周恩来在黑暗中通过煤球走廊，周恩来在黄炎培家中恳谈两个多小时。黄炎培不愿做官，周恩来劝道：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又要征求朋友意见……
周恩来二顾茅庐，终于请得黄任老出山。
傅作义是解放北平的功臣，周恩来也很重视对他的安排。政协会议期间，薄一波与傅作义谈到今后工作打算。傅作义说，如果政策允许，愿意在黄河后套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一波立即报告中央。周恩来提名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还安排共产党员、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任副部长辅助工作。
周恩来提名的农业部长连民主人士都不熟悉。周恩来解释:这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军黄兴司令的参谋长，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林业学家梁希是著名的耿介之士，从来不受高官厚禄。周恩来特意请他担任林业部长。共产党要的就是清官！
对于共产党员的安排，周恩来反而十分严格。邓颖超在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参政员，有的民主人士说，怎么论邓颖超都够资格当部长。周恩来却说：我的夫人能当部长，部长的夫人就能当局长。周恩来坚持不让邓颖超参加政务院。
人民政协一切按民主程序办事，实现人事安排，最后还要由选举决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反对旧时代的贿选恶习，因此，落实选票，中共只能着力打通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的思想。
政协大会召开时，中共就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林伯渠任副书记的政协党组，还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动员报告。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民主人士互相之间也在努力说服。洪门老人司徒美堂一直奉行孙中山确立的思想：革命成功，功成身退。后辈争官位，老人举起拐杖就打！
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而且票数相当多！
但是，毛泽东少了一票。
有个干部急了：叫公安查！
毛泽东不准追查，少一票就少一票。
人事安排，终于皆大欢喜。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民主人士也能掌实权！
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人民政府任人唯贤，安排周到。政协委员感叹：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从9月21日开幕至30日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诸多建国大事。
政协大会开幕那天，新华社电讯的题目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按照这个说法，政协大会开幕即开国盛典。后来，政协大会决定：于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所以，史家认定：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仪式，为开国大典。
1949年9月30日，政协大会完成选举议程；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而后，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下午六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
全体代表默哀。
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一起执锹铲土……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这晚格外忙碌。
明天，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今晚，周恩来详细检查庆典筹备工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人民的节日，正是敌人最恨。既要防止地面的特务搞爆炸，又要防止天上的飞机临空轰炸。
对付地面特务，公安有办法。对付天上的飞机，就要靠空军。新建立的人民空军虽然飞机不如国民党多，但敢于迎战！
空军汇报：明天，我们年轻的空军，将由中国飞行员驾驶17架战机通过天安门广场。队长邢海帆是国民党空军的起义人员，代表大家表态：如果敌机敢来轰炸，撞也要把它撞下去！
飞行员知道，阅兵大典一般不带实弹，以免出现意外事件。
还是要把敌机打下去。周恩来特地批准：明天空军带弹参加检阅！
北京的防空部署，确有必要。
广州，今晚气氛沉重，国民党政权的立法院今日在广州复会，这里成了临时都城。
卸任“总统”蒋介石抓着军权不放，既要部署防御，还想拼力一搏。得知北京明日将举办盛大典礼，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
空军也有难处。从南方奔袭北方路途漫长，飞机带弹多就要减少带油，油量只够从台湾到北平往返。一旦遇到对方截击，周旋时间油量耗尽，飞机只能自毁！
蒋介石也有办法，可以联系韩国，飞机完成轰炸任务后在韩国降落，那样油量就富裕了。
半夜，空军来报：轰炸北平的空军编队准备就绪，何时出发？
来请示的军官小心翼翼地补充：韩国当局不准使用韩国机场，轰炸机受油量限制，只能……
思考再三，蒋介石没有下令空军出动。出于军事原因还是出于政治考虑？
后人感叹：这倒是蒋介石决策中正确的一次。以后数十年，强大得多的中共空军，也没有轰炸台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数十万人的大规模集会，平安而顺利。
开国大典之后的北京，一点也不敢大意。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从“地下”走上“地面”，从“非法”变成“合法”，革命党成为执政党。
从“山沟”走进“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新政权面对国际风云。
隐蔽战线的主要任务也在转换，从“夺取政权”到“国家安全”……
【主要资料来源】
刘涌：前北京市政法部长，1999年口述。刘涌曾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对培训干部接管北平的情况相当熟悉，写有回忆文章。
刘坚夫：前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1998年口述。刘坚夫是中社部培训班的“一百单八将”之一，亲自参与北平接管，任内城一分局（东城分局）局长。
《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这里逐日记载彭真进京行至，彭真领导的北平市委边行路边组建边开会，也是个有趣的接管状态。
任远：前核工业部二院院长，2007年采访。任远在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工作，后随许建国到晋察冀。在北京市公安局参与破获张荫梧等案件。
刘云起：前公安部局长，2011年口述。中共提倡全国一盘棋，整合能力极强。全国各系统的9个情报站统编到北平市公安局，立即充实了队伍。刘云起是华东干部，奉命到北平建立情报站。
刘光人、赵益民、于行前主编：《冯基平传》，群众出版社。冯基平时任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长，后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本书详述北京接管时期的公安工作，有张荫梧、吴雷远两大政治案件的侦破处理，还有周恩来亲自处理电车厂爆炸的事情。
刘星宜著：《杨奇清传》，群众出版社。公安部成立时队伍相当精干，只有杨奇清一个副部长。毛泽东驻地香山发生案件，杨奇清立即赶去处理。
李欣：前解放军政治学院研究员，2015年口述。李欣出自厦门首富家族，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抗战从军，从事政治工作和敌军工作，曾任主力师政委。晚年口述出版了回忆录。
郝在今：《协商民主》，金城出版社。郝在今在编剧重大题材电影《肝胆相照》前，采访多位首届政协亲历者和民主党派领袖家属，本书独家完整纪实首届政协的历程，包括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政协会议的情况。
王仲方：前中国法学会会长，2000年口述。王仲方任公安部秘书，参加首届政协筹备工作。首届政协点票后毛泽东不让查票的故事，由王仲方亲历亲叙，李海文、郝在今记录。
（来源：昆仑策网
【原创】，本文摘自郝在今《协商民主》，金城出版社，第10章第6节“有争议的副主席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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