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的领袖，所著《饮冰室合集》超过1000万字。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成功爸爸——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

 

　　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有人说，子女优秀是因为梁启超基因好、学问好、耳濡目染、交游广阔……等等，总之，孩子好不能说跟他没关系，但也未必是他刻意努力的结果。

 

　　其实不然。近代名人，子女不成材的很多。满门才俊绝不可能是偶然，更不可能靠基因。看过本文，你一定会发自真心地慨叹：“为父当如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堪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

 

　　这些家书有的只寥寥十几字，报平安或叙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论时事或谈心得。从政局艰难到个人烦忧，从吃了美味到买了好书，无不备述。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事实也确是如此。梁启超常在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父爱。

 

　　要知道，思庄排行第五，按理说，夹在中间的孩子最不受宠，但梁启超非但没有忽略她，反而让思庄感觉自己在父亲心中极为特殊。

 

　　事实上，梁启超对所有子女都关注、欣赏，让他们感觉自己特殊。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这样的父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注入孩子的生命，必然滋养出自信的花朵。而自信，正是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梁启超生前，成家的仅长女长子，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梁启超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为子女成材，可谓用心良苦。

 

　　思顺作为长女，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1912年，他一回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写信说：

 

　　“我替你人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1924年以后，几个大孩子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身边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教诲不多。于是决定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了谢国桢做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史学。

 

　　很多中国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其实父母是没有权利放弃个人努力，如鬼魂托梦一般把自己的人生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的。

 

　　从这点来讲，梁启超正是那种最可敬、最可爱的爸爸，他自己从支持维新到赞成革命，从积极从政到潜心治学，一生求索真理，不停改弦更张。

 

　　正如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所说：“任公（梁启超）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

 

　　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同年，在美学习军事的思忠急欲回国，参与革命，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不同意，他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却又耐心述说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希望儿子不要误会老父苦心，继续深造。

 

　　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的婚事都是梁启超“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所谓“包办”，即是由梁启超牵线搭桥，再由儿女们自行决定。

 

　　以梁思成的婚事为例，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和林长民想做儿女亲家，更加亲密。但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的同时，明确告诉当时才18岁的梁思成和15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事实上，这个决定又过了4年才最终做出。

 

　　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

 

　　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长子梁思成好学不倦，梁启超尤其担心他的身体，每次写信都要询问。还对思成说：“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

 

　　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

 

　　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

 

　　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也做到了这点，全力付出，不求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