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最重要的是群防群控

当务之急

建立“安全区”和“隔离区”

从25日零点到24点，全国新增确诊688例，新增重症87例，新增疑似1309例，新增死亡15例。

从26日零点到24点，全国新增确诊769例，新增重症137例。新增疑似3806例，新增死亡24例。

当疫情的严峻逐日增加，我们该做什么？

有句话被广为转发：“终于到了躺在床上就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只是看着医生护士出生入死去救治？过完年后呢？过完年后呢？出去不出去？出去安全吗？都说没有疫苗，也没有能杀死病毒的药物。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是在2003年奔走于疫区的采访中才突然明白——

疫苗的作用是旨在建立人体的免疫屏障。

没有疫苗，就需要建立保护健康人群的安全屏障。

讲得更通俗一点，武汉“封城”后，最紧迫要做的，就是在武汉建立“安全区”、“隔离区”和“医疗救治区”。

什么是安全区？今日武汉，你能肯定哪里是安全区域吗？因为不能肯定，所以要去建立。怎么建立？

一、对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发烧留观病人，分别实施隔离医治。所有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不可回家，建立供他们食宿的场所。缺少条件的医院，可征用最近的宾馆供医护人员食宿。这宾馆也是隔离状态。这些区域都属于医疗救治区。（据最新报道，武汉已有85家酒店提供住宿，支援医护人员。）

二、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北京在非典时期曾征用宾馆实施隔离，费用由政府承担。对出现群发疫情的医院、学校、机关、宿舍、村庄等，分别实施整体隔离。对医护人员实行阶段性轮休，当他们走出医疗区时，必须先到另外的宾馆隔离两周，确认没有被感染才可以回家。这些宾馆也是隔离状态。这些都是隔离区。

上述医疗区、隔离区内的食物、生活用品和医疗物资全部由外面供应，在专门的安全通道进行交接。医疗区和隔离区的垃圾也另有专门的通道处理，避免污染隔离区外的区域。

做到这些，就是建立起保障健康人群的安全屏障。

换句话说，真正建立起隔离区，就有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工作的安全区了。

当然，在抗疫期间，安全区并不绝对安全。安全区内的安全需要大家不断巩固和维护。比如随时发现疑似对象、密切接触者，立刻收进治疗区或隔离区。

可是，隔离区怎么建？

这就需要大量的流行病调查工作，简称“流调”。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细致的工作。在城市社区，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入户排查，去甄别健康者和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流调人员还有被感染的危险。当时北京的流调人员，是比医疗救治人员多得多的群体。

接着要讲一下医疗和隔离的关系。

医疗救治是大家最关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医生不能阻止你在医院外被传染。严重的传染病，自古凶猛。人类抵抗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阻断传染。如果遏制不住蔓延，医护人员是救治不了大量冒出来的感染者的。要扑灭疫情，更重要的是隔离，就是狙击防控。

在狙击防控中，最重要的是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群防群控。

武汉的疫情，湖北各地的疫情，以及扩散到30个省（区、市）的疫情，如何防止进一步向县乡村扩散，有十分紧迫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在武汉就读的大量大学生回家过年，眼下两周是阻止疫情扩散最关键的时间！

非典时期，北京市区各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戴着红袖章做了大量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社区的楼门口设岗，不是本小区的人不能入内。有的小区门口挂着“本小区零感染”字牌，要求小区所有人员保持维护。村庄村口有人站岗，不是本村人不能进。大学生回来，先送去隔离。做到“社区为战、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发现谁家有人发烧了，立刻就送去隔离治疗观察。有人从隔离区里逃出来，很快就会被群众追查举报，民警和流调人员就来把逃跑者再带进隔离区。

当时国际舆论预言北京的医疗系统将被大量涌现的SARS击垮。非典疫情将在医疗资源更加薄弱的中国西部农村蔓延，最终造成整个中国不可估计的损失。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群防群控工作发动得多么广泛，做得多么细致。那是一场全民狙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可以说，如果没有发动群众，组织起群防群控，损失确实不可想象。北京投身群防群控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的首都安全保障线，是抗击非典真正的铜墙铁壁。

事实上，只要建立起隔离区，将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隔离区外的人们就是安全的。隔离区内，坚持救治。当最后一个患者痊愈走出小汤山医院时，非典就结束了。

今天，武汉正迫切需要建立规范化的“隔离区”，才有人民群众能够正常生活的“安全区”。这就迫切需要发动群防群控。

我家乡建阳的防控狙击

我的家乡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今年我在老家过年。我看到建阳区委防控狙击工作的文件已经在普通群众的手机里阅读。政府工作人员专门到庙里去通报疫情，诚请住持今年不要举行庙会，各信众就在家里表达自己的信仰，便是大慈大悲的善举。

福建在武汉开“沙县小吃”餐馆的人员，网上有个数以万计的数目，我没有核实过不敢引用。但我知道，我家乡的领导者们在这个春节期间始终在岗部署群防。建阳公安部门，至26日已详查出春节前夕经由铁路购票离开武汉的建阳籍人员共781人。我看到这781人的名册，分布在建阳12个乡镇，有姓名，有住址，有身份证号。他们中有打工的，有经商的，还有不少是在武汉上大学回家来过年的。

卫生局和各乡镇干部都忙碌起来，紧急组织的工作人员，根据名录挨家挨户去组织隔离，包括对密切接触者要求务必在家自我隔离。

还有从武汉回来但不是坐火车回来的，流调人员通过向群众调查了解，也一个个找出来，政府对他们进行关爱隔离。这就是群众防控的力量。

这是我家乡建阳往日最热闹的步行街，今天正月初三上午十点多，空空荡荡。

远方乡村的防控消息

这是贵州省毕节的干部大年初一发给我的一张照片。我还不清楚这是哪个村的事。不论是哪里的，我发在这里是想表述，现在村庄的自我防控非常重要。

毕节的干部告诉我，毕节市在除夕夜就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大年初一晚再次召集相关领导干部布置防控工作，初二上午10点召开覆盖到乡镇的防控疫情电视电话会议。

市委书记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控狙击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精神，按照省、市安排部署，进一步加大排查和联防联控工作力度，做到守土尽责，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

贵州省截至26日有确诊患者7例。毕节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例，但毕节市有930万户籍人口，外出打工人口高达200多万，春节期间正是大量农民工返乡的时间。如果有一人传染上“武汉肺炎”回来了，没有被发现，引起感染传播，就不得了。

市委书记强调，情况紧急，容不得丝毫马虎和懈怠。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认清疫情防控的极端重要性，做到逐村逐户排查到位、登记到位、管理到位、隔离到位。对排查出的重点对象要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挂牌管理，明确包保责任人。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联系定点医院就诊。各体温检测点要做到逢车逢人必检，对外省入境车辆要严格登记在册，一旦检测出发热等相关症状，要迅速采取措施、报告信息。

市委书记等主要领导接着就到乡镇去检查防控工作，看望坚持在防控一线的干部职工。

“我们一定要把防控工作做在病毒到来之前。群众在家过年不要串门，但是党员干部要出来做防控工作，要让群众提高防控狙击意识。”这是市委书记说的。 

毕节医务人员为过往司机测量体温

毕节防控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登记

毕节防控人员向过往车辆喷洒消毒液

 

毕节是贵州高原之脊，西邻云南，北接四川，古有“于滇为咽喉，于蜀为门户”之称。这位书记还到毕节与云南交界处去检查防控疫情的工作。

这是毕节通往云南边界路旁的标语。

这是毕节设在与云南交界处的疫情检查点。

 

非典时期，北京非典疫情骤然严峻的时刻，手机里也曾传出“北京要封城”的信息。起初，也有社区出现驱赶农民工的事。北京市做了大量“留住农民工”的工作。但仍有很多农民工“逃离北京”。只要有一例患者在北京周边的省市引起感染，疫情就在该地迅速爆发。以下继续讲述非典时期的往事，但愿能对今天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有所启示。

《非典启示录》节选4

巍巍大局

2003年，全国有1.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广东和北京的最多。而北京和广东正成为最大的疫区，并蔓延到天津……河北告急、山西告急、内蒙古告急、甘肃报警……如果SARS随着返乡农民工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后果不堪设想！民工返乡正成为SARS扩散到整个中国的最大危险。严峻的形势已远不止是“北京保卫战”。北京，如何防止首都的疫情扩散到全国各地，这是北京一定要承担的重任和牺牲。

1

逃离北京

4月24日，北京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一张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

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印章。此通告贴出后，小区的10号楼和11号楼前很快聚集着一批外地口音的人们，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向何处去。

“俺们头过年回来不久呢，又回家，今年咋过？”

“北京不行，看看去别的啥地方吧。”

“南方不也有非典吗！”

“现在啥地方也怕人去。”

“现在不走也没活干了，还是回老家吧！”有人回楼里整理行装去了，说用不着限令三天，“晚走不如早走。”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装修房子的农民工。自4月20号以后，为了防止人员流动带来非典，各小区禁止了装修民工进入，全市至少有8万装修民工停止了工作。从事装修的农民工还只是个较小的群体，大群体在建筑工地。

 

4月18日，在中建一局五公司承包的新城国际工地，一位香河队的民工发烧，被送到361医院，当时只是诊断为“疑似非典”，这消息就在民工中不胫而走，甚至传到其他工地。

一些民工开始“卷铺盖回家”。特别是来自河北的民工，老家距离北京不远，他们大都没领到工钱，有的只拿到乘坐长途大巴的车费就上路了。

4月20日后，电视每天播报北京新增非典多少，疑似多少。有的工地食堂里有个电视，农民工端着饭盆挤在那儿边吃边看消息，听到说不要聚集，聚集最容易传染……他们互相看看，有人退出去了，有人继续挤进来看。

许多民工食堂里散发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消毒是有的，但老板没给我们发口罩。”

民工们白天工作的场所多是通风的，不容易感染，但晚上睡觉的地方多是通铺，往往二三十人睡在一间大屋。民工们开始知道，他们中间要是有一个人得非典，就会造成群体感染。民工来来去去，哪个要是感染了，谁知道呢！

鉴于出现的情况，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禁止外地施工人员擅自离京。

4月26日，位于北京崇文区崇外兴隆街的都市馨园工地，一位来自湖北孝感的民工发烧，被送到普仁医院就医，确诊为非典。这个工地被迅速封闭了，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外出，尤其严防民工私自跑出隔离地带。这些消息很快传到许多工地。

农民工在外原本最怕生病，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生病了误工不但没收入，还要花钱。平日里要是领了工资，没地方收藏，除了留下必要的开支，一般都是寄回家。一旦生病，自己买点药吃能扛过去就扛过去，要是病重只能选择赶紧回家。比如黄杏初2002年12月发病，那时还没有非典一说，他就是这么选择的。现在碰上SARS,农民工对传染病比一般市民更恐慌,觉得要是被传染了这太冤枉了，即使自己没得，别人得了，工地上一隔离，不能干活那就没工资了。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

4月25日至27日，正在北京做2008项目的上海大华公司北京荣丰工地上的民工纷纷离京返乡，三天内1300余人的民工队伍跑得只剩下200多人，他们是想领到工资再走的。

27日晚，这200多民工向荣丰房地产公司讨要工资，围堵了公司的售楼处，砸坏了一名工作人员的私家车，并同前来处理冲突的民警发生了冲突。

这时火车站前出现很多背着行囊的民工。火车站入口处设有快速测量体温的人员，发现有发烧的，就扣留下来，送去隔离。

火车站的广播在劝农民工不要返乡，而大多数涌来火车站的农民工，想的和说的都是“逃出北京”。

中建三局的广泉小区项目工地，一群农民工自己花5000元租了两辆汽车，把行李扔上汽车，不顾工地管理人员拦阻，冲出工地大门。他们喊着：“不要工钱，要回家！”

他们还喊着：“死也要死到老家去！” 

再看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的那张“紧急通知”，无异于驱赶农民工返乡。这件事在第二天（25日）传到了乡里，乡政府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严厉批评芍药居居委会，责令立刻撕掉那张通知，并来人向10楼和11楼的民工道歉。

芍药居小区这件事算是处理妥了。可是，北京市成建制的外来建筑施工人员有70多万人，分布在3276个工地。这还不是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全部。外来务工人员有统计的就有300多万人，其中70%是农民工。农民工来自全国各省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此时梁万年信息组提供的信息是，北京市新增SARS与疑似病例中，农民工发烧和被感染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5月17日，仅在北京的建筑工地确诊的SARS民工累计有184人，疑似141人。再往后，随着医务人员感染率下降，民工发病率上升为最高的一个群体。

 

2003年SARS袭击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农民工，在四月下旬和进入五月的时候，成为整个抗击SARS战线上最危机的一个环节。

如果SARS随着从北京返乡的农民工蔓延到医疗资源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那就不是一个北京的灾难了。所谓“后果不堪设想”！

民工返乡，正成为SARS扩散到整个中国最大的危险。

来北京的流动人口，也不仅是农民工，还有到北京来治病返回老家的，有返乡大学生，有到北京出差的各种人员，都有可能把SARS带回去。正在产生和已经产生此类危险的也不只是北京，广东打工者甚多，那里的民工也正在返乡。

2003年，中国有1.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疫区的打工者逃离疫区，并不都是返回老家，不少人前往的目标是非疫区的老乡打工所在地，这就给非疫区带去危险。

中国巨大的流动人口在外乡谋生，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经历。如何在极有限的“时间差”内管理好上亿的打工者，防止疫区外来人口的失控流动导致全国范围的疫病扩散，这是对中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天津，天津

天津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天津与北京相邻。引起天津非典传播的SARS病毒携带者姓孟，54岁，河北雄县雄州镇人。他和家人就是为了“逃SARS”，从北京一家已有SARS病人的医院里“逃出来”。

孟某患有严重心脏病，起初是河北的医生建议他去大医院做个心脏搭桥手术。他从家乡出发时还不知去北京治病有什么危险。孟某先到阜外医院就诊，因床位紧张住不进去，辗转住进了北京民航总医院。一周后，得知民航总医院出现了非典病人，而且他住的病区就有一个马上转移到别处去隔离了，浓浓的消毒水气味已经在医院里弥漫。

孟某一家人商量要赶快离开此地。而且医院安排的手术日程还没有到，那就不在这儿做搭桥手术了。他们去要求出院，医院要他写下“一切后果自负”并签字。对他来说，签这个字，不困难，他照办了。 

出院后去哪儿？去天津。

住院时已打听到，天津有个武警医院，同北京阜外医院是合作单位，阜外医院能做的手术，天津武警医院也能做。他们还记下了一个医生的姓名：刘维宇。他是这家武警医院心血管病诊疗中心的主任。15日这天，孟某在家人护送下坐一辆小轿车来到天津。

小车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前停下来，车里下来了四个人，他们连抱带搀地把孟某从车上扶下来，可见孟某已病得不轻。他的一个家人推来一辆轮椅，把孟某安置在轮椅上，才推去门诊部。

陪同孟某前来的这四个人，不久全都感染上非典。

你再留心一下这把轮椅，它将关系几个人的生死。

 

孟某被安排收进心内一科，依然是坐在轮椅上被推去找病房。第一个接过轮椅的护工出现，她名叫俊梅，俊梅推着轮椅进了电梯，出电梯后把病人推进病房。然后她就走了，她的任务就是引路把病人送进病房。后来，俊梅是这所医院第一个被感染上SARS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孟某并未发烧。

又一个隐瞒“接触史”，导致重大灾难的病例出现。

他是来治心脏病的。他们一家在这个非常的日子隐瞒了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说自己是从北京的医院来的，谎称来自河北雄县，而雄县没听说有非典患者。

急诊科给孟某量体温，他体温正常。医生因此没对这个病人产生怀疑。孟某提出要挂刘维宇主任的专家号，说自己就是慕名来求治的。急诊科医生为他挂上了刘维宇主任的号，安排他住进了心内一科病区15床。

刘维宇主任怎么也想不到，26天后他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那是5月11日凌晨，接诊孟某的刘维宇主任，因感染SARS而殉职，终年51岁。

 

天津的不幸，是从4月15日开始的。

天津与北京是近邻。假如15日这天卫生部报告的北京疫情能更接近真实一些，能负责任地向北京市、向全国各地发出严重警告……那么相关的宣传就可能把非典的严重性、防控的科学性，传播到公众。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最有效地进行防控。

这一时期瞒报是存在的。但是，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更致命的原因是：不相信人民群众。

 

送孟某来天津住院时有四个亲属，后来增加到七个，这七人无一幸免，全染上非典，显见这一家子缺乏防控的警惕性。他入院时隐瞒了到过北京，对隐瞒的严重性也认识不足，当初只怕这家医院会不肯收治他。

前面讲过，这家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是个女护工，她与孟某的接触仅仅是推过孟某坐的轮椅。整个过程中，她都处在孟某的身后，没有与他面对面，而且孟某此时没有发烧。

对照卫生部4月14日颁布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SARS病人的首发症状是发热。按专家们反复解说的，非典患者只有发热了才有传染性。可是，这个孟某来就诊时并未发热，他已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关于传播途径，当时媒体反复宣传的“专家说”是“近距离飞沫传播”，给公众的印象是，你如果没有与非典患者面对面，没有对方的飞沫经空气飞到你的呼吸中，是不会被传染的。事实上，广东早期患者中“近距离飞沫”也未必传播。一些护士发烧后回家休息，与丈夫同床“密切接触”也不传染给对方。可是后来传到香港的非典变异了，异常凶猛了。全国的医院却都根据权威专家早期的观察判断来认识SARS，这就造成了误判。

典型如3月底到香港淘大花园小区探亲的那个SARS病毒携带者，仅仅是在他家亲戚的卫生间里上过厕所，就引起了小区楼里300多人感染SARS，这哪里是“近距离飞沫传播”能够解释的呢！

 

 

疾控专家没有怀疑空气中飘着SARS病毒可以造成感染吗？考虑过的。所以反复说开窗通风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可是“近距离飞沫传播”一直作为主要传播因素给人的印象多么深！

此说包含两大要素，一是近距离，二还要有飞沫。

按此说，只要不是近距离接触，或虽近距离但挡住飞沫，就无从感染。这个看起来描述得很精确的“近距离飞沫传播说”，实在迷惑了很多医护人员。造成的错觉是，用口罩和防护服挡住“近距离飞沫”便“可防可控”……可是，广东疫情发生两个月之后的SARS，一再突破了世界各国的口罩和防护服，医护人员才警惕到不只是“近距离飞沫传播”。我们的眼睛暴露在外，眼睛粘膜可能接受空气中漂浮的SARS病毒而被感染……务必使用护目镜！再后，戴上护目镜，穿上全封闭的“猴服”，仍被感染。怎么回事？这是后话。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被SARS 感染的情况，天津武警医院已知。武警女军医李晓红就是4月16日凌晨牺牲的。4月16日这天傍晚，值班军医刘军翔在查房时发现孟某呼吸困难，满脸绯红，立刻为其测体温，发现他在发烧。

刘军翔当即对他进行抗炎和抗病毒治疗，半夜再去看他，看到他没有退烧。刘军翔顿觉有一种不祥窜上心来！他把孟某的儿子叫到值班室，严肃地问他：“你们到底从哪里来？”

孟的儿子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迟疑一下，回答说从北京来。再问从北京哪儿来？回答说，北京民航总医院。

“那里有没有非典？”

孟的儿子回答得很迟疑：“……可能没有。”

刘军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次日一早专家会诊。发烧、使用抗菌素无效、血象很高、肺部阴影！四项中除了血象高不符合卫生部颁布的SARS诊断标准外，另三项都符合。加上病人去过疫区。呼吸科副主任王火说：“我判断这个病人就是SARS！”

立刻报告

立刻向院领导报告。副院长李玉明马上来到王火办公室。一个由院领导召集的紧急会议就在呼吸科副主任的办公室召开，会议迅速做出如下决定——

立即向上级报告，包括向天津市报告。此时天津已规定了SARS定点医院，按规定应由天津市防控非典中心统一安排把高度疑似的SARS患者转到定点医院去。同时对孟某所到过的场所进行消毒。对与孟某有接触的医护人员、病人、陪护人员进行医学观察，不能回家，不得随意走动。对心内科所有医护人员、患者，实行医学隔离。接着散会，分头去做。

感染控制科副主任陈燕拿了个手提空气消毒机，首先奔到孟某病房消毒。顷刻间，乳白色的气雾带着刺鼻的气味儿弥漫了病房。一桶液体打完后，陈燕回办公室去取消毒液，返回时发现孟某已经被转走。她忽然看到有个老人要坐孟某做过的轮椅，大喝一声：“不能坐！要消毒。”

老人是个心血管病患者，一惊，没有坐下去。

但是，就在陈燕去取消毒液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孙贵敏的患者已经坐过这把轮椅。就这个孙贵敏，4月20日发病，5月15日死亡。而陈燕，已经非常注意防护、注意消毒，也未能避免被感染，并迅速发展为重症患者。

 

再说转移孟某。这是4月17日上午。

天津120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武警医院急诊科医生梁晋奉命护送。在这次护送中，前来的120救护车司机防护严密——穿的是“猴服”，梁医生也穿了“猴服”。不料，梁医生与司机仍被感染了，于4月21日前后发病。 

孟某转到了SARS定点医院——天津肺科医院。

这是4月17日中午11时左右。接诊的主治医师是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他三天后发烧，5月5日凌晨去世，成为天津市在抗击SARS中牺牲的第一个医师。

 

再说4月18日这天，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武警女作家王霞当年写了一部《生死关头》，书中明确写道：“这天上午10时许，天津市防病中心通知武警医学院临床管理处：17日转送到肺科医院的孟某某，经专家会诊确定不是‘非典’，‘可以解除’隔离。”

武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都不敢相信，生怕这个电话在哪里出了错。于是打电话询问。回答：没错。武警医院并询问得知，做出的这个结论，是“天津市防病中心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孟某的会诊结论”。

王霞写下：“从天津市防病中心打到武警医学院的这种电话，在极其短的时间里一连打了4个！”

王霞写下：“18日这一天发生的许多事情，直接影响了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领导层的决策，其中之一，最具破坏性、毁灭性的就是‘天津市防病中心通知武警医学院孟某某不是SARS’的4次电话通知。”

王霞写下：“天津市防病中心专家组的意见，在津一方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王霞还写下：“附属医院的领导层再次开会……院长张晓玉毅然拍板决定：解除隔离。”

王霞还写下：“副院长李玉明谨慎提出：是不是推迟一天再解除隔离，再等等……”王霞接着写“他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更没有被采纳”。

王霞是武警部队的专业作家，她有比任何“自由撰稿人”都要大得多的纪律约束。在这么重大的抗非典事件中，她白纸黑字发表出来的文字都是要负责任的。

再看18日中午11点30分，在这所医院的学术报告厅，召集了全院科室领导及部门领导会议，宣布解除隔离。副院长李玉明又建议至少暂不解除在心内科实习的4名学员的隔离。

理由是，万一专家对孟某的会诊结论有误，万一这4名学员中已有人被感染，如果他们回到医学院，那里有千余名在读医学生，一旦造成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李玉明这一建议被接受。后来这4名被隔离学员中有两人发烧，不久被确诊为SARS。李玉明的上述建议无疑阻止了一场更大范围的传播。医院这边，则由于解除隔离，这儿的每个人都将在三天后被抛到“死神的脊背上”。

这座医院的医生和所有病人及其陪护家属都被整体隔离在院内。院内连基本的防护服、口罩都奇缺，以致医护人员将自己“武装”得像特种兵出现在丛林……头发上、脖子上、身上、胳膊上、脚上到处围着扎着装垃圾的塑料袋，那不是医学上常见的白色，而是拖拖挂挂的黑色，护士们自己称之“草裙”。护士的口罩是用自己的胸罩改的。这不是演戏，为了抗击SARS，这就是实战，是迫不得已。不管自己多么艰难，多么尴尬，她们依然不离不弃地守在非典患者床前，那样地用棉签蘸着水，一下一下地滋润着非典患者的嘴唇……感天动地啊，这就是护士！

 

武汉站

26日晚，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长周先旺讲，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你已看到，当年“逃出北京”的尚未发烧的一个SARS患者，就给天津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当前，500多万人，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离开武汉——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疫情的严重性，只是回家过年，但毕竟在这个时间离开了武汉——这意味着武汉之外有多么巨大的防控工作要紧急去做！

（节选自王宏甲《非典启示录》；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宏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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