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1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那么，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王明远研究员在《从新质生产力到新型生产关系》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中提出，新型生产关系就是通过制度改革来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广泛的载体是民营企业，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发展民营经济；2、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生产力提高后，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增进公平，所以发展民营经济自然就可以得到新型生产关系；3、当前要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舆论环境，消除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王文”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实际上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简单地等同于发展民营经济。这种观点片面抬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贡献，贬低和抹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可以说，“王文”对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误读。之所以能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该文的理论基础存在致命缺陷，在逻辑上有许多漏洞，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有许多失误。笔者认为，不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都要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都绝对离不开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还要通过总结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看到公有制经济在建设高水平基础设施、实现逆周期经济调节、防范重大经济风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要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1、不能忽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战略性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贡献“王文”认为，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中，活跃的都是民营企业，国企只在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影响力。由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等同于发展民营经济。这种观点表露出作者对国有企业近年来发展的无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分为基础理论创新和应用创新两大类别。民营企业往往无法承受基础理论创新所带来的高昂投入和巨大风险，因此基础理论创新更多地是由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院所承担。而在应用创新方面，国有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新型信息技术领域，中国华录集团在数字存储领域，中国中车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医药集团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新材料领域，国家电力、宁德时代、中国能源、大唐集团等在新能源领域都有重要成果。这些企业体量巨大，怎么能说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基础设施和高质量产业体系作为支撑。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做出了巨大投入，这是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例如，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而数字经济想要顺利发展，离不开国有企业和政府提供的诸多基础设施。消费者能够便捷参与到数字经济中，前提条件是互联网和通信基站的建设，这正是国有企业提供的;快递能够快速运送到消费者手中，前提条件是全国各地都有畅通的交通网络，这也是国有企业提供的。没有公有制经济打下的这些基础，中国的数字经济恐怕根本无法取得现有的成绩，数字经济中的民营企业也难以获得现在这样的利润总量。要看到，这些基础设施的特点是投入大、周期长、回报低，这恰恰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愿也没有能力去投资的领域，只能由不以利润为核心导向的公有制经济来承担。非公有制经济无不享受着公有制经济的这些投入带来的福利。在讨论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的时候，不能忽视公有制经济在背后默默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文”强调，“新质生产力发展只能根植于市场经济土壤”，并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发展民营经济，其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公有制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公有制经济不仅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能在关键领域和关键时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公有制经济能够进行逆周期调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民营经济可能会因为规避风险而减少投资，这时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来刺激经济、拉动就业，从而稳定市场预期和经济增长。其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安全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容易忽视安全问题，而公有制经济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却发挥着支撑作用。例如，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长期规划和战略布局，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防止因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和损害。新型产业作为投资的热点领域，往往吸引大量资本的涌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然而，这种快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增长有时也可能导致高科技投资的泡沫化。在非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往往追求最大化的短期利益，这可能导致对市场趋势的过度反应和投资过热，从而形成泡沫。泡沫一旦破裂，不仅会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失，还可能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冲击。这个时候，公有制经济的介入和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有制经济通常更加注重长期发展和整体利益，能够通过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平衡市场投资，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不合理配置。公有制经济可以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稳定的投资和研发支持，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同时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另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导致创造性破坏问题。非公有制经济在应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具有很大局限性。由于私有企业主要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它们无法充分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在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变革面前，私有企业可能会减少对旧技术和旧产业的投资，甚至放弃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业务领域，这可能导致相关从业人员的就业困难和生活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经济的干预同样显得尤为重要。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防止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推动公共利益项目等方式尽可能降低创造性破坏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欧国家针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封锁与限制措施，这无疑给中国企业的创新与技术升级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面对这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若想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取得突破，公有制经济的支持显得尤为关键。在应对国际竞争方面，公有制经济的支持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国有银行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再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合作研发、产业整合等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最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可以批量采购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对面临困境的优质企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可见，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还在多个维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面对发展过程中的多重挑战与困境时，单纯依赖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行的。“王文”认为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生产力更先进的部门可以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从而促进公平，而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后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实际上把新型生产关系等同于私有制，并将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看作完美无缺的最优制度。“王文”没有看到，在私有制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如果没有劳动者的社会运动和国家干预，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无法惠及大众，往往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必须克服私有制的局限，因而也就必须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王文”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分析了两次工业革命中劳动者收入的变迁，然而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它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中的劳动者收入高于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业中的劳动者收入，这说明“社会文明水平提高了，新兴的劳动群体——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农民有了质的提高。”但是，它没有看到，工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极大，导致劳动者健康恶化、寿命降低，甚至因为普遍身高下降而影响军队战斗力。当时的英国媒体甚至认为，伦敦工厂中的工人的劳动条件还不如美国种植园的奴隶。同时，“王文”又有意忽略了如下事实：工人收入提高伴随着资本家收入更快速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愈发集中，资本家与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又如，在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王文”认为这一时期美德等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社会结构转变为橄榄形。这种观点完全与事实相违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进一步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获得了高昂利润，代价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压力加大。因此，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家亨利·乔治提出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几百年间不断发展生产力，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实际上，贫富分化的减小只是存在于二战后短暂的黄金时期。这是资本扩张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中，资本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才是常态。“王文”还认为，中国近年来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新型产业的工资收入远高于传统行业，年轻人更愿意到新型产业中工作，这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贡献，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它没有看到平台资本垄断等问题的存在，这种垄断导致大量制造业和商业企业的利润被挤压，数量众多的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剥夺。例如互联网巨头试图占据社区的菜市场。他们的企图如果成功，将极大冲击普通商户的利益。同时，实体企业的利润率过低，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增长动力双重不足，人才过度流向平台资本也削弱了实体经济增长的潜力。此外，平台资本灵活雇佣的职工没有足够的保障，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可见，作者的数据恰恰证明私有经济主导的生产关系的弊端。因此，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大力推进对数字经济、平台资本的引导，提出要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通过公有制经济的力量来消解非公有制经济的天然局限。“王文”认为，当前要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改善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舆论环境，消除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这种观点没有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局限和公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是很狭隘甚至偏激的。当前，很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垄断资本主导的剩余价值转移。“王文”强调要反垄断，却没看到很多获取巨量收益的垄断资本恰恰是民营企业;“王文”强调要推进社会财富分配民主化，却没看到收入的平等化与私有制是彼此对立的。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绝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反思资本局限性的社会舆论导致的，而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们难以找到可以稳定提供高回报的投资机会，这正是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压低其他资本的利润率带来的结果。社会上反思资本局限性的舆论恰恰是这一矛盾的产物而非原因。想要给民营企业家提振信心，也绝不能依靠“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打击反思资本问题的舆论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逆周期投资来切切实实给民营企业创造盈利的机会。可见，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绝不能是非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生产关系，必须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想要促进创新，不仅要发挥企业的热情，还应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经济生活中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动力，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来激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来调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大力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其实就是要在经济领域实行基层民主，赋予劳动者以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让劳动者亲身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来。经济民主对于企业运行和经济发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其一，劳动者参与管理，可以大大改变劳动制度中的不合理规定，提高劳动效率，激发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从而使企业的经济效率大为提高。其二，广大职工掌握经济民主的管理权力，有助于维护劳动者权益和切身经济利益。其三，企业决策民主管理，可以有效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遏制贪污腐败行为的出现。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探索经济民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广为人知的“鞍钢宪法”规定：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这些规定起到了优化工作流程、防止官僚主义、激发劳动热情和提高创新效果等作用。这些历史经验为我国当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构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宏观方面必须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克服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局限性；在微观方面应该推进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以调动劳动者的创新热情。决不能像持“王文”观点的学者那样，片面理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精神，甚至无视“第一个毫不动摇”，只强调“第二个毫不动摇”，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入“全盘私有化”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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