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90年代俄罗斯的全盘私有化的后果

点击：作者：张树华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4-01-31 16:42:13

一、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

1、叶利钦政权危机与炮打“白宫”

1991年“8·19”事件以后，民主派掌权不久，分裂的矛头便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权力体制，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经济危机、政权危机、宪法危机交织在一起，政治大决战不可避免。

俄罗斯政权内部对立的双方，一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掌权一派，另一方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表的议会反对派。另外，还有与俄罗斯当局对立的左派俄罗斯共产党人以及民族主义势力。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议会反对派与俄罗斯当权派的矛盾难以调和，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最终导致兵戎相见。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决定彻底摊牌，他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了第1400号总统令，决定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这一做法犹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反对解散议会。于是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1993年10月初，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议会大楼浓烟滚滚，结果是当权派一方获得胜利。距1991年“8·19”事件仅两年的时间，坦克履带已经两次碾过“民主”莫斯科的街道，俄罗斯百姓开始迷惑。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1991年的炮声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而1993年的炮声则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1993年，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候，(总统)却向那些提要求的人开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就把他们轰了。”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美好的辞藻和良好的愿望被隆隆炮声击得粉碎。

2、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

俄罗斯政坛背后多了一双挥之不去的黑手——实力雄厚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以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势力为后盾，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极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政府政策。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金融巨头们试图操纵国事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银行家们将莫斯科的官员、市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其他银行家做地方官员的工作;还有一些银行家，例如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投入所有资金创建强大的电视集团公司、印刷控股公司来垄断大众传媒”。[1]

俄罗斯七大寡头之一，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说：“如果没有政治支持，我们就无法保护我们的资产。俄罗斯最富的一帮人都知道，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为俄罗斯的未来负起责任。我们明白，叶利钦周围的改革者们无法阻碍共产主义的脚步，因此我们需要聚集起来共同合作，希望最终获得政权。”更多的时候，这些寡头们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连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私人寡头绑架政府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仅使俄罗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而且使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

二、私有化的社会经济后果

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幅度达38%，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生产下降了50%，涉及95%的商品门类。其中：

机械制造业下滑65%—80%;

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

日用消费品下降55%;

70%的食品需要进口;

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国际上，曾一度热衷于对中俄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社会结果进行比较和评论。在此问题上，俄罗斯社会内部更是莫衷一是，中俄改革比较成为报刊文章、大学讲台，甚至议会论坛的热门话题。1996年4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驻北京记者克鲁申斯基搜集的一组数字(见表9-1)。

表9-1　中俄社会经济变化对比：

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休克疗法”的社会效果不佳，主要表现为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治安状况恶化等几个方面。同时，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等产生了严重影响。

1、人口减少、寿命降低。1992年，俄罗斯社会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这是自1942年“二战”以来，俄罗斯人口生产首次出现负增长，特别是人口自然减少的幅度增大。由于民族冲突不断，战争使冲突地区的居民颠沛流离，纷纷举家迁移至辽阔的俄罗斯内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减少的缺额，但俄罗斯社会上下对未来的人口形势表示忧虑。如今，受生活所迫，俄罗斯许多年轻家庭放弃了生孩子的打算，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口恢复增长，要经过15—20年的时间。否则，俄罗斯人口将锐减，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恶化。1995年，俄罗斯男性居民的平均寿命约57岁，而女性则为71岁。

2、居民健康状况恶化。俄罗斯物价放开后，药品、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最大。过去，苏联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甚至病人住院期间的饭费也由国家支付。现在，俄罗斯广泛推行有偿医疗，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有关资料显示，许多退休的老人大部分的积蓄和退休金都用在求医买药上。社会中酗酒、吸毒的人数增加，每年因酒精中毒而死的人数约为4万。因为生活的压力，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显著提高，自杀比例上升，1995年自杀人数超过6万。

3、失业严重。一方面经济改革大大增加了俄罗斯人自由择业的机会，人员流动、职业变更次数增多;另一方面，在生产萎缩、经济下降的条件下，社会失业、半失业情况严重。1994年正值私有化的高潮时期，俄罗斯的失业率一度达到10.4%，而非官方估计的数字为13%左右，失业人口超过880万。职工待业期连续拉长，1992—1994年3年的时间里，待业期分别为4.5个月、4.7个月和5.2个月。在失业的人群中，妇女的失业比例高于男性，占65%—70%。16—29岁的青年人口流动频繁。在地区分布上，大都市就业机会多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在边远民族地区和产业单一的地区，大多数企业不得不停产关门，职工下岗失业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的大量失业现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首先，失业造成了贫困阶层人口增加。其次，失业大军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俄罗斯一些煤矿工人不断罢工、抗议。失业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往往成为黑社会势力招募的对象。为生活所迫，俄罗斯不少体育明星、退役军人和警察也流入犯罪集团的队伍。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危险因素。最后，居民广泛从事第二职业，地下经济盛行，灰色收入的比重上升。日益蔓延的“地下经济行为”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4、生活消费水平倒退20年。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休克疗法”严重影响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社会为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92年，也就是“休克疗法”实行的第一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56%，国民收入下降到1976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二十多年，降至60年代的水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居民的存款大幅度贬值。1990-1991年，俄罗斯居民的储蓄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56%以上。1992年，居民储蓄贬值，原来俄罗斯人手中的1卢布到年底贬值为0.04卢布，也就是4戈比。政府的失策，使居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俄罗斯专家估计，老百姓存款贬值所受到的损失要超过5000亿卢布，涉及200多万个储户。

2、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糊口，食品消费比重增大。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恩格尔系数，通过统计食品在居民全部消费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说来，食物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小，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30%以下富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食品消费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在1990年以前，俄罗斯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30%，而1995年为53%，一些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更高，达80%-90%。

3、居民的膳食结构中，高蛋白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淀粉类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休克疗法”后，在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肉、奶、蛋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面包、土豆等淀粉类食物消费量增多。俄罗斯居民人均肉和肉制品的消费量从1991年的66公斤减少到1996年的51公斤；奶和奶制品从1991年的349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247公斤；鸡蛋从1991年的229个下降到1996年的196个；鱼类消费从1991年的14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9公斤;；土豆则从1991年的98公斤上升到1996年的114公斤。

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增加且占总人口的比重高。1992年，俄罗斯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11倍，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5倍，而且由于工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有相当多的职工长期领不到工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年初下降了55%。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使居民实际收入总体下降了约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60%，退休金下降了45%。截至1999年底，全俄罗斯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2]

全盘私有化后俄罗斯街头的流浪儿童

三、私有化冲击社会安全底线

俄罗斯学者认为，改革不同于革命。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计手；而改革则不同，改革既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就应计算改革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表9-2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俄罗斯社会危机指标监测数据。

表9-2　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临界点(1995年)：

全盘私有化后为食物发愁的俄罗斯民众

四、俄罗斯人如何评价私有化

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究竟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俄罗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在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人民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俄罗斯人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却不能接受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人民怀恋旧制度下的无忧无虑，又不希望共产党重新执政。老百姓厌烦了无法无天、治安混乱以及虚假的民主形式，但又不愿见到旧体制回头。

从以下表格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几年来的改革并不满意。老百姓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的评判，主要出自于切身的生活感受。现实生活中失望多于希望，这种态度可以在俄罗斯民众看待政治制度、经济私有化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见表9-3、表9-4、表9-5)

表9-3 俄罗斯居民对改革的态度(1995-1997年三次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表9-4　俄罗斯居民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态度[3]：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表9-5　俄罗斯社会对私有化的态度(%)：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

如今，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难的时期，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此时的民意调查表明，从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比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还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4]

五、官方对私有化的评估与结论

第二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伏·波列瓦诺夫在1995年初向政府提交的私有化阶段性总结报告，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该报告称，俄罗斯私有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方法和手段也过于简单，在规定的私有化七个目标中，除第七项目标基本实现、第一项部分实现以外，其余五项均未完成。

1、私有化没有增加财政预算收入

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

在1992—1994年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共计有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5]占四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这期间，私有化提供的各级财政预算收入为1万亿卢布左右，仅为匈牙利的一半。另一个东欧国家——捷克，通过“小私有化”获得的收入为12亿美元。捷克25000个小企业的平均售价为48000美元，而俄罗斯小企业私有化的平均收入不足25000美元。

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第292号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联邦政府移交地方股权应得的预算收入为11.4万亿卢布，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仅完成了1/10多一点，即1.374万亿卢布，这是俄罗斯私有化领导班子在1996年总结报告中承认的数字。[6]可面对社会各方的指责，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领导班子此时却坚决反对“将私有化作为增加财政预算收入的手段”。[7]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

2、私有化没有提高经济效益

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时的经营状况相差无几，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反倒是一些新成立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在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1993年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3、私有化并没完成反垄断和增强竞争力的任务

事实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来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被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控制。“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来固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私有化并没能有效地吸引外资

在吸引外资方面，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但是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投机意味大于投资。多数外国投资集中于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5、私有化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

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1993年4月，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到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获得“分红”，[8]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一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一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千克香肠。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分得的不是国有财产，而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绝大部分居民更是与之无缘，只能做“看客”。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是旧官僚、“影子经济”等成为真正的赢家。

俄罗斯学者指出，权贵的私有化进程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就开始了。随着经济管理权的下放，一些经济管理机构或企业领导人截留权力，积极投身于“影子经济”，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帮”就是此时形成的。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展开，官员们已不满足分享经济权力，捞取一时的经济好处。于是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例如，一些部委改为康采恩或集团公司，各种利用国家资本出现的私人银行，大批由国有供销机构改造而来的商品交易所等。俄罗斯报刊称之为“隐形私有化”，其结果是“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红色资本家”，还是暴发的“新俄罗斯人”，虽然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因为这些并非他们经营或劳动的积累，所以他们并不珍惜。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此外，俄罗斯社会所期望的动力阶层——“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

6、私有化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保密，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损害经济安全。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1992年，私有化运动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到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已达20倍，然而相应的资产重估却未进行。这样一来，一些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是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地变卖。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因经营不利、负债累累，莫斯科又重新将之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事例很多，俄罗斯报刊对此经常披露。除有形资产外，私有化过程中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是难以统计。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指出，私有化不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财政预算增加，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损害国防安全。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外国商人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起，特别是涉及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

威胁社会安全。疾风暴雨式的变革使俄罗斯老百姓措手不及，不同地位、不同起点的社会居民参与变革的程度各异，受益不均。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俄罗斯社会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最高阶层平均收入是最低阶层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27:1。俄罗斯学者认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占有财富和资产的多寡上。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与社会大多数居民的贫困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随着资本收益几何级数的增长，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将更为严重，势必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9]

与西方社会不同，俄罗斯社会缺少稳定的“中间阶层”。西方的社会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而俄罗斯却为“金字塔”状。据西方报刊描述，莫斯科市每年进口的“奔驰”超豪华轿车，比德国售出的总数还多。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西式漂亮的洋房、别墅随处可见。法国南部的疗养胜地，以前本是欧洲富贾和阿拉伯石油大亨喜爱的场所，现如今，俄罗斯新贵携大把的美钞现金纷纷涌入。

7、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

近几年，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犯罪案件激增。

仅1996年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1996年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特别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罗斯几任私有化领导班子的“9万美元稿费丑闻”，导致了副总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职。稿费丑闻同俄罗斯私有化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拍卖——“电信投资”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舆论称，稿费丑闻可作为窥视私有化的“一面镜子”。

之后，随着像石油、军工等一些“肥缺”企业被拍卖，巨型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战更为激烈。私有化成为俄罗斯传统垄断部门和新兴的金融财团争夺利益的“舞台”。西方学者指出，权力和金钱绞在一起，使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步入迷途。

8、俄罗斯官方披露的私有化后果的有关情况

（1）总检察长写给总理的信。

就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的众多问题和一些犯罪事实，俄罗斯联邦代理总检察长伊留申科写了一封给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信。以下是该信的片段：

检察机关对一些科技生产联合会、设计局、科学研究院和俄罗斯联邦军工委员会的企业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国家资产流失严重。检察人员发现了大量国家资产被非法私有化的情况。一些企业的下属部门擅自独立，并实行股份化；一些企业财产被非法划归商业机构；有人滥用职权，随意支配企业的资产和周转资金。

如一家名为“星辰”的国有企业，总经理非法从本厂拨出几百万卢布，作为儿子和妻子所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本，并私自将该厂一部分厂房出租，获取非法收益而不纳税。莫斯科半导体技术研究所的领导，非法将130万卢布投入到“卫星轨道”商业银行；将30万卢布投入到“联合电业”股份公司；将5万卢布投入到“特维尔通业银行”；私自将500万卢布投入到另一家商业银行，还有900万卢布被非法挪用。

检查结果有待进一步总结。但很明显，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存在严重的失误。它没有消除国家资产的挥霍浪费现象，没有对企业获取和运用贷款情况进行监控。许多商业银行不顾《俄罗斯联邦抵押法》的规定，没有征得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同意，将一些军工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私自为一些企业贷款。

检察机关的材料表明，有些企业和人员，故意混淆国有资产和个人所有制形式。一些企业为获取眼前利益，将国有资产转到私人手里。

（2）原“克格勃”搜集的情报：私有化危害国家安全。

①圣彼得堡“电力”股份公司19%的股份被一家英国公司购走。“西门子”公司也想购买该公司20%—25%的股份。他们此举的目的，是要把“电力”股份公司的产品挤出市场，并利用该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简单、低报酬的生产，而主要产品的核心仍在西方公司生产，用“西门子”商标。

②西欧、美国一些公司的专家认为，外国对俄罗斯投资中，大部分属于短期证券投资，而且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俄罗斯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不仅十分低廉，而且它们的开盘价可能会快速升值，所以很多西方公司乘机大赚一笔。(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署第一副署长，1994年11月29日，卷宗152/4745号)

③在远东滨海地区，由于政策失误和官员们的营私舞弊，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集团控制了改革进程。(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署署长斯捷巴申的密信，1994年6月24日，代号1629—CH)

④在私有化进程中，西方获取了俄罗斯大量的新技术，北约为整理和研究这些先进技术出台了一个专门项目《东欧集团国家与全球网络及信息技术兼容性》。该项目负责人邀请俄罗斯专家，按欧洲标准把从俄罗斯获得的技术进行分类，并对它们的应用提出建议。(选自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巴申的报告：《西方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的政策走向，1994年8月26日》)

⑤美国公司——“新世纪投资控股”公司假冒其他公司购买了俄罗斯一些有发展潜力的电力企业的股票，该公司想借此来把俄罗斯许多地区的电力网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⑥外国公司共控制了全俄大型股份公司——“统一电力”17%的股份。

⑦美国投资公司“CS First Boston”打着股份公司的旗号，购买了俄罗斯军工厂的10%的股份。该厂87%军工产品提供给俄罗斯总参谋部和俄罗斯联邦反间谍总局。该厂章程规定，只要控股10%，就可以选派一名代表进入该厂厂长委员会参与领导工作。

⑧世界驰名的集团“西门子”公司收购了俄罗斯军工企业——“卡卢加”涡轮机厂20.8%股份。该厂专门为俄罗斯核潜艇研制生产涡轮机设备。

⑨莫斯科电机厂和“石墨”研究所生产军用火箭所需的原材料石墨。

而现在该厂30%的股份属于俄罗斯的一家招牌为“格拉尼克斯”公司。实际上“格拉尼克斯”公司的资金属于同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的美国人海伊。现在，该工厂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不再接受俄罗斯军事航天部门的订货，只按美国的工艺，为其生产、制造零配件。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有关私有化问题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万亿卢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2.5倍。还有专家估计，由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国家损失至少高达1万亿美元。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私有化结果和其他改革措施一样，都未达到预期目的。私有化本应防止国家资产的控制权落入官员们手中，但事实上，私有化后许多官员却合法地掌握了这些资产。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就连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也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10]

一些俄罗斯专家提出，私有化是俄罗斯新政权最彻底的一次改革，非常符合国家垄断或权贵垄断演变的潮流。私有化并未造就广泛的私有者阶层，而是形成了一小撮国家资产继承者，私有化不但没有克服反而强化了经济的垄断。国家反垄断政策根本没有奏效。一些“横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业集团比原国家性质的集团更缺乏责任感、更具威胁性。

2004年，俄罗斯联邦审计署对1993—2003年私有化进行专门审计，内容主要涉及私有化的法律基础、执法机关在私有化中的作用、私有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其结论是：私有化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之一，俄罗斯通过私有化在最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在社会冲突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产权再分配。但私有化结果却与其战略目标相去甚远：未能形成广泛有效的私人所有者阶层，未能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所吸引的投资对于企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远远不够，在一系列行业里没能保持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该报告还指出，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着法律不健全、执法机构违规越权、贱卖国有资产、对私有化交易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管、政府机构存在大量腐败等问题。

六、私有化的社会遗害

俄罗斯当局本想通过私有化建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基础，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私有化，社会上充斥着犯罪和权钱交易现象，结果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两极分化严重。作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财产争夺战，俄罗斯私有化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经济主管官员、新旧企业主、外资、私有化主管部门、普通职工之间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犹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一样，又是“一场改革闹剧”。自由派许诺的“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而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真正的赢家是原厂长经理阶层，还有一些暴发的地下经济势力。俄罗斯私有化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每项私有化纲领的出台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论的焦点。私有化不仅引起左翼反对派的抗议，而且导致当权的自由派内部的分裂。当然，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最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也是激进的经济私有化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

“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怪胎”。[11]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少数财阀、寡头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而且也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问题教授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俄罗斯的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运动提出批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批评。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索罗斯认为，丘拜斯推动的私有化是为了将“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变成合法的资本主义”。[12]

1999年8月2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对真正的老百姓却是灾难》的文章，其中援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调查报告，称“私有化使得1亿多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社会保障”。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约5%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聚敛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暴富。

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败是必然的，其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私有化打着“全民私有化”的旗号，实际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根本没有明白、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参与到经济私有化的过程，“全民私有化”只不过是当局打出的欺骗性的口号。叶利钦提出的通过私有化在俄罗斯“建立广大私有者阶层”的计划也流产夭折。另一方面，通过急速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私人财团“爆炸式”的膨胀却成为现实。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短时间内暴富，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

2007年，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势力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利用总统大选时机对普京展开政治反扑。鉴于此，普京对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操作者和获利者大加鞭挞。在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

“在当今俄罗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国稳定地向前发展的。也有一些人，他们狡猾地利用假民主和华丽辞藻，想让我们返回到不久前的过去：有些人想能像过去那样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

2010年12月16日，在评价西方支持的俄罗斯自由派人物时，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

“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钱和权力。90年代，他们与别列佐夫斯基以及那些当下正被关在牢里的人一起窃取了数十亿的资产。现在他们被从能捞到油水的地方赶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自然想回来填满自己的口袋。可是，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注释：

[1]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M].曹缦西，张俊翔，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105、109.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N].独立报，1999-12-30.

[3]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俄罗斯寻求战略：社会与政权[M].莫斯科：研究所内部研究报告，2000：248.

[4]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N].报刊文摘，2008-11-3(A02).

[5]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J].社会与经济，1997(1—2).

[6]同上。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