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发现问题至关重要。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正是因为旱桥上敌人火力点伪装巧妙，侦察过程中没能发现。阳明堡大捷后，善于总结反思的刘伯承认为，如果准备充分，完全可以更少牺牲。改革开放之初曾流行一个段子，一位外国工程师围着我国一台发生故障的进口设备转了一圈，用粉笔画了一条线，中国工人由此打开后果然发现了问题，但对于画条线报酬一万美元感到不服，这位工程师说：画一条线只值1美元，但知道在哪儿画，值9999元。

斯大林说过，“大炮是战争之魂，暴露就意味着被毁灭。”摧毁目标不难，难的是发现目标。马克思曾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也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科学上的实验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以及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十分形象地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许多人以为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比哥德巴赫伟大，其实不然。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猜想”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表述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中国人看不起猜想，以为那是耽于空想、夸夸其谈、口谈玄虚、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是“指兔子给人撵”。殊不知，这种偏颇认识正是羁绊当代中国原创科学发展的最大思想障碍。有现代学者高度评价魏晋清谈，认为玄学冲破了儒家思想的桎梏，其口无遮拦，畅所欲言，甚至能捕捉灵感的火花，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第二个高峰。“如果说先秦是黄金时代，魏晋就是白银时代，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什么强汉盛唐，都及不上这一时期。”

发现问题必须深入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站起来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又到处都是蚂蚁。所谓蹲下去，就是深入实际细致认真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可以不拘一格，并不一定要“鸡莫叫、狗莫咬”般地煞有介事兴师动众。枕上厕上马上可以读书，也同样可以调研，只要身边有人，哪怕是自己的“枕边人”，都可以作为调研对象。在一张毛主席与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的黑白照片中，毛主席目光柔和地看着头扎羊肚儿手巾、肩扛锄头的陕北老农，神情专注地听他们说话。回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每一次访贫问苦，无论是特意用手摸村民家炕烧得暖不暖，还是关切地问“粮食够不够吃”“孩子上学要走多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全程“在线”的眼神交流。“总书记问得特别细”，正是许多见过总书记的百姓的共同回忆。

发现问题必须集众智、聚群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发现问题不能只靠自己单打独斗。陈云同志说过，“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平时喜欢耍官威搞官僚主义、乐听下属报喜不报忧，往往会沦为“最后一个知道大楼失火”的人。

发现问题需要智慧和方法。陈云同志总结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字箴言，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

“没有人能叫醒装睡的人。”发现问题难，而更可怕的是发现问题却佯装不见。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可现实中，“群众已经堵上门，自己还忙着去调研”的干部有之；对问题心知肚明，却搞“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式的猜心思、打哑谜、玩城府的干部有之；尽喜欢干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锦上添花，对于涉深水破坚冰啃硬骨之类的雪中送炭却没有兴趣的干部亦有之……

痛痒是人体自我示警，如果硬用麻药之类药物干预让人丧失痛痒感觉，势必严重损害人体健康，此所谓“讳疾忌医”，又可谓“瞒病必死”。同样，“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虽“正入万山圈子里”，也不惧“一山放过一山拦”，就一定能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原创】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