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鸣：叙利亚垮台了，你不承认教员的伟大怎么可以？

点击：作者：王不鸣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12-30 13:15:15

没有高山显不出洼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远的不说，从俄乌战争，到叙利亚变天，那些非毛、污毛的人，如果眼睛不瞎，真的应该痛改前非，在心里，或是找个有教员塑像的地方去赎罪。

今天先从叙利亚变天说起。

自从巴沙尔12月8日逃离大马士革，各派武装进入叙利亚之后，就有叙利亚人被斩首和枪杀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还有叙利亚妇女，被武装人员劫持做性奴的视频。这些妇女的未来必然是无限黑暗和极其悲惨的。

看到叙利亚如今混乱的形势，倒退100年，那时的中国，和今天的叙利亚一模一样，国家被分割，领土被占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那么100年走过来，今天的中国，还能见到外国的一兵一卒，还有军阀在混战吗？

可不可以反问一句，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像叙利亚一样，四分五裂，战祸连连？你为什么就不能被斩首，你为什么就不能被武装分子劫持去当性奴？你多了个啥？还不是因为有那个牺牲了全家七口人的教员，以及他领导下的无数个英雄烈士的牺牲，才换来了你的今天？

请问：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还能比八、九十年前的陕北更糟糕吗？

同样是封锁，叙利亚面临的只不过是针对美西方的进出口做不了，它的边境口岸毕竟四通八达。而陕北当时的被封锁，那是四壁合围。巴沙尔为什么就不能把叙利亚人民团结起来，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救叙利亚人民于水火？而教员就能领导陕北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终解放全中国？

老蒋当年围困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什么物资不物资的就别做梦了，就连美西方记者想通过官方进去采访一下，那都不行。要知道，老蒋是最怕外国人的。但怕归怕，这方面老蒋主意咬的还是挺死的。

最早突破封锁去延安的就三个人，先是斯诺，然后是史沫特莱和博斯哈德。他们都是在延安统战张学良之后，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偷越进去的。比如斯诺，就是通过宋庆龄介绍，张学良批准进入了延安。史沫特莱是通过“西安事变”认识了张学良、杨虎城，并在中共处理“西安事变”时，向史沫特莱发出了访问邀请，才到的延安。博斯哈德是在武汉的时候，由周恩来签发了一张通行证，才到了延安。

直到1943年11月，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出申请，要去延安采访。1944年2月，美、英、苏等盟国记者，也纷纷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同时这一要求得到了各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再加上中共方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公开发出邀请。压力被传导到国民党这一边，国民党如果再不开这个口，专制、独裁的帽子就戴的更结实了。没办法，国民党同意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在延安枣园，教员接见来访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后排右起：教员、斯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黄浣碧供图

这个参观团共21人。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陪同人员4人，外加分别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担任的正、副领队。

在9名中国记者里，其中的中央社杨家勇是中统特务，《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是一个CC分子，领有特殊使命。

当这些中外记者来到陕北及延安之后，根据地生机勃勃的生产景象，和谐的军民关系，清廉的军政干部，以及极具战斗力的军人素质，使他们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甚至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信的话可以摘几段文字给大家看看。

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

当八路军奇袭汾阳成功之后，福尔曼看到年迈的大爷、小脚老太太、垂髫孩童，带着瓜果蔬菜，提着茶水鸡蛋，赶来慰问部队，他不禁感叹：“在中国十几年，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热烈生动的军民合作、群众慰劳场面”，“过去有人告诉我们，……，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

当福尔曼走到南泥湾时，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

“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疑，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

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美国人（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对这里的一切看后很激动，对此，他们羡慕、惊奇不已。这里的一切都不错。……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未来新中国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到了1944年，“长期以来众所周知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的边区农民，平均拥有的粮食超过了富饶省份农民拥有的粮食”。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顾问。

当初他被国民党选进“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时候，国民党本意是想掺沙子，自己聘的顾问，那肯定得替自己说话，怎么埋汰中共怎么写，结果没承想这个武道竟然没按套路出牌，至于他写了什么，看看下面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另外，据多个资料显示，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科马克·夏南汗神父，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聘的顾问。因为害怕记者们在解放区呆的时间越长，穿帮的地方越多，所以两个带队的国民党官员就张罗赶紧结束采访，可别再呆下去了。连蒋介石临在记者们出发之前定的必须在解放区呆满三个月的指示也不顾了，1944年7月12日，所有中国记者，外加唯一的一个外国记者，就是这个夏南汗神父，提前离开了延安。

这个夏南汗神父虽然心里反共，但因为另外五个外国记者还在继续采访，他不敢，也没法儿说假话，最后只好在文章中表示：“报上指斥共产党的那些事，我在延安没有看到。”

至于那个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可能因为跟中共同属一个意识形态，网上关于他写的文章内容披露非常少。

还有一个中国记者非常有趣，他就是《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就是上面照片这位。

当时国民党经过千挑万选，最后之所以能够相中赵超构，完全因为赵超构是个重听患者，俗话说就是聋子，把他当成了聋子耳朵－－摆设，选上了。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被认为“摆设”的记者，让国民党方面后悔不已。说他再版多次的《延安一月》一书，是在“为匪张目”，当了“共产党的传声筒”，要对他进行调查治罪等等。

除了这一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们，对延安等根据地不吝美言之外，还有很多到过延安的外国学者、军事专家等，也对教员领导的陕北以及其它解放区使劲儿地夸。

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迈克尔·沙勒说:“共产党人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值得特别的关注!不幸的是，之前，国民党新闻检查系统封锁了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他们拒绝任何消息传出封锁线之外。”

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詹姆斯·贝特兰就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这个小小的山城曾经是防御北方异族入侵的要塞，现在成了抗日的基地，热气腾腾，充满活力，男女青年为了今后的长期奋斗在兴奋地接受教育。”“对于许多中国青年，这陕北的一个小小山城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一种从许多年的艰苦万状的战斗里锻炼出来的领导。这种领导，中国正需要它。”

美联社记者贝尔登也写道：“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反过来则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性质了。”

白修德回到美国后，1946年与贾安娜合著出版《中国的惊雷》影响巨大

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八路军的力量就在于“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来自无数麻痹着农村的压迫的解除，来自群众的智慧，来自农民的大无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

日本投降后，《时代》周刊要求白修德继续写文章美化蒋介石，他断然拒绝。1945年9月18日，白修德告别重庆，返回美国。“在那一刻，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卢斯的彻底决裂。”

就连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了陕北之后，也不得不对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连连称赞。

其中，最早提出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动议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来到延安之后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

“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观察组成员多姆克甚至断言：“中共是新兴的，办法、作风、民主都是新的，人民拥护……我想，国民党如不想新办法，死亡不久了。”

贴这么多史料，多余吗？一点儿都不多余。因为这些不是那个时候教员领导的中共自吹自擂，这都是那些局外人对教员领导下的延安，及其它解放区的感受。这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去刻意搜集，很难看到。尤其对于那些“国粉”，让他们开开眼。他们对那个年代教员领导下的中共所有的宣传，都认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们更相信外国人的评价。那好，今天就看看那个年代的外国人，是怎么评价教员领导下的延安和解放区的。就这些赞誉、美言，老蒋哪怕花多少钱买，他都愿意，可惜他买不来。

现在再说回叙利亚。

叙利亚除了产油和产粮区被美军控制，反政府武装一直在蠢蠢欲动，再加上偶尔美国和以色列的袭扰之外，粮食进口一直没断。军事方面一直有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巴沙尔为什么就不能像教员在延安时期那样，把叙利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克服一切困难，让叙利亚更加繁荣富强呢？

巴沙尔很奢靡，很腐败吗？

从民众洗劫后的视频上看，其私人官邸不算豪华，但他收藏的豪车确实不少，这个新闻有可能是真实的。从这一点即能看出来巴沙尔做为叙利亚一国之君的格调和情怀。

中东地区，有些国家的总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布竞选纲领，老百姓通过民主投票选中的，而是借助民主选举的口号，实现家族传承。巴沙尔的总统就是这么来的。

巴沙尔继承总统之后，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在今天看，这些改革的结果明显不怎么样。

因为有美西方及以色列、土耳其的干扰破坏，叙利亚的国家安全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巴沙尔能收藏那么多豪车，这就应了那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是真把叙利亚当太平日子过了。用我们老百姓俗话说就是：心也真够大的。

至于网传说巴沙尔在逃往俄罗斯的时候，带走了多少钱的问题，首先准确数字不清楚。有说2.5亿美元的，也有说1350亿美元的。二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会空手走吗？这都属于正常操作，人之常情。你能指望老蒋在败逃台湾的时候，把90万两黄金给中共留下，教员撤离延安的时候把钱留给老蒋吗？你能指望老美撤离阿富汗的时候把钱留给塔利班吗？你别说这种关系，就是国内上下任一把手交接班的时候，上任给下任留钱是人情，不留是本分。留了多少钱，那都得在交接的时候，有句话，告诉下任，给你留了多少钱，你得当个人情去领。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如果真像网上所传巴沙尔带走了1350亿美金，那巴沙尔的政权就更不该丢。

最近网传巴沙尔在俄罗斯已经被禁止出境，他带去的钱也被冻结，不知道是真是假。

巴沙尔很残暴，很邪恶吗？对已经倒台的巴沙尔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事实，早就被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状昭告天下了。然而就目前来看，互联网上有几段视频，真假难辩。比如有一段是2016年左右，政府军在两栋烂尾楼的街道上处决了41个人的视频，这个是真实的。那个视频应该是当时政府军自己拍摄的。美西方当然希望大家都认为被处决的是平民，这样就可以把滥杀无辜的罪名扣到巴沙尔头上。不过话要说回来，一是从视频上看，现在刚刚找到案发现场，还无法确定这些被害者的身份，到底是武装分子，还是无辜平民；二是视频里被杀害的全是男性，如果是平民，怎么没有女性和孩子呢？三是当时政府军和武装分子正在激战，政府军嫌敌人太少，非得去抓自己的老百姓去杀？

还有一个是巴沙尔出走之后，说是反政府武装从监狱地下室，解救了数名妇女和孩子的视频。从那些妇女和孩子的神情上看，感觉不像。中国有句俗话：小孩儿不装假。视频里的小孩儿看不出惊恐害怕的感觉，好像是在看热闹。

还有一个视频是两个武装人员从一辆轿车上，掺扶下来一个右腿受伤缠着绑带的男人，这个受伤的男人一下车忘了，竟然缠着绑带的右脚先着地，把左脚绻缩起来了。掺扶者发现穿帮了，打了“受伤者”脑袋一下，“受伤者”才恍然大悟，赶紧纠正过来，变成左脚着地。这个视频，有说是加沙的，有说是叙利亚的，具体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之所以说要核实，是因为美西方新闻造假的事儿太多了，名声太臭了。一管洗衣粉就能把萨达姆推翻，白头盔用小女孩做道具，造谣巴沙尔动用化武，让全世界看，结果，没过几天，俄罗斯媒体找到了那个小女孩，揭穿了白头盔欺骗世界舆论的谎言。最近美西方又开始在叙利亚到处找巴沙尔制造的万人坑，只不过光看到一些高空拍摄的照片，说这一块儿空地是，那一块儿空地是，确凿的证据呢？没有。其实这事儿要想坐实很简单，尽快邀请联合国参与挖掘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说要尽快呢？大家自己想象吧。

导致巴沙尔倒台的上面两个原因都似是而非，再说第三个。是巴沙尔对老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吗？好像也不是。这两天看到一个中国短视频博主之前拍的一段视频，在巴沙尔当政的时候，困难家庭买一张大饼才合人民币2分钱。从价格上看，货源肯定不缺，否则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同样的大饼，在中国最损也得2元一个。

那么巴沙尔政权突然之间倒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巴沙尔没有那种愿意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思想觉悟，没有那种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责任感，否则也不至于收藏那么多豪车。巴沙尔早在美西方搞“茉莉花革命”，叙利亚战火连连的时候，就应该学习教员，树立教员那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意识。就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没有这种意识，想战胜美西方的绞杀，战胜美西方的阴谋，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如何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呢？首先你做为一国之主，必须要融入到底层人民群众当中去，像教员那样，与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教员在延安的时候，住的是老百姓一样的窑洞，吃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饭菜，“军民大生产”的时候，和普通战士、农民一样，种菜纺棉。棉裤洗了没有穿的时候，一样在炕上光着腿盖着棉被不敢下地。做报告的时候，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裤子，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吃的不好，无所谓；穿的不好，无所谓；甚至牺牲生命，无所谓。他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中国人民从灾难和苦海中解救出来。他没有一丁点儿为自己的想法儿，所以才会有他穿着后面带补丁的裤子会见外宾和民主人士，才会有那件补了70多块补丁的睡衣。巴沙尔能耗费巨资收藏豪车，而教员，对所有外宾赠送自己的礼品，有的只是看一眼，然后就让工作人员登记造册，全部上交国家。教员给自己，给子女留下什么了？除了给人民留下了9万多册书，什么都没留下。有这样的领头人，谁还敢奢靡享受，谁能不心生敬佩，冒死跟随？

教员的警卫员贲兰武老先生，于2024年12月12日去世了。据他生前讲述，教员只用一个磷面划火柴，一盒火柴用完了，另外一个带磷的面还是新的，半年攒了一大堆，教员就让警卫员送到火柴厂再去装，还不能暴露身份。后来又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在火柴厂买散火柴，让警卫员给装，就为了省钱。如果玩儿个时空穿越，把巴沙尔收藏的豪车送给教员，他会怎么做？所以还是文章开篇那句话：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高山，就显不出洼地。人与人确实是存在差距的，没办法。

有人会说，你光说让巴沙尔融入到叙利亚底层人民群众当中去，一是他没有那种意识，二是他即便有那种意识，也要首先考虑个人的安全问题。

为了国家和最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利益，个人安全又算得了什么？再说了，他如果能融入到最广大的底层人民群众当中去，人民群众就是他最大的保护神。

延安时期，日本、国民党哪个不是天天都想暗杀教员？教员怕吗？就像爱泼斯坦报道的那样，教员经常在延安的大街上转悠，有时连警卫员都不带，他根本就不怕日蒋特务的暗杀。延安的老百姓，个个都是他的警卫员。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之后，将一幅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这幅画一直挂在爱泼斯坦的家中。

有人可能会说，教员不怕，那是他知道延安是自己的地盘。真的是这样吗？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贴文，是教员的原警卫员齐吉树经历过的一件事儿，说是教员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要去教员的住处做礼节性的拜访，竟然前卫开道，先进屋把教员包围，要把齐吉树撵出屋。教员却泰然自若，示意齐吉树不要紧张，可以去外面等候。然后蒋介石在警卫人员前呼后拥的保护下，才敢进屋和教员交谈。重庆那可是老蒋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都担心安全问题，那教员呢？可见人与人在胆识方面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

巴沙尔如果能融入到叙利亚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他就应该利用2011年美西方搞“茉莉花革命”，到现在十三、四年的时间，进行有利于团结叙利亚人民的变革，以便取得叙利亚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支持。这里最核心的操作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是你做为一国的第一领导人，你要率先垂范，起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各级管理干部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只有这样，叙利亚人民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你的周围。教员领导的队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还有，巴沙尔如果能把自己融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去，他出台的所有政策，必然是为叙利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护和欢迎的，执政的宗旨，必然是全心全意为叙利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不是打着“为叙利亚人民服务”的旗号，出台的政策却是肥了少数人，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少数人服务之实，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傻子。

巴沙尔要想稳固自己的政权，不仅要融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还要有大智大勇。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不知道巴沙尔是否研究过教员的著作。如果没有，那是非常遗憾的。或许这也是他丢掉政权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