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没有融化，光明也没有提前到来，我们仍要前行。”

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

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

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

我们听见你的召唤：切·格瓦拉。

当舞台上，青春洋溢的合唱队员们轻轻地唱起这首歌，舞台下的黑暗中，很多观众都被感动了，有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2000年的时候，思想、文化界甚嚣尘上的是“告别革命”，是“历史终结论”。《切·格瓦拉》的上演，几乎成了一种“蓄意冒犯”，进而引发激烈争论，所产生的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戏剧界。

不能不说，许多青年，也通过这部剧得到启蒙。他们恍然领悟到，未来，并不是如撒切尔夫人断言的那样，“你别无选择”，不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另一种生活——充满激情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也是可能的。

犹记得，新世纪的到来，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

新世纪，意味着新的可能。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吗？历史真的终结了吗？“光明会提前到来”吗？

但那个时候，许多人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到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会目睹一场纳粹式的大屠杀。

不同的是，纳粹德国在无条件投降之前，对集中营和大屠杀，还小心翼翼地遮掩着，就连希特勒、希姆莱这样的魔鬼，也害怕屠杀真相为世人所知。

而二十一世纪的大屠杀，刽子手则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以一种炫耀的、肆无忌惮的、大鸣大放的方式进行。

他们一边杀人，还一边冒充受害者，既藐视人类的智商，也藐视人类的道德。

格瓦拉有一句名言：

“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针对任何人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如果你面对每个不公都愤怒得发抖，那么你就是我的同志。”

去年以来，网上一直流传一句话，“俄乌见立场，巴以分人畜”。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句话过于简单，也过于激愤，从不引用它。

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反抗压迫从来不取决于宗教、种族或政治派别的归属，而是取决于人类本性，那种拒绝奴役并追求自由的本性。”

这句名言，涉及到了一个概念，“人的类本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论述“人的类本质”——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

在这里，马克思把“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当作人的本质，也就是“类本质”，凡是不能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生命，即非人类。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格瓦拉所言，“拒绝奴役并追求自由”。

或者，是教员更加直截了当的概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反抗，即是“人的类本质”。

不敢反抗，甘于被奴役，就意味着丧失了进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能力，就意味着自己把自己降低到了动物类别中。

正是在反抗的意义上，我们要说，一切“拒绝奴役并追求自由”的反抗者，无论是反抗纳粹、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反抗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都是格瓦拉所说的“我的同志”，都展现了无比宝贵的“人的类本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东北林海雪原中牺牲的杨靖宇，还是六十年代在南美玻利维亚丛林中殉难的格瓦拉，抑或不久前在加沙酷烈的废墟中战死的辛瓦尔，他们都用生命诠释了人性的高贵和伟大！

虽然文化背景有异，信仰不同，但他们都属于这样一种人：可以被杀死，但永远不会被屈服，永远不会跪下来做奴隶。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黑夜没有融化，光明也没有提前到来，但无论如何，别忘了我们的“类本质”，失去了“类本质”，我们就要变成动物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