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做了专门的研究，有的总结为“八大原因”，有的是“十大原因”，据说蒋介石自己还总结了《反省十三条》，主要包括外交失败、军事溃败、党组织问题、经济金融政策失败、政治体制变革问题、蒋介石自身的问题、干部制度问题、宣传舆论问题等8个方面。

令人惊讶的是，蒋介石在反省“自身问题”时，居然承认“这也是失败的‘总因’”。

他总结了三条：

其一是自己“轻浮躁急”，遇事不够沉着。

其二是自己个性太强，独断专行，凡是大小事务，都要亲力亲为亲决断，导致言路堵塞、无人进言。在说这一条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便是西安事变。

其三是在人事任用上，过于宽大，以至于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这一条上，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不止一次叛党叛国，但他都不念旧恶，依然重用，依然信任。这一错误几乎是等于在自杀。

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对失败的“总因”——“自身问题”还是找得很准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并不深刻，或者说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挖掘出深层次原因。

要笔者说，其实国民党就是败于老将的“一己私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权”，顽固地实行独裁统治，以维护蒋家王朝的根本利益；二是“钱”，带头发“国难财”，导致整个国民党政府腐败而腐烂。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的“一己私利”，就是把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而不是把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背离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三民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拒绝民主宪政体制，顽固地实行独裁统治，唯我独尊，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得人心。至于其它林林总总的问题，都是由他这“一己私利”所派生出来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个世纪，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地位。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顶点，甚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蒋介石政府就是中国的代表。就连毛泽东都觉得要顺应潮流，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政府，因此在党的七大上他做的报告题目就叫《论联合政府》，希望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错失了这个改变中国政体和中国命运的历史机遇。

对于蒋介石拒绝民主宪政、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的危害性，1940年12月刘少奇在他的《论抗日民主政权》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蒋介石长期坚持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才，却使许多庸才、蠢才、奴才把持政权，结果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

蒋介石在《反省十三条》中检讨了他在用人问题上过于“宽大”、“宽容”和用人唯亲。他认为失败因素“财政为第一”，“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他说：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很多学者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它的严重腐败造成的。而追溯腐败的根源，那是因为蒋介石带了一个很坏的头，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还有来自民众的无私捐助以及国外无息贷款，相关资金原本应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支持抗战。然而，大部分资金却流入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个人账户。据报道，当年蒋介石在上海的财产超过了1300万银元，而宋美龄的资产更是高达3500万银元，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收藏品。1931年蒋介石不惜花费38万银元修建了美龄宫，甚至削减了国防预算以筹集修缮资金。而在30年代的上海，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不过120元左右。

蒋介石为了追求个人的私欲，完全无视了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需要，这种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滥用，也成为了国民党内部腐败问题的源头。

在抗战胜利后，在接受敌人物资的时候，大批国民党干部疯狂地借此名义大肆搜刮和贪污，中饱私囊，被老百姓称为“刮民党”，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两句话：一是国民党干部都喜欢“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车子、条子、女子；二是“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结束后，贪腐问题成为国民党无法回避的现实。尽管蒋介石曾试图打击腐败，但是积重难返，高官们滥权贪赃，压榨民众，使得国民党的统治逐渐丧失民心和合法性。

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只可惜醒悟得太晚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格局相比，老蒋追逐的“一己私利”是何等渺小，不败也难啊！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