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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贺军: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的西洋镜
点击:  作者:储贺军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4-08-02 08: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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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4年7月15-18日,地球两端,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代表体系,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中国召开的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另一个会议是美国共和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完成总统候选人的提程序,唯一的实质性结果是提名特朗普去合法地内斗。现在,美式的“民主法治”社会理念在中国已经不再受到吹捧。然而,我们还必须发扬鲁迅先生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认识清楚它的本质。

一、美国“民主法治”理念的阶级属性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西方的“民主法治”理念就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阵地,风靡一时,随着我们自己渐进地解除思想武装,人们开始淡化并最终忘记了“民主法治”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资产者之所以必须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14页。)失去了对民主法治的这一根本理解,就将背离马克思主义根本的阶级立场,就不难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模糊与动摇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态度充满矛盾。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向无产阶级许下了平等自由的诺言。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在获得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只能用一些虚伪的做法,安抚无产阶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故此,资产阶级特别需要幼稚简单的民众,以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需求和为资本盈利创造最合适的社会氛围,特别是为资本创造自由的运作环境。

 

美国政治正在愈来愈明显的帮派化,甚至世袭倾向都暴露无遗。美国总统选举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一阶级左右手控制的两个木偶,目的是愚弄社会,推卸社会管理责任。上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家族的一枝独秀,80年代延展至本世纪初的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的双雄会,都反映了资本政治的世袭倾向。现在兵强马壮的特朗普家族正在崛起,可能成为第二个肯尼迪家族。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被一声莫名其妙的狙击枪声拉开序幕,特朗普宛若一个神仙下凡,极为罕见的弹道轨迹,让特朗普死里逃生。这使得特朗普平添了巨大的勇气与能量,把自己粉饰为上帝下凡,救美利坚于水火,向其政敌发起最后的冲锋,并有资格在选民眼中树立其“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往事不堪回首,当年杨秀清假托“天父”华丽出台,直接就把假托耶稣弟弟给治得服服帖帖,但可别忘了,事到最后“天父”是被“天弟”的打手一刀宰了。

 

一切的私欲和贪婪都有着“崇高”的理由:特朗普受枪击之后,不失时机地宣称“我为民主挡了子弹”;拜登被逼宫退选之后,拎出一块遮羞布——“民主制度最重要,个人的前程(ambition)是次要的”。拜登无奈选择汉献帝式的退选,据说白宫团队当时哭声一片。这也难怪,甚至可以说是情理之中,个人崇拜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利益链。布林肯是拜登的老跟班儿,沙利文是希拉里托孤给拜登的“赵氏孤儿”,现在,哈里斯莫名奇妙地接到了一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儿,他俩的政治前途都烟消云散,必须准备自己的简历,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们的地方,去了此残生。

 

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民族,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不可磨灭的印记和传统,在美式“民主法治”理念中,当然从不缺席。新近出炉的共和党党纲,就是一个可供信手拈来的例证,梦想着制造业回归美国,重现上世纪前半叶的辉煌,但从来不去考虑美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也从未想到过金融业对于实体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作为美式“民主法治”的重要实现手段,民意调查这一过程,也被玩儿得彻底无奈。我们暂且接受那种虚无缥缈的“调查者没有偏狭”的虚伪假定,现在的民调只看机械的数字,完全不计对于活生生的人性的认知,平日里美国人在回答调查问题时,各个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然而到了投票日,站在小布帘后面的那一刻,内心深处的小魔鬼就会显灵,人也变得和平日判若泾渭。不能不“佩服”很多中国的公知,完全不了解真实世界的美国,仅凭流连于常青藤的影背之下,而且有些哈美公知从未去过美国,就可以狂赞美国而不知耻也不知止,足见其被西方先验论与形而上学荼毒地入骨入髓。

 

“民主法治”的确是美利坚民族的核心理念,是互为犄角的两根支柱,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其影响力极大,其重要性足以成为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钥匙担当。2000年的布什vs戈尔案,在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特区,上演过一场总统选举大战,民主党控制的佛州最高法院和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最高法院,对同一案子做出了相反的判决,从而决定了美国总统的归属。这一奇案惊醒了许多曾经对美国法治社会顶礼膜拜的、善良天真的中国人,同样背景资历的一帮吃法律饭的人,对于同一案情,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要是仅仅律师这样也就罢了,连法官也不能免俗。此次民主党换马的具体过程中,也是一群大佬们在暗箱操作,连自己本党粉丝们的法定投票结果,都被忽视掉了。

 

二、由于阶级局限性,美国“民主法治”在技术层面也是问题多多

 

《美国宪法》曾经被公知们奉为经典,顶礼膜拜,但《美国宪法》却是一部非常粗糙和简陋的法律文件。北美十三州在同意成立联邦政府的时候,根本就没把联邦政府当回事儿,宛如一个自由市场订立一个市场公约,选一个管理员。正文只规定了联邦政府的形成方式,紧随的《第一修正案》也只规定了联邦政府不得侵犯的若干项公民基本权利,其它问题均交给议会和最高法院去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个成系统的原则都没有。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联邦政府的职能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由于国际化浪潮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才不得不让最高法院承担起进一步完善《美国宪法》的职能。

 

这种临上轿再扎耳朵眼儿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做法,为后期的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稳定留下了巨大隐患。最高法院那几个大法官,也是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是由总统任命的,总统和各相应党派对于他们个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如此一来,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大法官们很难脱离具体利益的纠葛。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总统豁免权的解释,就给了特朗普继续胡闹的机会,政治上倾向于民主党的少数派大法官,已经在“不同意见”这一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不过,还是要理解这个解释的苦衷,最高法院真心还是想拯救美国的“民主法治”的,他们希望避免“韩国模式”,不想让所有的总统下台后都走进监狱。最高法院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新战场。

 

起草《美国宪法》的人,完全没有对于今天局面的超前思维,所以,无心插柳地为后世埋了很多雷。总统任期不能超过2届8年,这一做法起初只是惯例,后来经过修宪程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条文,但仍然留下很多问题。做过两届总统的人能不能再被选为副总统?副总统是总统的法定接班人,这种副总统能接着当总统吗?如果可以,能当多长时间?如果不能,谁来接任总统?《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届时如果副总统和其它后顺序的议长之类,不是一个党的,那就又会酿成宪法危机。打官司的话,会造成政权空白期,修宪又难如登天。宪法本是万法之母,宪法如此,整个法律体系可见一斑。

 

在美国的法治文化中,双标的做法根深蒂固,法学院进行的就是双标教学训练。对于任何一个法律条文,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词,到了考试的时候,学生们分别拿到不同的正反位置,然后就开始分别对同一法律原则做出不同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辛辣地讽刺这种双标做法:“我们应该在这里向读者揭露我们这位圣者的一个巨大秘密:......当他在讲到权利(作者注:原文译作‘法’,下同)的时候,权利却从他那里‘溜跑了’,而只有当他谈到完全另一件事,即谈到法律的时候,他才重新把权利抓回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第一版)

 

这种做法不仅仅反映在法律领域,在美国的民族性里,这种双标表现的无处不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NASA向中国索取月壤这件事,就是双标的活报剧:想封锁你的时候,国会的法案就是禁止合作;需要你帮忙时,法案就没有禁止规范。在美国航天局长口中,底层逻辑几乎就是:法案并不影响私下交流。这种偷鸡摸狗,上至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间到法务从业者,基层到交通执法,无所不在。这种双标带来的繁琐的程序正义,也是美国GDP增长的重要推手之一。

 

在资本的疯狂操作之下,法治的严肃性消失殆尽,民主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不用看太远,即便是放在2016年以前,两位总统竞选人,一位自己被法院判决有罪,另一位儿子涉嫌重罪,正在被法院审理,继续参选几乎是天方夜谭。可是,现在不仅发生了,最后还出来了一个检察官,煞有介事地把竞选政治搞成“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这应当使更多人读出美式“法治社会”就是一个大笑话。法治被政治武器化,使得美国的民主法治都一同走下神坛,以后,谁出来选举,都要粘上刑事调查,再想找到没有涉嫌甚至被判定有刑事罪的候选人,都难上加难。更为滑稽的是,谁当选了,就可以赦免自己,而同时将对手送入监牢。美国有个说法:如果你不能击败他,就把他关起来(If you cannot beat him, jail him);现在要改成,如果你能击败他,就把他关起来(If you can beat him, jail him)

 

前一段特朗普被纽约地方法院判定有罪的时候,有人煞有介事地说,特朗普宣誓就职的下一秒就会被逮捕。想多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的当日,特朗普的秘密文件案就被驳回了。特朗普在纽约那个案子的判决,现在悄然无声了,不知道法官会怎么处理这个烫手山药。也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判特朗普像当年上海刚刚解放时,黄金荣手持一把扫帚,在大世界门前扫大街。不过不用担心,美国法律的双标最后最有可能导致的是这样一个结果:特朗普要么选不上,要么不服刑。美国《宪法》并不禁止服刑犯当总统,于是乎,走进监狱或许将成为未来的一种竞选策略,特朗普自从被判有罪之后,激起基本盘的热情,捐款量暴增。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理念,貌似保持技术上的公平和专业,试图与政治影响进行最大程度的隔离,以实现其对于整体社会运行的支撑作用。这是要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地球,在实践中真实发生的事实是,一个地区级别的检察官,12个不懂法律的人,就可以左右全国政局,其最终结果是可能引发全国不满、动乱,乃至内战。

 

三、程序正义对于道德标准的致命打击

 

当民主法治成为一门生意,程序正义成为牟利手段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也就水到渠成了。早前,美国政客有着很高的道德惯例,由于是公众人物,且承担着某种社会管理责任,政客们普遍还都能端着,甚至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以期成为“道德楷模”。但自从尼克松打开山门,克林顿顽强地努力,直到特朗普的出现,美国政客的道德标准终于被拉到九地之下,带动着拜登这样的“老派政客”也跟着往下九流的路子上走。人们更加无法相信哈里斯和万斯这些人能够实现道德复兴,竞选过程中的相互攻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你是骗子,其实这正说明双方都是骗子。

 

特朗普为扯开美国政治的道德遮羞布,殚精竭虑,以身作则。特朗普折戟纽约法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特朗普律师团队明显在效仿上世纪末的OJ辛普森一案,试图集中以关键人物的可信度为突破口,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亨,证明他是一个小丑、骗子、盗取特朗普财物的小人。然而,法官自己已经有了很强的预设倾向,特朗普团队低估了纽约人对于同城老乡特朗普的厌恶,什么人用什么人,科亨有问题,说明特朗普自己有问题。特朗普嘴太大,一而再再而三地藐视法庭,对法官不仅仅缺乏起码的尊敬,而且大肆攻击法官本人。民主党也为了配合选战,把老迈年高的拜登抬出来,在明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提出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只是借用民主党基本盘对于最高法院在堕胎权上的偏狭立场,来间接打脸特朗普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的做法。利用司法改革以达到政治目的而实现竞选目标的做法,也是一种道德堕落。

 

资本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一切意识形态工具的商业化和浅见化,“民主法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成为了生意场,全面泛化了黑猫黄猫理论,使得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理念,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一直被认为是美式民主法治社会的看门狗,现在完全撕下了过去曾经标榜过的“独立公正”的面具,开始参与下河摸鱼。为了或是金钱或是对金主意志的顺从,他们抛弃专业客观立场。在拜登极为糟糕的辩论之后,CNN刚开始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隐瞒真相的卑鄙,仍然在为拜登辩护,直到金主现身才改变立场。拜登长期身体状况不好,一般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CNN从未对此进行揭露,肯定是失职。FOX和CNN对于同一事实的报道,也是南辕北辙,让人困惑于哪个是真的。主流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完全可以借用美国当时攻击前苏联塔斯社的言辞,再来说一遍美国主媒的已经当然无存的可信度。

 

道德标准的自由落体下落,离不开资本经年操纵的愚民运动,美国民主法治的堕落,也是上下联动,一起发力,高层政治正在全面“失速性”庸俗化,总统的表现是选民认知水平的反应。大多数民众都根据自己的本能利益偏好,选择接受或表面化地反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纯粹来自于自己简单的政治立场上的选边站队。总统候选人关心的政治问题,都是一些生活琐事,特朗普在共和党竞选大会上,把不再就小费征税(no tax on tips)这种具体问题,拿出来当成大事儿来说。并不是说这类具体的民生问题不重要,但是过分夸张这种具体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回避了人民利益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就是邀买人心,实为作秀。在辩论台上,两位耄耋巨婴竞选人,恨不得在辩论中,表演一下手劈砖头、枪刺咽喉。

 

哈里斯基本上是政治小白,自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原本只是作为一颗政治网红给拜登做陪衬的,现在被匆忙拉出来救场,但一下子就提高了民主党糟糕的支持率,足见,美国总统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几无实际意义。民主党的基本盘选民唯一的期待,就是“只要不是特朗普,谁都可以”。政治小白不容易被对方抓住短板,因为她就没有政治经历,有望成为没有错误的完人,这将使美国政治更加幼稚,选上来的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新手。

 

对于司法和其它权威的堕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场官司的结果,影响不到己方阵营中的基本选民,特朗普被判有罪,影响了摇摆州的10%的中间选民(本身最多10%),这还没算因为对美国法治丧失信心翻转过来的选民。在国际社会中,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其说是关注,不如说是冷漠和无奈,但大家明白美国的总统会越来越不重要,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好应付,美国国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执行力更不可同日而语。

 

四、腐败导致社会结构脆弱

 

资本主义就是腐败合法化,是腐败现象的根本源头,从我们的实际经历上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度和腐败的猖獗程度成正比,腐败现象的终极结果就是社会结构脆弱。

 

拜登退选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主党内大佬们和金主的暗箱操作,哈里斯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一样。拜登已经募集到手的资金,只有哈里斯出来接手,才能最为顺畅迅速地继续使用。在金钱与大佬面前,民主党初选的结果被一个小指头就推翻了,“一人一票”就是这么脆弱与虚伪。特朗普原本赢的希望很大,似乎等着落袋为安了,但是,哈里斯彻底搅了特朗普的局,原本煮熟的鸭子就这么翩翩起舞地飞走了。背后的“影子政府”(deep state对特朗普很不放心,一是他难以控制,常常荒腔走板,二是害怕特朗普当选之后,2020年贿选的案子被再次翻出来。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最大任务变成了,如何遏制住哈里斯给民主党重新注入了投票乃至做假票的动力。

 

特朗普的选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柳明花暗式的新挑战,不少民主党的拥趸们都在窃喜。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对美国而言,特朗普败选比胜选更可怕,特朗普选不上比选上了,麻烦更大。如果特朗普再败,那些头脑简单且武装到牙齿的红脖子,将酿成一场比“1·6骚乱”更大的内乱。如果特朗普胜选了,肯定会追究2020年的大选舞弊案,毕竟,即使在美国,选举舞弊现象也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届时,法院会为特朗普就纽约判决翻案,民主党会被追诉,陪审员会被清算。法律面前人人还平等吗?法律面前就是这样人人平等吗?到了那一天,如果公知们仍然感受不到美式民主法治的讽刺意义,脑残,无药可医也。

 

从逻辑的角度分析,美式民主和法治理念定位错误,将一个具体问题,错位到了根本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无法弥合全民族的裂痕,相反,只能加重分裂。原来还是两党基本盘之间的分裂,现在出现了基本盘内部的严重分裂,特朗普对共和党,拜登对民主党,都无法展现起码的内部团结整合能力。美利坚的民族性格是斗争,是向外用力,攻击对手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与反躬自省式的自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事哲学,把美国文化中天然弊端,表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失控点(breaking point)。这个点就是美式民主法治功能的极限,接下来,就是国家内乱和社会结构崩塌。

 

梦醒时分的失落感,可以把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逼疯。特朗普枪击案不像是有组织的,更像是一次独狼行动,但这就更可怕,说明美国的思想分裂与行动极端特征,已经病入膏肓。更为无奈的是,虽然特朗普成为枪击受害者,但作为个人拥抢权的捍卫者,特朗普或者共和党越发不可能禁抢,不敢去触碰军火商的资本利益。如果民主法治理念倒了,美国就会陷入恐怖,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民主法治理念的脆弱。这次枪击案可能标志着,2024年的大选,将成为美利坚历史上最肮脏、最血腥的竞选过程,而且仅仅是开始。未来的美国,能找到一块安全竞选的地方,都有些难了,民主法治在美利坚何处安身?

 

美国频繁的周期性程序化政治竞选,曾被中国公职们赞誉为“政治的自我治愈能力”,这种自觉的粉饰行径,被现实频频打脸。这种周期性轮替,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让现行制度苟延残喘,无法解决问题,把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得不动大手术。不必太过担心特朗普或者哈里斯上台对中国的影响,他们有太多的内部问题需要解决,美式的民主法治理念救不了美国。我们大可以沏一壶茶,静等美国内斗,川普胜选,美国大变;川普败选,美国大乱。

 

五、中国自信的“立”与美式“民主法治”观念的“破”

 

中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先破后立,先立后破,在本文语境之中,其实都讲的一个意思,破就在立中。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指南,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就是了。此外,在笔者看来,这个会议给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三中全会”已经不再具有超越其他诸次中央全会的特别涵义,同样都是讲实话办实事的会议和决定,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进步。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认识的提升,就这样波澜不惊但坚定有效地实现了。

 

就在2024年7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还在宣称,美国“永远都会是地球上最公正、最宽容、最仁慈的政府形式。有些人刻意贬低诋毁美国的民主,或是预言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逐渐式微,这样的人应该再想想。”倒是应该让伯恩斯先生再好好想想,多一点自省精神,不要总是自以为是,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美国西方民主法治是最不坏(least bad)的体制,只是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一种说法。民主法治的首要含义在于其阶级性,也就是谁是统治阶级,也就是一个民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美式民主法治只是掩饰社会治理无能的需要,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需要,其最大短板,就是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国式政权,这即是资本主义自身短板的必然,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合理归结。

 

民主法治本身都只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无法否认也无法避免,没有抽象的人,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阶级主观立场的影响。作为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最根本的还是阶级立场,正因为如此,枫桥经验才显得尤为珍贵。法律和民主规则都只设立了底线,要防止有人利用规则钻空子,把它做成一门生意。人心才是核心,心灵建设才是根本。民主法治是重要的,但不足以成为我们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全部,它只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混淆或倒置具体制度与意识形态,就会流于美利坚式的浅薄,很容易失去主流价值观。

 

中西文化都有各自的优秀与糟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治理论,最终的优劣对比,还是要看社会实践。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西方价值体系中讨论问题的话,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要忘掉孟德斯鸠、洛克等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鉴别中国传统文化的良莠,走出自己的路。法治绝非一个个孤立的条文,绝非程序正确那么简单,中国古代的法术势学说,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开拓我们的眼界;民主也绝非简单的投票,要实现真正地人民当家做主,是一个全过程而非一些冷冰冰的数字与规则。

 

至于伯恩斯先生关于美式民主法治的评价嘛,看来我们可以把前代词人写的千古名篇稍作修改:

新词老酒曲,去年天气旧。

相识燕归来,小园湿衣袖。

夕阳西下时,奈何花落去。

(原文:宋·晏殊)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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