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

点击：作者：井冈山观心来源：“井冈山观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4-07-20 20:21:06

一般来说，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社会主义，主要是看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比如，经济基础，要看其是否为公有制？如果不是公有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

但是，挂着公有制的羊头，行资本主义之实，蒙蔽很多人。比如越南，在宪法中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具有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其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核心。

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核心，是什么样的呢？

国有企业数量占比0.3%，非国有企业占比99.7%。

越南国有企业职工数量占全全国职工的6.8%，非国有企业职工占比93.2%。

数据详见：越南改革开放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样的经济基础，越南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

不是社会主义，却要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修正主义的共性。苏修如此，越修如此，概莫能外。

挂羊头卖狗肉的特性，很能迷惑一些人。为避免口水仗，我们就暂且不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从上层建筑来观察。

上层建筑有很多方面，本号仅仅以三个标准作为照妖镜来衡量。

1、黑社会。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有黑社会存在的土壤，恶势力刚有苗头就会被人民专政、打倒。

如果有了黑社会，那就一定是人民受欺压，人民就不是当家做主，而是奴仆，这样的国家一定不是社会主义。

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华民国就是如此，杜月笙，黄金荣，刘文彩......，还有数不清的南霸天、胡汉三。

对待这些黑社会，毛主席是如何对待的呢？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这里的“土豪劣绅、恶霸”就是黑社会的基础。

越修、苏修，无一例外都有黑社会。

越南的范文甘黑社会曾经轰动一时。

根据广西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24-27页：

越南胡志明市“黑老大”张文甘案件，是越南2002年度最受国人关注的案件。检察机关从2001年12月18日决定起诉到2002年10月18日做出调查结论，调查时间长达10个月，调查结论厚达600页，涉及155名被告，其中21名被告原是国家工作人员(14名公安、4名检察员和3名新闻工作者)。胡志明市42名党员因涉及此案而被开除党籍，14个各级党委部门因涉及此案及其同伙而被胡志明市党委会给予批评到警告和解散的处分。张文甘黑社会集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胡志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以经营赌场、走私、洗钱和放高利贷为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主犯张文甘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成长过程劣迹斑斑，曾多次犯罪被捕入狱，但无悔改之意。其以开公司、经营饭店以掩盖其开赌场、募集职业杀手、垄断生意，把势力从南到北扩张，形成一个庞大的黑社会集团。其用金钱、美色收买腐蚀一些拥有重要职务的党政机关党员腐败分子，以此来包庇其犯罪行为。涉案的高层官员有原中央委员、公安部原副部长裴国辉中将；公安部V26局副局长郑需大校；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院长范士战；原中央委员、“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台长、新闻协会秘书长陈梅杏以及越南驻巴基斯坦大使阮国宝等。案件调查结果建议以杀人、故意伤人、占夺财产、执行公务时利用职务、行贿、受贿、充当贿赂媒介、组织赌博、赌博等24项罪名起诉张文甘团伙,以杀人、故意伤人、组织赌博、行贿、赌博、隐藏罪犯、组织强迫他人非法逃到国外或留在本国居住等7项罪名，其中前4项其为主谋的罪名起诉罪犯张文甘。经过57天的审理,胡志明市人民法院2003年6月5日以谋杀等罪名，判处臭名昭著的越南黑社会犯罪集团头目张文甘及其他5名要犯死刑。

根据《人民日报》1982年5月3日第3版台湾社会剪影专栏《卖血人的苦难》：

在台湾，卖血是一种行业，是“三百六十行”以外最残忍的一行。

......

卖血也象其它行业一样，遭受层层剥削和敲诈勒索。医院验血人员、注射人员、警察以及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操纵着卖血业。谁要卖血，须经他们的“引导”。“目前每五百ＣＣ的官定价格为台币三千二百元，但在私人检验所，扣除手续费后，卖血者所能得到的，只有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元左右；在公立医院可得到两千元。”许多地区不仅有医院的“规费”，还有黑社会、流氓集团的“抽头”，到了卖血者手中，自然就所得无几了。

苏修在黑社会方面也绝对不遑多让。

根据《国际展望》1988年第16期《“黑手党”在苏联》（作者远闻）：

这一夜显得不同寻常的寂静。天空中雪花飞舞,远处商店招牌上的霓虹灯光时隐时现。空旷的街道上只是偶而有几辆小汽车悄然驰过。看不到一个行人。整个城市都熟睡了。半夜时分，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枪声。被枪响惊醒的人们匆忙地披衣下床，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恐惧地向外窥视。只见几个黑影消失在街角，雪地上留下了几行乱七八糟的脚印……第二天才知道，半夜里的枪战原来是两个敌对的强盗团伙为争夺地盘而火并。这场枪战发生在1988年1月20日，莫斯科市中心的学院街。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黑手党”的势力居然会渗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月20日火并的那两伙强盗都属于“巨盗”，他们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投机贩毒，无恶不作，其所作所为同在西方世界早已名闻遐迩的“黑手党’并无二致。

根据《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1993年第2期《原苏联有组织犯罪及其社会基础》（作者赵可）：

有组织犯罪在原苏联是一种既新又老的社会现象。早在70年代，苏联就有一些黑社会组织，但其地位和知名度很低。法学界和犯罪学理论研究一直不承认有组织犯罪在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近10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组织犯罪已普遍存在并成为社会的大患。这个事实不仅引起原苏联当局的高度重视，并组织力量对付有组织犯罪，而且法学和犯罪学理论界对这种事实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尽管原苏联的有组织犯罪不象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那样规模大，组织严密，但其威力和社会危险性并不亚于此。

......二、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基础。

原苏联学者的研究资料指出，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其产生的社会基础。

......1.手中集中了流通于影子经济领域中大量金钱的那些人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代表着特殊利益。影子经济的代表者总是占据着社会财富“金字塔”的顶峰。在原苏联，所谓富户不过只占全部家庭的2.7%，而其中只有0.7%的家庭的财产有合法来源。根据研究资料，在这些家庭中有15000-20000人是百万富翁。目前这个数字在继续增加。在过去5年内(1986-1990)被盗的国家财产和社会财产中的一半多装入4%的盗窃者的腰包。

黑社会这个照妖镜，是一个否决项：只要有黑社会的，一定不是社会主义。

2、是否依靠人民群众？是否怕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那就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就是要发动群众。

依靠你，就一定要发动你，如果不发动你，那就一定是没有依靠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如果没有发动群众来做事，那就说明没有依靠群众，没有依靠群众，就说明是怕群众，怕群众就不可能是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定不是社会主义。

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如此。哪怕在关系到民族危亡时刻，他也不敢发动群众来全面抗战，只是搞包办的不敢让人民参与的片面抗战。

根据《蒋介石全集》：

各位要晓得：现在政府当局的环境，比较李鸿章当时更加困难百倍。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李鸿章当时上面只有一个西太后来牵制他，现在虽然是民国，表面上没有皇帝，而实际上四万万人民就是四万万个西太后，政府随便实施一种策略，不是这个怀疑，就是那个反对，不是这个淆乱黑白，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上下四方都来牵制他，使他毫无自由发挥才智运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体念中央的困难，不服从政府的命令，还要自己破坏各方面的秩序，弄得举国骚然，使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专心致志对外！各位大家想一想！一个西太后牵制李鸿章，已经弄得一败涂地，种下现在国家危亡的祸根，使我们受痛苦受耻辱；如果四万万个西太后来牵制政府当局，那么，不知国家将来更要失败到什么田地，贻害后世子孙到什么程度！现在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主人翁，尤其各位青年学生更是主人的中坚分子，兄弟现在当行政院长，不过是一个公仆。好比一个大家庭，四万万人都是主人，兄弟是仆人，主人对于〔第145页〕家政，当然大权在握，不能放弃，但是要使家业兴隆，必须信任忠实有能的仆人代为负责去办理一切事情，至于一切事情最后的责任，主人当然要负起来。如果将责任义务都让仆人来负，主人对他，到处干涉，遇事牵制，用而不信，信而不坚，那么，国家这样大的责任，仆人是负不了的，纵使勉强负起，亦必不敢自由发展他的特长，尽量运用他的才智来相机处理一切事情，不是劳而无功，就要消极无为，这个家庭就要日趋衰落。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总理孙先生主张权能分开，以致权（四权）属于国民，治权集于政府，国民应该信任政府行使治权，然后才可以有效的办好国家一切事情。总理对于这一点，曾经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车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如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我们由这段话看来，可知我们全国国民不好不信任政府，拥护中央，尤其在这个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好像汽车在悬崖绝壁的窄路上走，如果坐汽车的主人，不能一心一意信任车夫，而左右牵制他，不是自取覆亡吗？！所以我们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就要信任政府，拥护中央，要绝对相信政府〔第146页〕整个救国的计划，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政府要我们左就左，右就右；要我们进就进，退就退。

蒋介石竟然将四万万人民当做西太后，处处掣肘他。这得多无耻，多不要脸啊！

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疯狂践踏，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就要灭亡之时，蒋介石不但不去抗日，竟悍然发动几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平江惨案、确山事变等，这样的罪行罄竹难书。

1944年9月19日，毛主席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井冈山观心注）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4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历史上，所有的私有制，剥削社会，都不敢发动群众，哪怕要亡国，也绝对不敢发动群众——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派都是如此。因为一旦发动群众，觉醒的人民就会打倒这些罪恶的反动派。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36年）8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

毛主席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59年）3月30日，阅陶鲁笳三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对报告中的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的三种方法，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

......

（1962年）1月30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1963年）1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切拉等，张鼎丞等在座。......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