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杰克逊·欣克尔（Jackson Hinkle）的美国时政博主，同时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来到了中文互联网开设账号。因为他在美国为巴勒斯坦发声等原因，账号已被包括油管、whatsapp在内的8个平台永久封杀，就剩下X平台暂时还未下手。这个事很有意思，一个美国人在被中国公知说成“言论自由”的美国，失去了言论自由的机会，来到了被公知说成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寻找失去的言论自由。这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时政博主，至少在两个地方触碰到美国最不能碰的言论禁区，在美国竟然信仰共产主义，否定美国的体制，还敢为巴勒斯坦发声，这会被视为“反犹”，犯了美国的天条。很多人习惯了指责中国曾经反右，但他们却装着不知道美国的反左，在时间上进行得比中国反右还早。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反右，防止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反左，防止变成社会主义，本是常态。区别是，社会主义后来不反右了，但资本主义一直反左到现在。现在一些人总是对中国曾经反右不依不饶，对资本主义一直反左视而不见。资本主义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一是我们曾说过的社会主义曾经来过，让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改良。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纷纷学习社会主义搞起了福利社会。资本势力最顽固的美国也在罗斯福领导下搞了新政，建起了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人有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罗斯福还主张，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罗斯福也因此被政敌攻击为社会主义者。要不是他去世的有点突然，美国差点都要搞完全就业法案，把就业权当成人权的内容。罗斯福还对富人征税高达70%。美国的资本家在那个时候怎么那么乖巧，不让罗斯福变成第二个林肯呢？光有大萧条是教育不出这效果的，还得外部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美国人做示范，让美国工人知道原来可以不必跟狗一样卑微地活着。到了冷战时期，来自社会主义的压力更大了，美国富人面对的税率也就更高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人面临着91%的最高税率。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总体而言，从1932年到1980年，美国最富有的人平均面临81%的最高税率，这也是20世纪中叶几十年中，最富有的0.1%的人所占财富份额下降的关键原因，从25%下降到7%。所以，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最美妙的时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高涨，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比较，社会分配的贫富差距缩小了，打工人日子好过了，政府也不靠借钱寅吃卯粮了。苏联和马列主义的距离渐行渐远之后，美国的压力缩小。从里根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来了，开始为富人大幅减税。还宣传“涓滴理论”，意思是富人有钱，穷人才能过得越好。等苏联没了，美国就更放飞自我了，对富人的照顾越来越多。调查机构ProPublica报道：2014年到2018年，美国最富的25人税率仅3.4%，远低于年收入7万美元的中产阶级中位税率14%，而且最富有的4位富豪中，巴菲特的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而他交的税加起来只有2370万美元，实际税率只有0.1%。贝索斯、马斯克和布隆伯格的真实税率分别为0.98%、3.27%和1.3%。与此对照，英国《卫报》6月23日刊登了一篇作者是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题目为《甭提中国，出毛病的是美国自己的经济体制》的文章，披露半数美国人40年实际工资没有涨。另外根据调查，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现金应急支出，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生活只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另外，4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的退休储蓄不足，25%的美国人都没有一分钱的退休储蓄。随处可见的流浪汉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道风景线。即使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也无法解决流浪汉问题，这本身不就是严重的问题吗？这些流浪汉里面有很多曾经成功过，但在竞争中失败了，就成为被社会淘汰的对象。流浪汉在美国很难挺过几个寒冷的冬季，美国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人口淘汰。美国人不是有选票吗？但没什么用。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等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美国民众的喜好似乎对公共政策只有接近于零、统计上无关紧要的影响。”这就是真实的美国。普通美国人的选票影响不了美国的决策，能够改变美国决策对普通人有利的还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二是美国有牢固的“信息茧房”，不停给普通美国人洗脑，让他们在被不断剥夺的同时，依然还相信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美国有最有利于他们的体制。所以，美国不能容忍允许能够让美国人接触到真相的媒体，TikTok作为美国唯二不受犹太人控制的社交媒体。成为美国人的眼中钉，必欲抢劫而后快，已经是必然。这个来中国开账号美国时政博主杰克逊·欣克尔（Jackson Hinkle），还支持巴勒斯坦人触碰了“禁止反犹”的禁区，被封号也是自然的事情。美国疾病缠身，是因为资本主义病，而且已到晚期。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病在哪里，主流媒体则想方设法用“信息茧房”掩盖病因不让美国老百姓知道。美国本土和平发展了几百年的财富快被掏空了，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债务越来越沉重。只要稍加思考，人们就会疑问：美国自己创造的，和美国从外面转移的那么多财富，都去哪里了？一旦有很多美国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统治者就要惊恐到发抖了。因为真相涉及到美国制度的生死存亡。与苏联的制度最怕谣言泛滥不同，美国的制度最怕真相。因为推翻社会主义必须借助谣言，而推翻资本主义只需要真相。美国的统治者一定要把真相屏蔽在美国老百姓的头脑之外，所以对TikTok的追杀不会停息，即使特朗普再次上了台，也不会变化。至今很多美国人还以为中国现在还是贫穷落后，因为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告诉他们的。美国的媒体人非常讲政治，因为资本最讲政治，最重视价值观的控制，这是资本的天性，不跟资本讲同样的政治连饭碗都没有。美国的媒体都是由资本办的，就这一点就能保证美国的主流媒体不会允许出现两面人。犹太资本在控制美国人的大脑方面搞得非常成功，美国快被掏空了，还让美国老百姓骄傲于自己的制度。犹太人是最大的抢劫犯，结果还在美国取得了不允许质疑的至高无上地位。感谢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了话筒。也要感谢资本在中国还没有控制所有主流媒体，也做不到跟美国那样控制整个国家。自由派把资本控制媒体说成是言论自由的理想状态，恰恰这是限制言论自由的力度最大化的状态。自由派把资本控制国家说成是自由国家，恰恰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现代社会自由的最大敌人。苏联倒下之后的三四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很多普通美国人无关。继续美国现有的体制，大多数人美国人是注定没有希望的。如果美国失去了剩下的制造业，美国就是一个大号的阿根廷了。阿根廷现有的场景，如果某一天出现在美国，我毫不吃惊和意外。按照美国的模式继续下去，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美国人需要觉醒。要救美国，就必须从根本上质疑美国现有的体制。美国的希望就是推翻现有的体制，推翻资本主义，特别是犹太资本和盎萨资本的联手共治。就跟这个美国时政博主分析的那样：中国人的使命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人的使命是要终结越来越纯正的资本主义。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接触不到美国的真相，因为中国的一些教育、文化和媒体精英把美国描述成理想国，还给中国人疯狂洗脑，要中国走美国道路，实行美国体制。多亏中国人的抗洗脑能力比较强，从这些精神鸦片中逐渐觉醒。而美国人的精神枷锁太重了，除了资本的洗脑，还要再加上宗教的鸦片，让很多看不到希望的人，只能从吸食毒品中寻找片刻的快乐与满足。但美国也开始出现积极的信号，不仅美国的主流政客都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美国人已经有人重新开始信仰共产主义。2021年，“黑命贵枪击致2死案”中的白人枪手凯尔·里滕豪斯被宣告无罪后，当地时间11月20日，美国芝加哥地区爆发抗议活动，有抗议团体高喊“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解决方法”（The only solution is Communist revolution）。这些声音虽然还很微弱，但这段高喊“共产主义口号”的视频经推特视频自媒体转发后，两天内就获得了72.5万次的观看量，相关推文转发、跟评与点赞在2000以上。看看评论是怎么说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是挑战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答案，这是件好事。”“这与‘黑命贵’无关，与新冠病毒无关，与‘付出公平的份额’无关，与全球变暖、酸雨、全球变冷或海龟无关，这才是真正的议程。”“人们被误导认为‘黑命贵’是在为种族或性别平等而战，或者Antifa是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其实两者的主要动机都是摧毁现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制度，并用共产主义乌托邦取而代之。”差不多在同时，芝加哥也出现了一场类似的示威活动，发起者为美国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美国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成立于2004年，政党目的为领导一场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将组建一个“新劳动人民政府”。那个来中文互联网注册账号的美国时政博主，也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美国”。美国人终于开始有人找到了适合于他们的药方，就跟100年前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各种试错之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一样，这样的美国才会有希望。跟100年前的中国一样，共产主义几乎是最后的方案，却被实践证明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虽然希望能否转变为现实，还有太多不确定性，这些美国进步人士会不会跟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资本主义铁拳的镇压，甚至莫名其妙的消失或自杀，都还未知。但真理的力量就在于，无论如何被打压和屏蔽，都不可能被永远压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以犹太资本和盎萨资本为核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联合起来，所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联合起来。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共产主义者通过互联网实现互动，哪怕是初步的，也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即将到来的一个信号。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无法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继续维持脆弱的平衡了。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不过是这一平衡被打破的具体表现。世界变化的速度加快，就跟地震前的应力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样。共产主义者也要参与争夺新秩序的定义权。过去，主要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同义）者定义的旧秩序正在成为过去式，未来的秩序如何勾画，共产主义者应该给出自己的答案。一百年前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为首的列强为标志，中国的百年救亡使命正式完成，这个在过去看起来无法实现的任务，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那之后，中国的强盛也与社会主义道路绑定在一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真正强大。对世界来说，没有社会主义，人类就不可能走出现代丛林。生产力发展到现在，人类文明竟然都无法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笑话，也是文明之耻。人类已经是社会人，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为自由人。自由主义者满口自由，但他们追求的只是资本的自由。资本自由了，就会形成对劳动者的压迫力量。现在人类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从资本的压迫中走出来，从异化劳动中走出来，从人的异化状态中走出来。马克思在19世纪就为解决这些问题，为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在20世纪初就开始探索把理论变成现实，发动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成功则让经济更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但又具有探索性质，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虽然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这种挫折也从反面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会从失败走向胜利。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会从胜利走向失败。人类需要反面教训，反面教训甚至比正面引导更教育人。苏联人曾经被人误导仇恨斯大林，但在失去太多之后，斯大林在俄罗斯人心中的评价越来越高。很多中国人对伟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既符合认识的规律，也跟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有超前有关，是在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危机而“提前”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条件并不是充分具备，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内部爆发激烈的争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多人并不同意在苏联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理由是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沙俄还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发展，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论述。要不是列宁的坚持以及列宁的威信，十月革命可能就错过去了。但看看当时十月革命领导者的争论，他们对十月革命能够成功并不是都有信心，对于革命成功之后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更是持谨慎态度，列宁劝说大家先干起来，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同志们，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现在的俄国因一战内外交困，资产阶级政府虚弱不堪，老百姓苦不堪言，渴望和平，需要面包，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既然眼前有这么好的机会，不尝试一下就太可惜了，干吧。很多人虽然看不了列宁那么透彻，还有些将信将疑，但想到列宁同志一再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相信他大抵是不会错的。于是“十月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实际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地多。真正的考验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既要面对外国列强的集体干预，又要应对内部的敌人发起的国内战争。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在很长时间都危如累卵，所以从列宁到斯大林当时都有强烈的危机感。更大的危机还是党内的严重分歧。十月革命之前的分歧是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后的分歧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因为之前没有经验可供借鉴，谁也不知道什么模式和路径才是对的。面对一个又一个地狱般难度的问题，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容错率很低，一旦走错了，代价就是失败。苏联当时是很幸运的，幸运在有两个伟大人物：列宁和斯大林。没有他们两个人，我是看不到还有其他人能够带领苏联克服那么多困难，让社会主义在苏联顽强地生存并壮大。看看苏联党内的争论，无论是托洛斯基版的“不断革命论”，还是布哈林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都会让苏联过不了卫国战争这一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更曲折了，用了二十八年才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苏联一样，最大的困难是党内如何统一认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中间也是交了昂贵的学费，最危机的时候白区丧失100%，红区丧失90%，差不多就要重头再来了。路线是否正确，就是这么有决定性意义。所以，伟人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就需要通过路线斗争来解决。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社会主义的阵营，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理论只有一个巴黎公社是可供研究的政权案例。到了二十世纪，就已经形成虽然实力比资本主义弱，但已可以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注定是极不成熟的，就像早产儿容易生病一样，比较容易出现问题。革命之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分歧甚至比革命之前更大。这种分歧有主观的认识因素，但客观的原因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的不很成熟，造成了路线的分歧。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构成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而且都是在外部的条件不很成熟和内部的激烈争论中进行的。条件越不成熟，分歧就越大，道路就越曲折。在并不很成熟的条件上，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经历过充分的发展，所以客观上就存在着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也能发展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来得太早了的想法，也因为这个特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一直要面对“和平演变”的考验。特别是中国，在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工业规模特别弱小，工人阶级数量极为有限的农业国家，根本不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革命的成功过于“离经叛道”。而且，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度被共产国际的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被认为是农民起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成果极易遭遇重大挫折，出现反复与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辉煌而短暂的序章，还不是正剧的展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各种不成熟的特征。一直到1937年苏联宣布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也依然不具备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特征。马恩版的经典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我记得是列宁的创造），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生产力发达，消灭了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阶级消失，国家开始消亡，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主要是还不能实现按需分配。一比较，就知道苏联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距离马恩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社会主义，还有很远的距离。也可以说，一直到苏联终结，都没有进入符合马恩定义特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阶段。如果以马恩的社会主义标准，苏联连社会主义的门槛都还没摸到，整体上还处于向经典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所以，苏联宣布进入和建成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理论界也称为“现实社会主义”，与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相区别。苏联过早地宣告建成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带来很严重的理论困惑，因此而忽视了内部矛盾的严重性，忽略了资本主义会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理论上走的更远了，提出苏联“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认为苏联社会阶级差别逐渐消失、“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对苏联处于什么社会阶段，又几经调整和反复，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论”，安德罗波夫宣布“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且“这个阶段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可见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始终缺少一个统一的认识。实际上，苏联一直过高估计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产生条件的特殊性，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还存在一个问题：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成与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水平。如果苏联没有列宁和斯大林，革命大概率不会成功。中国也是一样，比如总设也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对苏联也是一样，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斯大林，苏联就不可能挺过二战。这也是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充分成熟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有的特点。因为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不充分，被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都不够，都没有在整体上成为自为的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在性质上又属于小资产阶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力量其实很薄弱。革命的前进不得不严重依赖领导的政党，而政党又严重依赖于领袖。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并不会表现为理想的状态。群众被发动起来，但觉醒的程度依然较为有限，距离阶级意识自觉还很远，所以政党和领袖的作用就特别重要。二十世纪是在普通大众整体上还没有做好思想认识上的准备情况下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老百姓跟着布什尔维克走，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能够解决老百姓当时的现实利益需求。在中国，主要是因为“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当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现实需求。但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很多人的理解只是感性的，觉得对自己好的人说共产主义好，那肯定就是好了。当时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有很多反映时代特征的说法，比如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到了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生活”想象是住的是“洋房子”，且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见，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力也要受到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带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因此就会出现几个特点：三是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不能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虽然大家都希望减少历史前进的代价，减小痛苦，但历史不会因为我们的美好愿望就一帆风顺。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要在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新社会取代旧制度，很多时候都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要被社会所认同，既需要正面的经验，更需要反面的教训。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成为很多人精神上的障碍。他们虽然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问题之道，但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又缺乏信心。这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重大挫折的后遗症，现在还在影响和束缚着共产主义者。一方面，他们担心如何防止再次出现反复与倒退。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不够成熟而表现出的各种问题，也会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拿来进行夸张并以偏概全，从整体上否定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成果。他们要通过妖魔化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来防止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席卷而来。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对两个问题做出回答，一是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出现重大挫折，做出合理而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二是对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是否会到来，到来之后，是否还会出现二十世纪的问题给出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做出了部分的解释，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看，根本原因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难度很大，出现严重分歧、进程反复与倒退的概率都显著增加。在力量对比上，内部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并不占优势，外部还要面对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的封堵。社会主义一方面要面对资本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卷土重来的考验，还要面对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即使被认为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也在整体上缺乏政治自觉，阶级意识还主要靠外部灌输，没有成为自觉的意识。苏共一旦蜕化，苏联的工人就失去了在关键时候站出来保卫苏联的能力，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是苏联倒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共产主义事业的推动仍然主要是依靠少数先进人物的发动，很多时候依靠革命领袖的个人非凡能力和威望去推动。一旦这种领袖人物离开了，就容易出现严重的不确定性。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地狱般的难度，对合格领袖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既要有超一流的理论水平，又要有非凡的领导力，也太难培养了。斯大林一去世，苏联就出现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而且自此之后，苏共内部越来越右倾，左翼力量越来越弱。到戈氏说了算的时代，质变加速。苏联末期，民意调查结果是党内高层70%以上的精英都向往资本主义。这个时候，如果苏联的老百姓不及时觉醒，起来保卫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苏联就很脆弱了。但群众的普遍觉醒，不仅仅是一个主观性问题，还需要客观技术条件支持的。苏联没有等到互联网普及，苏联老百姓还没有独立的发声通道，就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推翻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落后的现实条件，导致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在生产力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苏联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利用两个五年计划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这已经展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虽然还很不成熟，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从十月革命开始算起，中间还经历过最残酷的二战，从资本主义那边也无法获得最先进的关键技术，二战之后的苏联又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围堵和竞争，这么多条件限制，苏联依然仅仅用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成为能够美国展开全面竞赛的超级大国。这个发展速度已经可以用“惊世骇俗”形容了。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当然不是完善的，而且还有很多问题和缺陷，但即便这样，在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可以一成不变的。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模式，是与当时苏联的内外部环境有关的。斯大林很早就警惕德国的纳粹化给苏联带来的威胁，他认为苏联必须争分夺秒地集中一切资源实现工业化。特别是英法想让德国祸水东移的图谋暴露，苏联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高度集中的体制集中社会主义资源实现工业化。没有斯大林建立的这个体制，苏联面对纳粹德国的进攻，一定是亡国的命运。在当时的条件下，斯大林主导建立的这个体制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从经济角度，苏联已经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证明可以不用经过资本主义，不但也能发展生产力，而且还可以发展速度更快，完全不用通过资本主义进行补课。比较一下普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让俄罗斯重新工业化，就能知道斯大林绝对不是一些人说的那么平庸。社会主义阵营不够团结也是一个问题。苏联在后期还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到了列宁这里，口号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但自从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一是无产者的团结失去了强有力的协调中心与机制，二是民族主义也开始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苏联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者的团结，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严重的内耗，这种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与路线的分歧，掺杂一起，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合力。在本身力量对比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耗太大。即便到了苏联后期，因为过分重视军事工业，在军事与民用、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没有实现平衡，而出现一定的僵化，但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内解决的。但是很可惜，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距离马列主义越来越远。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下，资本面临生死考验，采取了改良，向劳动者让步，这就缓和了内部的阶级关系，稳固了大本营。所以我们一再说，资本主义的寿命超出马克思的预期是因为社会主义来过。而且，欧洲在二战之后，失去了世界领导力，美国利用自身的实力优势，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头羊，通过马歇尔主义等措施，资本主义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本来一战之后出现了苏联，二战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都与资本主义的严重内耗有关。当资本主义不内耗了，社会主义出现了内耗，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对比，天平就在向资本主义发生倾斜。甚至，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斯大林寿命延长十岁，可能就大不一样。斯大林本来是提出平行市场理论，通过社会主义的团结和无产者的联合，不断压缩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让资本主义的运动失去空间而产生内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对的那些困境，很多在二十一世纪都不再是问题。因为：首先，一是生产力水平大不一样了，这是二十一世纪客观条件成熟的最重要因素。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未到来，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接近物质可以极大丰富的程度，光中国的工业体系只发挥了70%左右的产能，就能满足全世界的50%以上的工业品和日用品需要。只要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实行合理的分配方式，饥饿和贫穷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的。2017年，刘强东做客《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时谈到：“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虽然刘强东是企业家或者资本家，但他能够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感受到共产主义不再遥远，至少比那些西经学者更为敏锐和诚实。所以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现在人类最大的限制因素已经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够，而是生产关系还整体停留在私有制的水平，甚至至今不能消除贫困。生产力已经能够制造和提供至少足够全世界人类维持一般富足的生活水平，而不用过于内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阻碍着生产力。一极是富裕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造成市场狭窄，一边是生产过剩，另一边是市场支付能力不足，限制了生产力规模的继续扩大。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已经去工业化，并且正在经历衰退，充分暴露其食利性和腐朽性。与二十世纪不同，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且问题和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发生。其次，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还会到来，最终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将与生产关系基本原地踏步之间的矛盾尖锐到资本主义的外壳要炸裂的程度了。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但人工智能的影响已经扑面而来。特别是人工智能结合机器智能化对劳动者岗位的强大的替代作用，已经让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与整体上保持着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缺乏革命性改造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很严重了。如果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工业革命发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首先会因为严重的失业问题，阶级和社会矛盾达到无法调节或缓和的程度。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几篇文章，包括《百变变局最大的考验，今天一次性说清楚》《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关键：人类最大的难题已无法回避》做过分析，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现在美国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多，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失衡，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外溢的结果。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和国际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在竞争生存空间、资源与市场。这与一百年前的战争焦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大家一直在说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很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角度去分析，这是一个遗憾。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理论还是文明冲突理论，底层逻辑都是经济因素。美国目前面对的危机，最终还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深化的结果。目前已经严重到美国作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却不得不通过破坏他主导建立的规则体系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获取一些收益，弥补一些亏空，已经严重到美国的沙利文作为美国执政团队核心成员都要公开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一些精神美国人为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技术突破，而雀跃欢呼，但他们不知道，美国的这些技术成果如果真的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大，也就意味着美国距离自己的衰败更近了。虽然美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很不错，但美国的头部企业裁员的速度在加快，说明美国高薪岗位的维持能力在减弱。事实上，美国现在创造稳定工作岗位的能力也大为衰减，美国现在的就业率更多是依靠缺乏稳定性的一人打多份零工，以及政府创造岗位来实现的。三是原来困扰和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一些技术条件也开始具备。比如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为有计划的发展经济准备了技术条件。甚至连马云这样的富豪也不得不承认，“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马云的最后一句提到的“这个观点”，是指他在2016年一番话，“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这番话自然让国内的经济学家无法认同，因为这番话如果被证明成立，这些西经学者一辈子的研究成果都是笑话，但他们又无法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只能继续依靠制造逻辑陷阱，把现实中并非失败的计划经济在舆论上判死刑。包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还有吴敬琏、张维迎，都纷纷出来批驳马云：马云错了，计划经济已经失败，未来就是有大数据也不能搞计划经济。难道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中国用二十多年时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都是失败？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有哪个敢说成功？这些西方经济学的搬运工是如何打败计划经济的呢？是使用他们最擅长的几板斧，包括伪造事实与数据、偷换概念，制造逻辑陷阱和双标标准等。比如，他们否定计划经济是用这样的步骤：第一是伪造数据和事实。我们曾经提到中国的西经学者，几乎全部把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虚无化，说成失败，比如林学者就采用世界银行换算出来的GDP数据，得出结论说1978年的中国比世界最穷的南部非洲国家还穷，因此否定过去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第二是设置逻辑陷阱：过去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将来的计划经济也不会成功。第三是使用双标。比如，计划经济出现问题，就要全面否定。市场经济出现再严重的问题，不但不否定，而且还要说成是最好的制度，或者有些学者面皮稍薄，实在不好意思了，就说成是最不坏的制度。再比如，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形的手，无法实现价格均衡和信息充分，他们并不会因此就否定市场机制，而他们可以以计划经济无法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尽善尽美，就可以全面否定。他们就是用这些逻辑手段把经济发展速度比市场经济要快得多的计划经济说成失败；而且，是永远都会失败。而且，我发现他们几乎是在普遍运用这些手段，而彼此心照不宣。生产力等客观条件的成熟或接近成熟，不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且，也会促成主观条件相对于二十世纪更加的成熟，即原来被动被带入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现在开始主动地去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其中有两个条件特别重要：除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与普及。机器和人工智能对劳动者岗位的普遍替代，让劳动者第一次没有了选择的机会，而有了整体的危机感，给阶级意识整体觉醒的客观前提之外，还具备了一个重要条件：互联网的普及让人民群众第一次有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发声渠道，话语权第一次不再垄断于社会精英之手。公众第一次有了自我教育自我觉醒的能力，不再那么依赖先进知识分子的外部灌输，也因此，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第一次不再是被动消极的发挥作用，而是表现为积极和直接的方式。公众第一次有了自我教育自我觉醒的能力。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一点表现地尤为明显。重建共产主义信仰，正在成为当代青年的选择。对《我本是高山》的批判，是中国人开始加快重建共产主义信仰的一次舆论标志性事件。美国也有人开始走出资本主义，寻找美国的救国之道，他们也有人跟我们的前辈们在一百年前喊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样，呼喊“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美国”。说明共产主义意识的觉醒，会成为一个世界现象。前段时间，用自焚的方式抗议美以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以身证道震惊世界的现役美空军亚伦·布什内尔，据说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更早一些时候，参与美国民主党党内出现的桑德斯，也提出“现如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美国！”虽然桑德斯他主张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要在不改变美国基本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良，但他依然不被美国的建制派所容忍，几次都被锁死在民主党党内初选这一关，甚至为了阻止他，民主党大佬都动用了民主党的超级代表机制，但美国青年人信仰共产主义的只会越来越多。现在还没有列宁和教员那样的伟大人物出现，但信仰共产主义的普通民众依然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并且已经能够形成很大的声音。这是与二十世纪初期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也与现在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有很大关系。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二十世纪，不再那么依赖天才人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会导致力量的对比对共产主义更为有利。一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污名化给大众带上的精神枷锁异常牢固。二是全球化让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却依然不可能。这就导致，资本在全世界的联合已经成为现实，而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还面临着国家、民族与文化等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限制。即便如此，互联网的出现会有利于打破这种隔阂。当新的工业革命出现，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全世界的劳动者不分国籍和民族，都面临失业问题时，就会实现跨越国界的共情。因为经济问题无法自由流动的打工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互动。当然，民族国家还会在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但也会发生改变。那些人口不多的国家，如果想不被继续游离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就需要跟欧洲那样，淡化国界，实现区域内的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这是很有可能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全门类全产业链的国家，是因为有十亿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支撑。发达国家恰好也是十亿人口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由美国主导，这是美国还能联合美西方跟中国博弈的经济基础。十亿人口的规模可能是未来更为复杂的世界产业链的基本单位。所以，未来除中国之外，很多国家的国界会淡化，普通人跨国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国籍限制，而是经济能力。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为人类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起到表率作用，不但能够解决现实的产能过剩问题，还会为产业升级和迎接下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积极条件。这样，中国不但有能力在百年大变局中带领人类创造更高文明，让世界在整体上第一次走出丛林社会。而且，中国还会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中国已经有着世界最强的物质生产能力，在很多领域的产能超过世界的50%甚至70%，规模优势无可匹敌，更有着可以承载一个独立文明的人口规模，一旦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的问题，将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超越一百年前的苏联。关于第二个问题，还涉及到运动主体等很多方面，这个话题太大了，后面再做论述。今天就不一一展开了。总之，只要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解决，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会一直徘徊游荡。而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因为失去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之后，资本重新放飞自我而迅速变得更加严重了。美国的衰败从根本是被资本掏空的。美国拒绝了桑德斯，只能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选择，这就是危机的外在表现。因为他们两个，一个都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当然，美国的桑德斯也同样解决不了，他要调整美国的分配问题，会受到美国真正股东的重重阻挠。桑德斯成为不了罗斯福，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还未到来，美国的资本还没有感觉到生存危机。他们还在通过媒体的控制，让美国人继续相信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柯立芝说过的话：“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就迎来了大萧条。大萧条产生了二战，二战又把美国从大萧条泥潭中拉了出来。“自由”的市场经济削弱了美国，但它却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所需要的。尤其是犹太资本，“自由”的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为了犹太资本，只能继续牺牲一下美国了。美国通过金融战巧取的能力下滑了，通过军事豪夺的能力也不行了，所以，以后只能苦苦美国的老百姓了。当美国老百姓失去的太多，他们就会寻找新的方向。美国也会出现有识之士，为美国寻求救国之道的，虽然现在美国人的精神麻木状态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美国的工人竟然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与其说这是一个可悲的选择，不如说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美国工人在资本主导的选举游戏里面，没有更多选择。特朗普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连犹太人都不敢背叛。八十年前，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思想输出到美国。六十年前，中国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也输出到美国。现在中国又有责任在重建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通过互联网影响与改变世界。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打赢舆论战，突破观念禁锢和思想教条：自由市场经济万能论、西方体制优越论等就跟当初的“地心说”一样，虽然荒谬，但还根深蒂固的嵌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像一道屏障横亘在新旧秩序之间。完成观念的解放，去掉思想的枷锁，已经是当务之急。更加波澜壮阔的21世纪，需要我们书写更壮丽的画卷。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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