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利用这样一种机会尽最大的力量抹黑中国经济。一时间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当这些数据统计出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里的一枝独秀。”
“与过去反复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一样，这波‘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将走向崩溃。”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撞墙论”在西方媒体中甚嚣尘上，被各路政客和机构频繁炒作。如何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经济，如何发现新的机遇，直面和解决诸如就业、地方债这样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东方卫视2月2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教授一起解读中国经济，解构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经失败、对华“科技战”也基本失败。然而，美国发动的对华“金融战”仍然暗潮汹涌。“金融战”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唱衰中国经济，唱响美国经济，让人们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使中国资本流向美国。当然，与过去反复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一样，这波“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将走向崩溃。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超过了126万亿元，中国的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30%，超过西方七国集团的总和。然而，美国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它们竭力夸大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国内也有一些势力在跟着鼓噪，所以我们对美国金融战和认知战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美国唱衰中国经济是有套路的，从智库到政府、从华尔街到媒体，你方唱罢我登场。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甚至亲自跑到前台，称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其实我想他心里比谁都虚，美国的国债已高达34万亿美元，一年的利息支出就要1.5万亿美元，这才是可能给全世界带来金融海啸的“定时炸弹”。接着去年12月，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以中国地方债和房地产行业的困境为由，对中国财政状况做出负面评价。然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一直主张以中国人的眼光，从中国模式的视角进行国际比较，特别是中美比较。以去年第三季度的经济状况为例，中国的增长率是4.9%，美国也是4.9%，但中国用的是同比增长率，美国用的是环比折年率，美国全年增长率肯定是低于中国。此外，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增长是干货满满，我们的用电量在增加，2023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是9.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我们的快递包裹在增长，全年突破了1200亿件，创历史最高；我们国内旅游增加，以2024年元旦为例，旅游的热度和消费都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哈尔滨竟然成了这个冬天最热的旅游城市，“南方小土豆”为城市带来了60亿元的经济收入。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些数据都不好：用电量在减少，快递在减少，刚过去的圣诞节假期消费趋弱。另外，中国模式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就是观察经济有没有新的增长点。我们有，而美国不多。我们新的增长点，比方说以华为系列产品所代表的芯片突破，从设计、制造、封装到产品全部自主可控，带动了手机业和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全面崛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从电池、电控、电机，各种零部件到整车，完整的产业链都在国内。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带动的1万多亿美元的投资，中国企业纷纷出海，开启中国人自己的“大航海”时代。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有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C919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邮轮完成试航，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极限深潜。国货潮牌广受欢迎，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攀登，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可以说，习近平主席提到的每一点都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反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是中国经济由量变迈向质变的一种升维、一种跨越！
【国际汽车码头停满了等待出口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图片来源：ICphoto）】
相比之下，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们初步分析主要还是金融衍生品的扩大、通货膨胀的延续，医疗、律师、教育等费用的增加。换言之，从中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经济的“虚火”太盛。美国官方统计称美国的就业显著增加，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劳动部称美国非农业就业增加了33.6万，但非官方权威机构——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的数据是8.9万，两者相差三倍多。更有分析认为美国的官方数据采用的是“收入口径”，而ADP采用的是“家庭口径”，两者差别极大。如果一个人在三个单位同时打零工，按照“家庭口径”是一人就业，而按照“收入口径”，是增加三个就业人口。官方公布的就业数据是依据“收入口径”，而失业的数据则是依据“家庭口径”，这一增一减，拜登政府的数据就好看多了，有利于他的总统竞选。问题是多数美国人不买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委托民调机构SSRS所作的美国去年11月份的民调，71%的美国人对拜登政府的经济表现不满。总体上看，我认为美国GDP最大的问题还是“货”太少，“币”太多，遇到危机的时候靠不住。2023年8月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网站刊文称随着产业空心化，美西方已经打不了工业化的战争：“俄乌爆发500多天后，美国几乎没有常规的弹药可以送到欧洲了”。另一家美国媒体惊呼，俄罗斯一个星期在乌克兰消耗的155毫米炮弹，美国需要两年才能生产出来。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玩金融游戏上瘾了，GDP玩得很大，但经济严重的空心化，GDP里充满了泡沫，一个俄乌，美国乃至整个北约的弹药都不够用了。中国经济固然有自己的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确实比美国经济好太多，而且关键是中国的问题有解，美国的问题几乎无解，从社会问题到经济问题，到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是中美两国今天最大的不同。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企债务，一个是地方债务问题，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等一系列建议。我们研究院的史正富教授也对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路，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的资政建言。史教授认为中国的债务背后大都是优质资产，而美债的背后大都是虚幻的金融衍生品，这是中美两国债务的最大不同。他说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可以把“危”化为“机”。以房企债务为例，在违法者被绳之以法后，我们清算相关债务时不妨考虑由央行出面组建，比方说，一个中国民生住房集团，以比较合理的价格收购这些资产，使之转化为国家拥有的民生房产，包括保障房、廉租房或类似新加坡的“组屋”等，任何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人，都可以租赁这些房产。他们也可以购买这样的房产，但未来只能出售给国家。对于国家来说，这笔资产将是国家手中永久性的优质资产，毕竟中国许多城市的住房改善和升级还有大量需求，以国家力量来化解这些资产，使之变“废”为“宝”，成为造福民生的优质资产。换言之，从国家层面出发，更多地把这类危机看作是流动性危机，而非资产负债表危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战略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央政府的信誉极佳，国家发多少债券老百姓都愿意购买，大概率这些债券会形成新的生产力，而非通货膨胀。我们还可以把住房建设与发展智能化、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使房地产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疆域。地方债务问题也类似。史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有三台发动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经济活力这么大，背后是三台发动机在共同发力。地方债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比方说，某个地方政府可能投了500亿发展芯片，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发现500亿远远不够。按照现有的合同这属于资不抵债。但这种地方债与美国的债务完全不同，中国地方债背后主要是基础设施、厂房、实验室、各种设备、各种仪器，而美国债务的背后大都是金融衍生品。如果这个判断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能否解放思想，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新的思路来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在对相关问题认真问责之后，能否由央行投资成立中国芯片集团、中国材料集团等等，把许多地方债打包买下来。这些债务对于某个地方政府可能是个天文数字，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非如此。我们可以参考中国过去许多资产重组的成功案例。比方说中信集团曾经面临无数网点恶性竞争的问题，后来中信集团就把这些网点整合起来，成立了中信银行、中信债券等等，危机就基本化解了。总之，我想一旦我们能够解放思想，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束缚，我们会发现我们手里有一手好牌，中国的问题都有解。我们也可以考虑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先试点，成功了再推广。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曾经做过一期节目，题目就是《“中国崩溃论”的崩溃》，我们当时就发现“中国崩溃论”的寿命已经越来越短。我记得2023年4月上海车展期间，三年疫情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西方汽车公司老总几乎惊掉了下巴，三年不见，中国高度智能化的电动车已经引领世界了，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如果美国这波“中国经济崩溃论”还可以忽悠、蒙骗一些人，我相信不需要三年，也许一年之后，他们就可能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变化，被中国经济由量变迈向质变而惊掉下巴，这是肯定的！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老师给大家演讲，谢谢大家！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表现其实确实不尽如人意，西方媒体就利用这样一种机会尽最大的力量去抹黑中国经济。一时间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特别是“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撞墙论”，还有就是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最近我们这些数据统计出来以后，发现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里的一枝独秀，达到了5.2%的增长率。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经济最起码是美国经济的1.5倍。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跟欧盟经济相比的话，大概是欧盟经济的16.5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2023年有很多的困难，其实是因为疫情之后经济的反弹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那么快，所以就给我们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经济好像不太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遇到很多很多困难，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确确实实低估了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难度，也低估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其实疫情对我们的中小企业有很大的损害，使得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大恶化，有很多中小企业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订单在下降。因为疫情之后，不仅中国经济没有迅速反弹，世界经济也没有迅速反弹，所以很多出口企业在2023年是非常困难的。外部经济没有恢复，其实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三重低潮。三重低潮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经济增长周期来讲，有高潮、低潮，最后重新复苏，然后再进入下一轮经济增长。从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就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经济低潮一直在那。除了经济增长的低潮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增长都遇到了一轮瓶颈，这是第二重低潮。第三重的低潮就是原来从2008年之后，特别特殊的货币政策，零利率、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来支撑了整个经济的表面繁荣。后来，在疫情期间，美联储又使用了无限宽松政策，随便印钞票虽然拯救了金融市场，但是却没有使经济有实际上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起来了。所以在这种三重低潮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地回升。除此之外，外部经济的情况恶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所以他们鼓吹与中国脱钩。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人觉得人民币在贬值，自己的收益在缩小，于是就想把（资本）转移到外面去，其实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我们看到了俄乌冲突之后，美国人首先冻结并没收的是那些俄罗斯富人放在美国的资产。中国的富人如果把资产放到美国去，未来的命运不会比这个更好。当大家都相信经济发展要遵循市场逻辑的时候，就产生了经济全球化。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中国人勤劳，我们中国市场大，我们的劳动力充裕，是整个加工业最好的基地。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下，大量的投资进入了中国市场，打造了一个特别齐备的产业链。现如今在地缘政治的逻辑下，他们想把这些产业链重新搬回去，这是很难做到，几乎不可完成的事情。而人民币未来一定是一个不断坚挺的过程，这取决于几个问题：一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大大低于美国。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了在美国加州的账单。两个朋友吃了两碗米饭，一个火腿汤，一个大煮干丝，然后再加了一盘素炒莴笋，你们想想这样的中餐，在中国会要多少钱？在加州要48美元！你想一想，美元换人民币的购买力变成什么样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很高，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个外国人，你愿意持有人民币还是愿意持有美元？持有美元，5年之后，你的购买力会下降缩水多少？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发生过，那就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大幅贬值之后，欧洲国家也跟着受害，因为美元是锚货币，当锚货币贬值，就把所有的通货膨胀从美国引入到了欧洲。现在世界经济同样经历着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只要中国的人民币购买力非常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不出几年，人民币最起码会成为东亚地区的货币锚，之后就可能成为世界的货币锚，那个时候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体现出来。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货币博弈最底层的逻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现在人民币的贬值。好，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一些趋势。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两位嘉宾在演讲当中都对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进行了解构，因为这种言论是有负面影响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外商外资的投资是很重要的，但确实有一些外商就受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影响，在决定下一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真的就被带偏了。张维为：我想这样的解构，目的第一是对我们自己，我们有些国人还不够自信，一旦把这个问题解构之后你会变得非常自信——你说你想跟我脱钩？对不起，你就是跟世界脱钩。我觉得我们战略上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淡一点，但战术上我们确实要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总体上，我觉得可以潇洒一点，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来中国你会后悔的，中国相当于一辆高铁，我们不会停在那里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自己要吃亏的。 主持人：所以您看李强总理在达沃斯年会的主旨演讲中说，大家对全球化要重建一种信任，欢迎所有的投资者、企业家要多来中国走走，因为来了，你就会感受到中国的活力、市场的潜力。 丁一凡：确实，中国现在经济不是说所有的面都特别好，但是中国经济里面的亮点非常多，我们的业态在变好。比如说我们的能源行业，越来越多地转向新能源。这是发展质量的一个大的提升，我们电动车发展的速度和取代传统能源车的速度也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主持人：特别是刚才两位在演讲当中都列举了我们很多新的增长点，产业上的增长点，所以当我们用中长期时间维度去看的话，对中国经济会看得更加清楚。像丁老师在演讲中分析的那样，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本身就有挑战，世界的购买力差了之后，我们的外贸也会受影响，因此大家当下有些微观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也需要把宏观数据跟微观体验结合起来分析。现在很多人看到了宏观数据好，觉得也给大家提振信心，但是看看微观体验呢，又觉得还有点差距，很多老百姓的微观感受也来自资本市场。比如说，中国的A股，对此您怎么看？
【A股在2月27日重新站上3000点（图片来源：ICphoto）】
丁一凡：其实不光是因为中国的A股股市表现不好，还因为许多股民会拿中国的股市表现去跟美国、日本、印度的股市相比，觉得反差很大，从中就得出一种感觉，觉得好像人家的发展比我们更好，所以它的股市才比我们更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每个经济体的运行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中国经济的运行，对于股市，对于资本市场的依赖是非常小的。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靠贷款，也就是靠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倒是非常小的，所以只要股市跌了，股市不行了，美国经济就不行了，这是两个经济结构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丁一凡：对。还有一点，就是是所谓的股市平稳与否，与资金池的深厚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讲资本市场，要看它是一个很浅的市场还是很深的市场——很浅的市场它的资金池很小，更容易波动，如果一个市场的资金池很深，就跟大海一样——一个湖、一个河，就容易翻起波浪，但是大海就不容易翻起波浪，因为它的水特别多，进去很多资本和出来很多资本，对这个海的影响都不大。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上的操纵者基本上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说美国股市上80%的行为是这些企业在回购股票。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过度金融化会影响到企业的注意力，尤其是许多制造业企业。以波音公司为例，波音公司过去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工程师，但是最近很多年波音公司的盈利收入来自于股票上涨。最近，《时代周刊》的财经调查记者专门调查了波音这些年的历程，发现波音公司一款事故频发的机型——737MAX——设计存在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规矩，波音就应该把这个机型废了，然后重新设计一个没有问题的机型。但是波音公司发现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大概要花费几十亿美元，于是就把这个选项否定了，而是选择花一点小钱去改造737MAX，改造的结果就有了MAX 9。但是因为这个设计根本上有缺陷，改造完了以后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近在阿拉斯加飞的改造过的MAX 9在飞行过程中舱门掉下来了，差点儿把一个顾客给甩出去。这个记者调查发现，波音公司宁可用20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也不愿意花几十亿美元再重新开发一个新机型。这就是因为回购股票可以让波音公司的股价大涨，股价大涨最后的结果就是收益大涨，至于波音公司是不是能够不断掌握航空技术的高点和优势，这对它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连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都因为金融的过度发展而忽视了制造业质量的话，金融市场对于其他制造业公司的影响就可见一斑了。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停飞的737 MAX9 展开调查（图片来源：ICphoto）】
主持人：所以您看我们一直说，过度金融化会导致产业的空心化。我们的高层也强调，金融市场就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要长期来看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健康的，最后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也会回归到一个健康轨道上来。我们刚刚说到，老百姓有的时候的微观感受是在当下嘛，中小企业在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是很受影响的，民营企业活力下降了之后，大家在就业端也会感觉到压力，所以我想听听两位的见解，我们接下来怎么可以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让广大的民营企业恢复活力？丁一凡：让我们民营企业有活力，就必须得看准下一波的风头，要针对未来的发展努力，而不能够迷恋于过去的模式和过去的方法。疫情之后的形势非常像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其实在经济周期里边是有作用的，危机曾经被西方经济学家形容为“大扫除”，它就是要扫除在这个市场中间没有竞争力的这一部分，用特别猛烈的方法去把它们扫出去，然后让剩下的这些能够更好地发展。刚才讲到因为疫情之后整个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部分西方国家开始排斥中国，排斥中国制造，想进入他们的市场很难，因为他们不愿意和你恢复，觉得你是一个威胁。而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被西方国家永远遏制在一个不发达的经济体的地位，永远给他们“当牛做马”地打工，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不断地往中高阶段去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利益跟它们的利益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我们本身是不是应该更谦虚一点，想办法把这个槛迈过去。因为如果迈不过这个槛，你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就这么简单。张维为：我前段时间跟一个企业家聊天，他说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看，打个比方，现在我们一说到大米，大家都知道五常米，这个品牌非常强，但你看整个水果行业，虽然上海各个街道上都有水果店，但水果品牌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使有个别的品牌，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非常小，这就可以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就需要动脑子把水果品牌建立起来，然后做大做强。我们去西北农林大学调研，他们在中亚五国有一些农业合作项目，那边土地租赁价格只是是新疆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很多北方农民想去，但是他们又有种种担心，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对现代农业有兴趣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可以考虑闯一闯，带一波农民去那里创业。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到国外去，到非洲去，到第三世界去，都被人家称为是自己国家的“工业之父”、“纺织业之父”，等等。总之，只要我们有发现机会的眼光，总会找到机会。主持人：确实，现在有很多增长点，如果大家不去关注的话，不一定知道。而这样的产业生态、产业链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企业、当地的人，也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跟“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合作。我们刚才说的是企业的角度，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于各个主体的活跃，比如说个人，比如说创业者，其中还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刚才丁老师也说到了地方债，所以我也想听一下两位的观点，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让地方政府的活力更强盛？丁一凡：其实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特别能干，有时候对地方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有些地方确实是一味追求政绩，只要投入生产就算GDP，因此盲目投入生产，而不考虑的最后结果，它是不是有市场，是不是能实现最开始画的蓝图和目标？其实最后是很少有人过问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也有投资过分的地方，或者是（投资）完了以后就放在那没有收益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很多都是好的资产、好的资本，关键在于怎么盘活。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是有责任来做这件事的。曾经也出现过一轮包括银行资产坏账的问题，当时就采取了剥离的办法，中央财政注资，然后把这些坏账剥离，四大银行各成立了一个资产处理公司，来处理剥离的这些资产，我们的坏账回收效率超过了50%，比如100块钱的坏账，最起码可以把50变成好的，最后收回来。我跟美国经济学家探讨过这个问题，美国也出现过这种处理坏账的问题，他说他们处理坏账能够拿回来的资产不到10%，而中国最起码可以收回50%。所以很大问题实际上是管理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因为它彻底坏了，而是因为管理不善。如果把它收回来，重新改善管理，认真去使用，这个坏资产盘活了就变成好资产了。所以在这一轮清理地方债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等，越等这个坏账就会变得彻底坏了。让地方政府也能够轻装前进，当然尽可能地用管理好的收益来对冲之前因为决策不善、经营不善而带来的压力和亏空。如果坏账的产生是因为地方官员主政不力、渎职，该追究责任，咱们还是得追究责任。张维为：对，我就补充一点，今年国务院的第一号文件，就是发行一万亿国债，是帮助地方政府的。另外，现在也让地方政府自己发债券，解决地方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一些最新的变化。主持人：我们经常在跟张老师交流，《这就是中国》一直的宗旨就是让大家读懂中国，而中国经济很大的活力来源就在于县域经济，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在《这就是中国》这个平台上观察中国的县域经济，带着观众一起去了解中国县域经济到底有怎样的活力，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和窗口，我们来感受中国，也欢迎愿意到这里来讲述自己县域经济故事的朋友。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还在找工作，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也在找工作，我们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也能找得到工作，但总是感觉个人的价值好像没法在社会上得到体现。我们也感觉到中国在崛起，GDP在上升，但是好像落实到自己这样一个个体，就有种断裂的感觉，不知道老师怎么看？怎么解决这样的困惑呢？张维为：现在有人说工作不好找，就业难，你刚才在问题中已经解释了这一点，实际上工作是有的，只是不对你的胃口，或者达不到你的要求。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也许不一定要一步到位，你可以把一份工作看作一个过渡阶段，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体验。这种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最终找到理想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的积累是非常有用的。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们那时候还是分配制度，我毕业分到外交部翻译室，翻译室就是给中国领导人做翻译，但实际上当时外交部留不住人，因为工资非常低，当时学外语的已经有留学、外企等其他选择。在外交部做翻译和在外企的收入差10倍都不止，甚至更多，或者你直接到国外去，一个月几千美元都有。但是我当时说我就在这儿干，我的感觉就是我在见证历史，这是我作为人生的一个宝贵经历嘛。有时候你投入不同的意念，比如说你找到某个工作，这个工作你本身不一定十分喜欢，但也有喜欢的因素，比方说收入还可以，或者某些方面你也比较喜欢，再比方如果你是文青，你喜欢写作，那么接触人多，增加对社会的了解，都是在积累素材。或者你是一个工程师，可以通过某份工作学一门新的技能，或者怎么样。总之，不求一步到位，而是作为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以后会证明是非常宝贵的，任何你过去做的事情，都不会浪费掉的。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刚刚那位同学提到了当代大学生、毕业生的焦虑，其实中产阶层也有同样的焦虑，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有4亿人口了，这部分中产阶层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个“稳定器”或者说“压舱石”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有一种说法称我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集体返贫的危机，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对此的看法。同时，我们如何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消除这种焦虑，同时提振我们中产阶层的消费信心或者投资信心？谢谢。张维为：我们的节目中曾经好几次讨论过“中产阶层”这个概念怎么定义，因为它很难定义，全世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我自己有一个粗略定义，就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套产权房，包括付房贷的，因为多数西方国家，房贷比例比我们中国还要大。在国外只要银行给你贷款买房子，就是对你中产地位的承认，所以这个标准是不低的。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最保守估计在80%至90%左右，甚至更高。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怎么开发更多的产品，特别是适合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比方说现在比较讲究绿色食品、健康食品，这个有巨大的空间。甚至在住房这个领域，实际上即使很多中产现在也面临住房品质的进一步上升，扩大住房面积，这个市场还是巨大的，特别在一线城市，甚至二线城市，都有巨大的需求，所以我前面演讲里就讲了能不能把这些亏损的头部企业，对于违法的人，该法办就要法办，根据法律来，但国家可以把它们的资产收购下来，变成我们的保障房，变成甚至像新加坡的“组屋”，这就可以让中产阶级能够稳定下来。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触？我是2011年左右回到上海，回到复旦的，然后当时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喜欢看房子，我也陪一些朋友在周边看，我们到昆山，房价当时就三四千元一平米，法式的连体别墅，售楼的小姑娘听说我在法国生活过，她说我们这个肯定跟法国标准差了很多很多，我说不是的，我说你这个房子比90%法国人住得要好，很多国人有几套房产，还觉得自己不是中产，这种情况似乎是中国才有的。丁一凡：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忧虑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我们现在官方话语就把这个东西换成中等收入阶层，可能能化解一些对所谓“中产阶层”的忧虑，因为我们的很多中产阶层其实是把自己对位为西方的那些超级富豪，总觉得自己到了超级富豪那个地位才能说自己是“来源于”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大学教授聊天，就说起来中国要多少中产阶层，我说你就是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他说我怎么能算中国中产阶层呢？大学教授还不算中产阶层，中国人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还很穷，我一定要像巨富那样才能算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错误定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发展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内部循环，而内部循环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把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群再翻一倍。可是恰恰刚才你说的这种心态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因为中等收入阶层增加了，会使一些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跟其他的人拉开距离，他们应该进入那些富豪阶层，而不是中等收入阶层。（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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