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的买办化，才是当前中国最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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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记者来源：中华元智库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2-27 16:21:13

最近两天，因为发了条关于中国代表在国际法院就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发表中国意见的微头条，炸出了一堆疯犹精。

对于这些可笑的谬论，说不得，只好逐一批驳回去。

一堆疯犹精

有读者劝校尉，说这不过是机器人，何必较真？

但校尉逐条看了，还真不像机器人操控的水军。

一是微头条的阅读量有限，没到惊动水军的地步；二是水军一旦发动，就是铺天盖地的灌水，至少数百条评论；三是水军贴文案相似、文风类同，甚至遣词造句都是一模一样；四是水军发言后面很少有点赞。

这是真正的水军，上次写粗粮时遇到了

因此，批驳之余，校尉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天生最为爱国的普通网民之中，还会产生那么多的疯犹精？

想通了也简单，精英阶层的买办化，已经影响到了普通人的三观。

这个过程，就好比犹太人的自我洗白，只要掌握了媒体，自然可以向全社会渗透。

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总是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热点，比如毒教材层出不穷、滴滴水滴赴美上市、眯眯眼奇葩审美、灵均投资节后砸盘等。

灵均投资的行为，充分证明他们所谓的中国力量就是做空中国的力量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热点之间，包括乌央乌央的疯犹精，除了稀奇古怪的反常识行为，似乎没有其他联系，但实际上，它们却指向同一个致命隐患、同一个底层原因——精英阶层的买办化！

纵览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的老祖宗，提前帮我们免除了文明发展的三大隐患。

一是早早确立华夷同源理念，消除了种族歧视的文化劣根性，建立了大一统的思想根基。此后不管中国如何因战乱而分裂，最终依然会走向统一。

二是彻底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改造，实现了中华民族对宗教战争、极端宗教思想、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集体免疫。

经过中华文明的交融，所谓儒释道三教，不如说儒释道三种入世的理念

三是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基本免除了外来文化的入侵，也就免除了精英阶层买办化的隐患。

在国家统一、宗教世俗化、文化自信三方面，中华文明建立起来的护城河，始终庇护着我们，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尽管台湾被分裂，但每个中国人都坚信，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必然。

因此，尽管发生过极端宗教思想驱动的恐怖袭击，但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恐怖主义没有前途，中华民族大团结才是历史的潮流。

但在文化自信方面，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颇有几分“润物细无声”味道的精英阶层买办化，却变成了当前中国最大的隐患。

一、何谓买办

所谓买办，本意是指中国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买卖代办。

清末买办

这是贸易往来的必然需求，即便国内市场，也一直有掮客存在，利用专业技能和信息优势，帮助买卖双方进行交易，自己赚取佣金。

晚清的买办，就是一种特殊的掮客。

区别在于，买办不但拥有专业技能和信息优势，还有语言隔阂带来的优势。

近代史上，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买办天然形成了挟洋自重、狐假虎威的做派，利用双方的信息差和实力差，大肆打压中方、无耻讨好洋人，进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买办行为很自然地从经济领域过度到政治领域、外交领域、军事领域，买办自身，也很自然地完成了对西方国家从经济依附到政治依附、文化依附、精神依附的蜕变，彻底沦落为西方列强经济殖民的爪牙。

二、买办是怎样炼成的

买办大量产生的前提，是经济上的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上的雌伏。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从来没有买办化的现象。

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站立在人类文明的巅峰，从全面领先于已知世界的文化、经济、科技中熏陶出来的精英阶层——中国士大夫，不可能在精神上匍匐于异族脚下，因而我们的人民也不可能在精神上匍匐于异族脚下。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自信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绝非买办所能理解

包括蒙元、满清击败宋、明之际，中国有汉奸，但没有买办。

即便汉人王朝覆灭，在文化上，华夏始终傲视蛮夷。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末年，顽固坚持朝贡体系的中国士大夫，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打醒：我们非但不是天朝上国，而且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从盲目自大到买办化，中国的精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心路历程。

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盲目自大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指导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个阶段，可以视为皇权与守旧派对开明知识分子的妥协。

因为此时，满清依然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守旧派依然掌握朝政。但他们也知道，如果不做任何改变，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夹缝中，冯桂芬、张之洞等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号称晚清第一清流的张之洞，也是一个在满清政权与先进思想竭力缝合的缝补匠

张之洞大家都知道，冯桂芬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他也是晚清时期的思想家

所谓中学为体，究其本意，本该是中华文化传统不变、民族精神不变，但在满清的解释中，却是政治体制不改、满清皇权不变。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也会制约与影响经济发展。满清试图在不对封建王朝体制做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富强，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晚清的高压统治下，任何对封建皇权的挑战，都遭到了严厉的镇压。这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力反弹，并导致他们逐渐走向极端——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甚至包括语言、文字。

因此，随着满清覆灭，失去压制的民国精英，由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对东方文化的彻底否定，与对西方文化的精神皈依！

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盲目崇洋媚外。凡是洋人的都是先进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后的，以至于发展到要求废除汉字。

就连鲁迅先生，都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

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挥刀自宫——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阉割、文化阉割，进而大面积地买办化。

客观评价，这次买办化，还有一点情有可原之处，那就是对旧体制的报复性反弹。

在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屈辱之中，面对浑浑噩噩尚未开启民智的普罗大众，中国知识分子找不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道路，才会力主西化以改变现状。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正因为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因爱生恨，反而变成了西方文明的崇拜者与鼓吹者。

那个年代看似崇洋媚外，其实真正的买办反而不多。

遗憾的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正是少数几个买办。因为只有真正的买办，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扶持，才能攫取到国家的权力。

三、汉奸、公知与买办的关系

从吃里扒外、数典忘祖的角度讲，买办与汉奸、公知，大体可以归为同一类人，但细究起来，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一是精神皈依程度不同。

关于这一点，买办更类似于公知，汉奸则有所不同。

这既是买办、公知区别于汉奸的地方，也是买办、公知最为阴险的特点！

汉奸成其为汉奸，大多是因为实际利益，或者被颟顸的统治者逼反，或者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

买办成其为买办，公知成其为公知，却是出自于对“精神祖国”的衷心雌伏，在他们眼中，母国如仇敌、敌国如父母！

所谓润人，很多都是没有利用价值、不得其门而入的潜在买办群体

简单说，汉奸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就是吃里扒外；买办、公知则是基因上的中国人、精神上的外国人，人格与人种严重分裂。

二是伪装程度不同。

在伪装能力上，买办介于汉奸与公知之间。

汉奸往往表现得比较露骨，最善于伪装的汪精卫，其实也没能骗到几个人。更多的汉奸，往往类同余茂春，除了自己和甘心上当的主子，其实谁也骗不了。

公知往往善于伪装，他们惯会唱高调，打着普世价值、人文关怀之类的幌子，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包藏祸心。比如胡博士、矮大紧、胡美丽之流，曾经大行其道，欺骗了很多人。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

公知一般隐藏得很好，但偶尔的无意识言行，也会暴露公知阴毒的真实面目

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区别，在于汉奸、公知承担的职责不同。

汉奸就是干脏活的，无所谓名声，主子满意就行了。而主子要想让汉奸死心塌地，也必须搞臭汉奸的名声，截断汉奸的退路。

公知负责意识形态输出，如果过早暴露真实面目，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不管是公知还是它们背后的主子，都会尽量维持公知的虚伪形象。

比如胡适，有利用价值的时候，美国人全力吹捧，没利用价值的时候，就连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都不给

买办的职责，则是主子捞钱的白手套。要捞钱，就要维持一定的正面形象，但真正面临利益博弈时，又不得不彻底撕破脸皮。

因此，买办在发迹之前，通常伪装得比较好，言行类似于公知。但一旦到了捞钱的关键节点，买办的真实面目就会暴露。

关于这一点，在某些出卖国家利益、罔顾民族大义、不要个人脸面拥到美国上市的精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顶风踩着红线上市，充分暴露了买办的贪婪与丑陋

而在最近的股灾中，全力做空股市的各种基金，更是将贪婪、丑陋的面目暴露无余。

谁是买办，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

三是富裕程度不同。

相比汉奸、公知，买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钱。

因为汉奸、公知完全靠主子豢养，而买办却是主子捞钱的白手套。

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买办，比如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无一不是富可敌国。

当前国内比较有名的买办，同样都在富豪榜之列。比如国际良心想的柳某，以及他执掌某滴的女儿，再如某滴筹的某鹏。

相比之下，像余茂春这样的汉奸、矮大紧这样的公知，虽然也有钱，却远谈不上富豪。

这也符合经济规律，对背后的主子来说，买办更接近于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必须有股份分成；汉奸、公知则是主子豢养的打手、清客，靠摇尾乞怜讨些残羹冷炙。

所谓清客，也即红楼梦中提及的“篾片相公”，下流龌龊到了极点

四是互相勾结、互相转换。

由于背后有共同的主子，买办与汉奸、公知往往同气连枝、互相支持，并且经常转换职责。

关于这点，大家留意一下民国历史与近期的时事就知道了，为汉奸和暴露的公知、买办辩护的，十有八九就是当时没有暴露的公知、买办，比如胡适为汪精卫发声、一堆富豪为柳良心喊冤；而公知、买办的信誉破产后，又会毫无心理障碍地转变为汉奸；至于汉奸，由于声名狼藉，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并没有机会转职为公知、买办。

四、新时代的新买办

经过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等历史大事件的纠偏，民国时期大面积存在的买办阶层，包括因爱生恨要求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逐渐销声匿迹。

但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我们的精英阶层，再次面临从满清到民国的买办化危机。

改革开放之初，围绕姓资还是姓社，曾经爆发激烈的争议。

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危机，是确保顺利破解“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困局。正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所说，“要警惕右、防止左，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南巡，再次稳住了中国这艘巨轮的行进方向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生类似满清打着“中学为体”幌子的历史倒退，因而也就没有出现民国时期全面买办化的报复性反弹。

但这绝不代表，我们就能忽视右。

在当前阶段，我们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在文化、舆论、艺术、经济、金融等深受西方影响的领域，涌现出大量唯西方是从的所谓专家、学者。

校尉不敢说他们都是买办，但买办肯定就在他们中间！

必须承认，在特定历史阶段，西方确实曾经全面领先于我们，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

但也必须承认，在文化、意识形态、学术理念、审美观层面，以及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层面，物质文明掩盖之下的西方海盗文明、泛犹太教文明，混杂了太多的糟粕与垃圾。

如果是这种自由，那还是不要也罢

因此，相比民国，如果这一轮买办潮真的出现，并非文化自卑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利益驱动。

民国的知识分子推崇西方，大多是因为爱国——爱之深、则恨之切；现在的专家学者推崇西方，大多是因为利益绑定。

有的人，是通过讨好西方变现；有的人，大量接受西方的“学术资助”屁股早就坐歪；有的人，本身就依赖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舆论体系生存，已经变成西方的一部分；当然，也有部分人，确实是受到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诚心皈依西方的价值体系……

那些得到西方褒奖的人，往往是母国的背叛者

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泥沙俱下，大量宣传犹太人的书籍开始涌入国内

正因如此，那些违反人性、人道、人伦以及人类道德本能的西方文化糟粕，比如LGBT、女权、打着人权自由旗号的精致利己主义等等，以及各种对犹太人黑历史的粉饰、赞美、篡改才能大行其道。

我们的社会，才会大量涌现疯犹精、毒教材、滴滴水滴赴美上市、眯眯眼奇葩审美、顶着国家意志罔顾国家利益做空中国股市等匪夷所思的乱象。

因为它们背后的本质，就是部分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全盘接受了西方的话术，把西方制造的文化垃圾当成生存土壤，把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意丑化当成审美标准，把罔顾社会公德的极致个人主义当成人权自由，把LGBT等病态行为当成流行趋势，把一夜暴富当成人生唯一的价值追求，把最为贪婪、虚伪、残忍的犹太文化当成先进思想，从思想上、文化上、价值观上，影响了许多不明所以的普通人。

结语：

国家危亡之际，总是出现大批的汉奸。

这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有心理预期。

但在国家发展蒸蒸日上、中华复兴初见端倪的时候，依然出现大量的买办尤其是文化买办，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欲灭其国、先亡其史，欲亡其史、先灭其文化！

中华民族，能够创造人类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古国，是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创性、尚武精神、崇文修养，以及千年不变的继承性。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得我们可以安然避开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两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超级天坑，奠定了大一统的民族基因；

中华文明的开创性，使得我们既可以创造“诸子百家”这样的人文盛况，也可以创造四大发明、天文历法这样的科技巅峰，长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中华文明的尚武精神，使得我们可以拥有汉唐雄风，使得我们总是能够把握住绝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确保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中华文明的崇文修养，使得我们总是能够坚持天下大同的人文理想，对未知世界、落后国家充满天然的善意与人文关怀；

中华文明的继承性，使得我们在充分吸纳世界先进思想、先进文明的同时，永远不会忘记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所有这些中华文明的精华，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大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