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
余永泽是地主的儿子，北大学生，胡适的崇拜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爱国学生都投入了救亡运动，但余永泽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成名成家，还反对林道静追求进步。记得当年读《青春之歌》时，最讨厌的人物就是余永泽，正是由于他的自私、嫉妒，才导致卢嘉川被捕牺牲。据说，余永泽的原型，解放后过得不错，写作上也有建树，这应该和新中国定鼎伊始，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关。通过这场运动，许多知识分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学会了唯物辩证法，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充实了。在50至70年代，为了防止大学生蜕变为“精致利己主义者”（那时称“极端个人主义者”），下了很大功夫，这一点在电影中也多有表现。记得在70年代的电影《决裂》中，“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长龙国正，到一所“名牌大学”去参观，就遇到这样一位学生：他从农村考上大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母亲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却嫌母亲土气，把老人家一个人丢下不管，跑去追捧“欧阳教授”去了。这一幕，让龙国正看得痛心疾首，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共大推行新的教育方针。【点击阅读】
新中国前三十年，重视世界观改造，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提倡知识分子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努力挽救了许许多多余永泽式的人物，避免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八十年代之后，世界观改造的提法没有了，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也就不用改造了，那么，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新世纪初年，北大钱理群教授，就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
但非常无奈，钱理群教授言者谆谆，很多学生听者藐藐，觉得做精致利己主义者很好啊，只要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社会、国家、民族等等“宏大叙事”，关我屁事。至于钱教授在文章中，关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痛切提醒，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但是，最近网络上曝出的复旦留美流浪博士故事、谷歌清华毕业生杀妻事件，以及由于杀害母亲而刚刚被执行死刑的北大学生吴谢宇等等，令人悚然而惊。他们的命运，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生之路，很可能伴随着精神崩溃和犯罪。这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也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一旦私欲受挫，他们就会陷入绝望、空虚之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信奉弱肉强食，热衷腹黑宫斗，“恨不能像乌眼鸡似的，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私欲受挫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此一来，抑郁、焦虑、乃至精神崩溃，就成为大概率事件。
此外，精致利己主义者都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应该万事如意，拥有完美人生，如同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陈孝正所说的那样，人生如同他的建筑设计，不能有任何差错。但实际上，精致利己主义也不过是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尘埃，该受的苦难一个都逃不了。可是他们不承认、不接受，最后发疯就不可避免。
因为他找到了联结有限和无限的桥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雷锋由此得到了永生！
回过头来看一看，新中国提倡改造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大关怀，大悲悯”，一些人不领情，也就罢了，但最后发疯，也就只能怪自己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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