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如此神话到了该彻底揭穿的时候了

点击：4194 作者：屈炳祥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01-22 09:16:33

【摘要】自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中国以来，就刮起了一股吹捧、讴歌私有制经济的歪风，说什么私有制经济具有“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的优势，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要好出多少倍，因为公有制经济正好相反，不仅缺乏这些优势，甚至还会将人类引向穷途末路。于是乎，有人高呼：“人间正道私有化”“唯一出路在私有化”！就这样，在这一批私有制崇拜者的推动下关于私有制经济的神话就应运而生了！而这种神话不过是那些私有制经济崇拜者昧着良心而说的一番胡话，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悖，而且也与我国社会得现实完全不符。现在，正是我们彻底揭穿这个神话的时候了！

自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中国以来，就刮起了一股吹捧、乃至讴歌私有制经济的歪风，说什么私有制经济具有“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的优势，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要好出多少倍，因为公有制经济正好相反，不仅缺乏这些优势，甚至还会将人类引向穷途末路。有人如是说，“在完全国有化的环境中，世界将陷入一片寂静，原本竞相发展的科技捧出的金球将一一掉落”①。这岂不是告诉人们，在完全国有化的环境中，人类社会不就快要完蛋了吗？于是乎，有人高呼：“人间正道私有化”“唯一出路是私有化”！就这样，在这一批私有制崇拜者的推动下关于私有制经济的神话就应运而生了！

私有制经济真的那么的神奇、那么多的美好吗？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它的所谓“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由于那些私有制崇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与众不同，所以，他们所说的“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与普通大众所理解的“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思”，“阶级地位决定人的政治态度”。

一、私有制经济“灵活性”的真谛在哪里？

一批私有制崇拜者所说的私有制经济的“灵活性”，说穿了就是不按规则出牌，投机取巧，一心钻政策的空子、法律的空子和市场的空子，即使没有空子，也要硬着头皮钻出一个空子来，以求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种“灵活性”是与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对抗的。哪里有了这种“灵活性”，哪里就会搞乱，国民经济就会失去常规、常态，人民生活也就不得安宁。在中国无论哪里，只要有了私有制经济，哪里就会变成一团糟，失去秩序与安全。它涉足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就危机重重、爆出惊天大雷；它涉足金融业，金融业就乱象丛生、隐患多多；涉足食品业，食品业就到危机四伏、危及人的生命与健康；涉足教育领域，教育领域就千夫所指、怨声载道；涉足医疗领域，医疗领域就病入膏肓，成为社会重灾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就是因为有了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与泛滥，所以就搞得老百姓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娃、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甚至连死都成问题，惹得天怒人怨，搞得社会不得安定、不得和谐。此外，还有那无处不在的坑蒙拐骗诈黑，让你提心吊胆、防不胜防，即使不出门，坐在家里也会在所难免，等等。这就是私有制经济的所谓“灵活性”。

私有制经济“灵活性”的最大危害表现在它的投机钻营、肆意扩张、鸠占鹊巢，挤掉了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科学预想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本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如今，它们却被降到了一个连我国国民经济的零头都不到的零头。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全国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834.8万个，其中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分别是10.3万个和11.9万个，共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1.2%；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1561.4万个（不含个体），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84.1%；国有企业7.2万个，仅占0.4%②。如今，时间又过去了5年，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所占的比再一次有了下降。这是连瞎子都能见到的基本事实。这就是一批专家学者所说的私有制经济的“灵活性”所导致的结果。

对于这样的“灵活性”，我们全国的老百姓能接受吗？我们老百姓所要的“灵活性”，就是公有制经济那种特有的“灵活性”，即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要求，对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及其发展速度等及时做出反应与调整，使国民经济运行、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进入安全、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轨道的“灵活性”。比如，在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遇到了旷日持久的特大自然灾害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逼与制裁，国民经济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这时，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作出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方针。这时，我们所有的公有制经济体，齐心协力，听从党中央、国务院的调度、指挥，仅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对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作了全方位调整，使之又重新回到了健康、协调与稳定发展的轨道。在极短的时间里，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实现如此重大的调整，如此之快地回归常态，算不算是一种“灵活性”？再比如，2019年冬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猛烈袭击到来的时候，西方各国政府手足无措、乱成了一锅粥，导致国民感染无数、死亡惨重。面对此，人命关天、十万火急，我国的党和政府坚定不移，一口咬定“人民至上”、“生命第一”的理念，立刻动员、组织、指挥全国人民全力以赴、赴汤蹈火，以最大决心、最大努力抢救人民的生命，保护人民的健康。此时，我们的国有企业，不论是生产飞机、坦克的，还是制造火箭、卫星和原子弹的……，闻风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国务院的指挥、调度，纷纷调整生产结构，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生产抗击新冠病毒急需的药品、医护用品及人民生活必需品，有力地支援、保障了抗疫第一线，挽救了亿万人民的生命，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健康，创造了世界奇迹，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和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高度好评。党中央如此之快的反应、全国人民如此之快的行动、各行各业如此紧密的配合，这算不算“灵活性”？相比之下，我们应该颂扬哪样的“灵活性”，又应该摒弃哪样的“灵活性”？

二、私有制经济“创新力”的真相何如？

一批私有制经济的额崇拜者所说的私有制经济的“创新力”，不过就是它们的那种新科技的转化能力、新产品、新市场的开发能力和更新管理规则、增强企业经营效率的能力等等，总之，就是那种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当然，我国的许多私有制经济体的确有很强的利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但是，对此我们也要作出阶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即不仅要看“创新”本身，更要看这些科学技术为谁而用、怎么用的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科学技术为谁用、怎么用却是有着极强的阶级性的。比如，以华为、BYD、大疆等为代表的民族爱国企业，它们为我们的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而创新，是我国引领科技进步的典范，是我们全民族的骄傲。而另有一大批私有制经济体，它们的创新能力也很强，但是，却是另一番情形，让人遗憾！

事实表明，这些私有制经济体的“创新”即利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尽管很强，但它们“创新”的目的就是一个，即为了自己个人发财致富。马克思当年曾指出：资本家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还指出：科学技术，包括“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1]421 具体说就是，一方面，它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最低限度，把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程度，以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乃至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资本家还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即用机器代替工人的劳动，把工人赶出工厂，使他们变成失业大军，然后再利用这些失业大军的存在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增加自己的剩余价值。另外，它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产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社会价值以下，并以此作为一种竞争武器，打败对手，使自已达到垄断市场、独霸天下，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如此等等，等等。这样，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劳动大众的生存状况总是呈反方向运动的。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债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不仅延长了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且还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不仅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而且还扩大了对工人的剥削范围。

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那些老牌资本家的伎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还存在呢？我们今天的私有制经济体老板的本性是否已经改变了呢？对此，持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那些长期为私有制经济辩护的专家学者认为没有了，因为那些私有制经济体的老板不再是资本家，而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而那些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同志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那些私有制经济体的老板同过去的那些老牌的资本家来虽说有了些许不同，但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也一样的是资本的私有者，或“人格的化资本”。资本的灵魂就是他们的灵魂。剥削工人、奴役工人是他们的本质所在。他们不剥削工人、不奴役工人是不可理喻的。这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只需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就明白了。

现在，在我们的私有制经济体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使那些老板们不是一天比一天更富，成了社会财富的霸主吗？工人不始终都是凭借出卖苦力过活、且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自己的穷日子吗？据中金公司《中国财富报告2023》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财富总额中有私有财产430万亿元人民币（以下同）。其中，占我国总人口0.33%的富人，拥有其中的290万亿元，占其总额的67.4%，人均6304万元，是占中国总人口92.77%的普通大众的2777倍③。富人为什么这么富？它们如此天量的私有财产是怎么来的？不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垄断生产资料外，还占有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利用它来加强对雇佣工人和社会公众的剥削得来的吗？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利用，尤其是自动化生产线、智能机器人的使用还使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饭碗，变成了失业大军，同时也使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不得不去当外卖小哥或送快递，甚至去扫大街或做家政。另外，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为什么会有大批大批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不就是因为一些大的私有制经济体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们打垮的吗？现在风行的网购、网店不是在把大批的实体店扼杀了的同时，又把无数的在业工人赶出了企业的大门吗？最可恶的是还有一批资本大亨，有钱不学学任正非、曹德旺、刘传福等有爱国之心与民族情怀的企业家那样去办实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做贡献，而是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发展所谓“虚拟经济”，投机钻营、搞歪门邪道，炒房、炒地、炒期货、炒紧缺物资，甚至玩空手道，套取银行资金放高利贷，坑害国家、坑害人民与社会，更为奇葩的是拿着钱去支援美国的教育和支持美国政要参选总统，等等等等。伤天害理！他们的这种所谓“创新”，难道值得我们去推崇、去歌颂吗？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创新。相反，笔者极力赞成与支持创新。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创新，为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明确，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理应为全人类服务，而不应该为极少数人所垄断，为这极少数人谋利。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利用完全应该是为着人类的大多数、尤其是全社会劳动者的利益服务，使之成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工具或致富的手段。而绝不应该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背离。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应该越富裕、越幸福，我们的国家也应该更加繁荣与富强。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体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实现创新与发展的。

曾记否？当年，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不到30年时间，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一张壮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蓝图，一举改变了“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的状况。到毛主席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生产汽车、拖拉机、机床、机车及一些大型机械装备，填补了我国工业方面的空白与短板，而且还完全凭借我国自己的力量与智慧，突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与破坏，创造性地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以“两弹一星+核潜艇”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体系。即使是在今天，在私有制经济重重包围的情况下，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体也是一马当先，在空间技术、高铁技术、光子芯片、量子通信、极地与深海探测、隐形战斗机、两栖攻击坦克等领域皆有卓越表现，碾压美西方所有发达国家，令西方世界所有帝国主义震惊，更令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的由衷佩服！这些不就是我们的国有单位努力拼搏的结果吗？这些算不算“创新”？我国公有制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到底强不强？

这些，对那些私有制经济崇拜者的那种如果全部国有化，“世界将陷入一片寂静，原本竞相发展的科技捧出的金球一一掉落，我们的步伐将会比其他更具竞争力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慢很多”的说法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吗？

三、私有制经济“高效率”的本质怎样？

一般人所理解的效率，是指在给定的投入和技术等条件下、使用资源以达到设定的目的和满足需要的评价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投入产出比。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效率既要讲微观效率也要讲宏观效率，因而，效率总是微观与宏观两方面的统一。

那些私有制经济的崇拜者所说的效率，不过就是微观效率，仅此而已。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还有宏观效率这回事。其实，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二者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其中，微观效率是基础，宏观效率是统领。如果没有微观效率，宏观效率就是去了基础，等于零；但如果没有宏观效率作指导，微观效率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与发展前景。脱离了宏观效率指导与约束的微观效率，即使效率再高也无益，甚至有害。因为它的高效率，使社会的总供给超出社会的总需求，造成了社会资源、产能、财富的浪费。不仅如此，它还会破坏社会经济固有的比例关系，扰乱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失衡与紊乱乃至危机。事实表明，所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对一国、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的打击是无情的、严酷的。众所周知，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遭到了全面打击，其中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几十年。所以，微观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相协调，那些脱离宏观经济发展要求，仅仅强调微观效率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们的效率观。这种效率观是那些信奉私有制经济崇拜者们所无法理解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为私有制经济的效率到底有多高？

众所周知，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去了“5、6、7、8、9”的份额（在局部地区甚至占到了5个9的份额），但是，它们以我国80%的劳动力、70%的科技成果、90%的企业法人单位只创造了60%的GDP和50%的税收，比起我国公有制经济只用20%的劳动力、30%的科技成果、0.2%的企业法人单位却创造了40%的GDP、60%的税收，这难道说私有制经济的效率高吗？

宏观上的低效率说明私有制经济的微观效率也不高。因为宏观效率是以微观效率为基础的，是微观效率的集合。如果硬要说它们的效率高，那也只能是与它们的前辈们相比较而言的，并且这也是它们依靠对雇佣劳动者的极限施压而榨出来的。这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743 还指出，“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2]343 如今在我们每天看得到的祖国大地上普遍通行的“5+2”、“白+黑”、“997”、“007”劳动制度以及其他种种非人道的剥削手段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像这样得来的“效率”也称得上效率吗？如果所有的私有制经济体都像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体那样，遵纪守法、讲公德、有爱心，一切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与规章制度从事合法经营，那它们还会有如那些私有制经济崇拜者所吹嘘的那种“高效率”吗？

即使不谈这些，那么它除了能在短期内给业主带来丰厚的利润之外，却是会给我们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持久的灾难，如我国多年存在的资本肆意扩张、无序竞争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内需不振、库存增加、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放缓，等等。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又使党中央提出的国内国外两个循环相统一的新格局迟迟不能实现，同时又使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难以实现。这不是对宏观效率的最大破坏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问题，看它到底是高还是低。首先看微观，举例说明。谈起公有制经济的效率，最难忘的莫过于2020年的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公有制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速度与效率。当时，为了尽最大努力抢救人民的生命、保障人民健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与指挥下，为满足患者就医急需，真正做到“应收尽收”，尽快切断病毒传染源，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新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其中，“火神山”医院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床位1000张，此外还包括一系列附属设施。为了同病魔抢时间，国之大者中建三局等单位数千建筑工人和数百台建筑机械从四面八方调集，数不清的各类建筑材料和医疗设备从天南地北筹集……，我们的建筑大军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奋斗不止，仅用7天时间，一座现代化的高标准的专业医院顺利竣工。另一座同样规模与标准的“雷神山”医院也只用了10天时间，创造了建筑史上的一项世界奇迹。对此，外媒纷纷点赞，赞口不绝。一位网名叫Jmie Webber的英国朋友说：“只有中国才能在7天内建成容纳1000张床位的医院。这要是在英国，光决定是否要建一所医院就要花7年的时间，而且花费还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展示出来，有人却通过一些文书工作赚了很多钱。”另一位网名叫Same的澳大利亚朋友说：“中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设者，在澳大利亚，政府需要25年时间来做出决定，然后再用20年时间来建造，成本会是50倍，且最后仅以项目的四分之一完工！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决心和果断总是让我吃惊！”④

如果有人觉得笔者上面所说的是我国非常时期的情况，属于例外，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国正常状态下的情况。以下，我们以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情况为例。首先看我们的“两弹一星”，1964年10月，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前后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而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⑤。我们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高不高？其次，再看看我国的航天事业，据新华社最近消息显示，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用53年的时间完成了从零到500的突破。其中，除第一个百次发射用了较长时间外，从第二个百次开始就都只用了几年时间，分别为7年、4年、3年（实际为两年9个月）和2年⑥。这事实告诉人们，我们的航天事业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快速发展，这样的速度和效率难道说不高吗？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我们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呢？

看了微观再来看宏观，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指出：“三十年来，我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大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进……我国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经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3]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当代世界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我们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呢？另外，由邓小平指导、主持制定的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1952年134.9万吨。笔者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4] 如果上述各项的增速换算成百分比，那么，它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6.3%、12.9%、31%、148.1%、101.5%、101.9%、196.3%。这些都是一一记录在案，有案可稽的事实，想一口否决都否决不了的。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还是说私有制经济的效率高吗？

上述可见，那些私有制经济崇拜者说私有制经济具有“灵活性”“创新力”“高效率”的神话，都不过是他们昧着良心而说的一番胡话，纯属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暴露，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悖，而且也与我国社会得现实完全不符。现在，正是我们彻底揭穿这个神话的时候了！揭穿这个神话，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战斗！笔者相信，一切关于私有制经济的神话一定会在这场战斗中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