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作家梦想。因为当时的说法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像林语堂、梁实秋、胡适、徐志摩、傅斯年、张爱玲……到处是他们的作品。
当时觉得这些大师的作品,很多文笔优美,特别是散文和人文作品,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背诵部分精华片段下来,谈恋爱或者装B都绰绰有余。
然而多年过去,回头再翻翻这些大师作品,已经没有了那种情怀感动,反而越发觉得其中充满了无聊、矫情和空洞,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但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我几乎读不出那个时代的脉搏,没有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没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没有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甚至没有多少普通人的人文关怀。摘录一些大师们的著名词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胡适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梁实秋《送行》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林语堂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爱》
… …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感悟。通过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的是民国的花前月下,十里洋场,歌舞升平。
的确,当时的民国有黄包车,女人们开叉的旗袍,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大师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会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不是么?张恨水的两本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大师遍布”“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文化发达”,不好意思,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
对于这些人而言,民国,是天堂。
他们不仅生,而且生活的很好。
但是,有些人的盛世,是更多人的荒年。
在他们的身后,是老百姓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是列强的肆意横行,是日本帝国的虎视眈眈,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重工业能力,连简单的枪炮都生产不好。
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这些散文,品味文字优美,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美丽,让人沉醉,让人忘记现实痛苦,没有人会想到如何清理这废墟,建设一个新家园。
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之花。
那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时代,地主和买办是社会的精英主角。国外的势力引导,加上买办阶层的需要,共同捧红了这些大师。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当然要推行奴化教育,至少要对势力范围内的国民,进行弱化软化的教育,所以就要大力提倡这些卿卿我我的情怀文章。这些“大师”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名校的经历,很少有人赞成社会主义、支持共产党,胡适之流还叫嚣“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活脱脱一个洋奴,自然更容易得到重视。
作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代表的民国政府,列强想推什么文化,他们自然唯马首是瞻,也舍得花钱去捧红这些大师。反正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什么国家兴旺民族自立,对他们来说,都不如守住手里的利益来得实在。
不妨去看看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盛况”,留美留欧博士俯拾皆是——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
驻美大使: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结果这博士那大师,加上留学东洋的蒋委员长,把民国治理成扛一麻袋钱出去买不回来一麻袋手纸,把民国国民治理成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六岁的“强国”。
呜呼!大师安在哉!
印度和民国何其相似,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词句,经常出现在《读者》《青年文摘》《知音》之类的杂志中,西方人对这位印度诗人,也不吝赞赏,给了他诺贝尔文学奖。
在爱人面前,世界将它浩瀚的面具卸下。突然它变得渺小,宛如一首歌,一个永恒的亲吻。——泰戈尔《漂鸟集》
难道这就是印度这个国家需要的精神文化吗?看看印度今天的状况,是不是几分民国时期的影子?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与梁思成(左一)、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合影。
并不是说,在动荡的时代就不能描写个人的感情生活,但是当今有些人无视历史事实,通过粉饰民国来推崇奢靡的贵族生活,借以掩盖民国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我想这样的目的是险恶的。
要知道,那帮“民国大师”除了会写一点酸不啦叽无病呻吟的散文诗歌以外,对于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半点帮助!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
诸如方志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诗一首》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奔赴刑场
诸如夏明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就义诗》
夏明翰(1900.8.1~1928.2.29)
诸如叶挺: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在被俘的叶挺将军面前摆了两条路:或者坐牢,或者到他的阵营里去当集团军司令,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942年,叶挺的《囚歌》对其做了回答: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样的对真理的皈依,这样的崇高人格,其本身又是多么美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些革命者是人间大美的创造者,他们的革命实践,是人类最美的作品。
面对国统区的酸腐文人和腐朽文化,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根本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如今社会,有些人崇拜民国大师,渴望重回民国,他们希望的是这样生活:偷情叫为爱痴狂,和小姐厮混叫才子佳人的烂漫,干的蠢事叫逸闻乐事,连耍个臭脾气,都还有人当文人风骨捧臭脚,实在是装逼享受之胜地。
所以说,如果民国大师又复活了,又被捧上了天堂,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病了。如果说,硬要说他们是大师,不可否认: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大师!
作者:新青年2020;来源: 新青年8341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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