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没有攻击杨绛，他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事，陈述共和国以优渥的工资待遇善待高级知识分子的事实，这怎么算是攻击呢？司马南关于杨绛的视频一共做了三期，我把三期视频都反复看了多遍没有发现一个叫英雄剑的司马黑所说的，所谓司马南在运用“杨绛先生的女婿在文革不堪受辱含恨自杀，杨绛看到女儿在车站给她送行，杨绛流泪了，司马南因此说杨绛先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夸大自己的委屈，拿这么高的工资，受这么点委屈算什么。”这样的文字攻击杨绛。这个叫英雄剑的司马黑用这种恶意的文字拼接来伪造事件现场，这种搬弄是非的方式只有秦桧一党陷害岳飞的《刑部大理寺状》能与之相媲美！ 可见，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司马黑做不到的。说司马黑是秦桧的徒子徒孙，倒是恰如其分。“有人说他写干校日记是满含悲愤，将悲愤之情暗含于淡泊名利之中，如果你淡泊名利的话，你将暗含悲愤这两件事放一块，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干校劳动一下，怎么就能满含悲愤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所谓在文哥生活当中，文哥是她的黑暗史，精神打击最大啦，生活最困苦啦，受不了就是因为过去是优越的大小姐，然后农村又艰苦又劳动，肉体上受折磨，所以她就产生了一种冷漠，所以又怎么着怎么着，那恰恰说明这劳动是必要的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本和宗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和工农相结合，难道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至于迫害，我是从头到尾看了干校日记，我没看出来怎么迫害，至于庞大的八亿人口中有没有其它迫害，那咱另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将淡泊名利和暗含悲愤这两件事放一块，合乎情理吗？除非这人有精神病才合理。 所以司马南判断这种措辞操作是自相矛盾是非常精准的。问题是，这个叫英雄剑的司马黑把这种评价杨绛的荒谬措辞安在杨绛身上，让大家以为是杨绛自己说的，然后栽赃司马南正在攻击杨绛。我问一下这个司马黑，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如果你不是雀蒙眼，就说明你是恶意的忽略司马南前缀的话，即：“有人说他写干校日记是满含悲愤，将悲愤之情暗含于淡泊名利之中。”注意“有人说”这三个字，证明司马南并没有攻击说杨绛如何如何悲愤，司马南意指有人在利用杨绛搞事情。因为随后司马南又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有人站出来没完没了的说(杨绛)他们两个人被迫害……，”
这足以证明，司马南没有攻击杨绛，而是在攻击这个歪着嘴说话的人。司马南随后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对有关杨绛的文字定位是合乎实际的。司马南说：“所谓在文哥生活当中，文哥是她的黑暗史，精神打击最大啦，生活最困苦啦，受不了就是因为过去是优越的大小姐，然后农村又艰苦又劳动，肉体上受折磨，所以她就产生了一种冷漠，所以又怎么着怎么着，那恰恰说明这劳动是必要的呀。” 司马南的话，其实也是针对一些人对《干校六记》所作的读后心得所说的。有一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是这样评价杨绛《干校六记》的：“《干校六记》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这位作家的品评如果是精准的，也就反证了司马南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杨绛在五七干校受到非人的待遇，这说明司马南在说没有良心的话。然而事实是，杨绛在五七干校没有受过任何虐待，司马南只就事论事对杨绛的境遇和情绪进行实事求是阐述，这难道有问题吗？杨绛是个内敛的人，杨绛先生说：“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格局的意义；当你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明白了释然的重要性。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事，也有你看不惯的人。茶不过两个姿态，沉，浮；饮茶人不过两种动作，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正因为杨绛先生内敛，所以她会把她的真实情绪压在心底，有时不经意在文字中流露出来，这也会让眼光毒辣的同行看出端倪，并且用文字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杨绛是做过大小姐的，每一个人养成的生活习惯中都会在后来的生活轨迹中留下印迹。所以杨绛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一般情况下，家里的早饭由钱钟书做，午饭由女儿钱媛来做，晚饭归佣人做。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她自己力气小，因此干轻活，而工资却又极高，所以她自觉受之有愧，而且有种指望周围人理解她的那种歉意。她觉得，人人都忙着干活，唯她独闲，闲得惭愧，也闲得无可奈何。因此杨绛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所以，有过大小姐经历的杨绛参加生产劳动，感觉到肉体上受折磨，她觉得自己当农民委屈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司马南说杨绛是大小姐只不过是尊重事实的陈述而已。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人无完人，除非是神才没有缺点，可神又不存在。 目前與论环境宽松，现在对伟人都能做一分为二的分析，对高级知识分子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难道他们比伟人毛主席还德高望重？英雄剑说：“司马南攻击抹黑已故文化名人杨绛先生，一连做了三个视频，是想说明我国建国时对知识分子的工资是很高的，并且抹黑杨绛就在国外留学三年，现在有的人在国外留学十多年，回国也没有这么高的待遇等。在视频中，司马南说杨绛那个时候的工资241元，钱钟书工资最少400元，他们这个工资在那个时候就是锦衣玉食，比现在的马云的收入还高等等，奇谈怪论”1、事实确实如此，国家自始至终一直给杨绛夫妇高规格的工资福利待遇，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据杨绛先生自己说，她家的餐食都是很丰盛的，钱钟书先生所做的早餐包括面包、果酱、蜂蜜、鸡蛋、还有一壶红茶。 这种生活在当时尚未摆脱贫穷的中国是一般家庭所望尘莫及的，普通家庭过年都吃不上这些高档饮食。相比普通家庭，说杨绛一家锦衣玉食并不为过，司马南实事求是何来抹黑一说？2、不管你是否质疑司马南所持的《工会会员登记表》来源哪里，国家没有给杨绛夫妇降低工资待遇是铁的事实。1956年7月，高教部发出《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教授的工资分为四级，分别为207元、241.5元、287元、345元，平均每五年可升一级；副教授也是四级，分别为149.5元、177元、207元、241.5元，平均每三年可升一级；讲师的工资分别为89.5元、106元、126.5元、149.5元，平均每两年可升一级。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 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 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从中可以看出，杨绛夫妇在京享受部级待遇，可见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厚爱。在五十年代，这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都要远超大部分的国民，甚至超过了毛主席和那些跟随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军政要员。事实上，绝大多数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1972年11月，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传达了周 总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对上层爱国人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他们，而且在政治上还要给予照顾。”这说明，做为上层爱国人士的杨绛夫妇在文革过程中的待遇也是不错的。英雄剑说：“整个“登记表”都是假的，又怎么能说这241元的工资是真的呢？司马南又是怎么知道张春桥当年的工资是270元的呢？这些难道不是很奇怪吗？退一万步讲，就算杨绛先生当年工资是241元，那么也不是对一位已故的文化名人攻击的理由吧？也不能说成是夸张个人委屈的历史虚无主义吧？杨绛用笔记录下她当年下放“五七干校”的一段场景的描述，怎么在司马南的眼里，就变成了大小组过度夸大“委屈”，并与工资扯到一块去了呢？”1、你对工会登记表的论证如考古一样严谨，这值得表扬。 但是，你所忽略的事实是，工会登记表并不是工资表，也不是很重要的文件，有别字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有别字其它人就理解不了吗？你不是已经理解了吗？文化名人难道就不写别字？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名人吧？他学富五车，但是做为《四库全书》总编的纪晓岚在书写山东曲阜孔府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时，就写了两个别字，那又能怎么样呢？能因此说这副对联不是文化人写的吗？另外，你能排除这份表格是由杨绛口述，工会人员执笔的这种可能吗？自己没时间让别人代写就不给发工资了吗？况且这并不是什么工资表，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工会会员登记表，如果是入党填表必须要有时间记录，工会登记表有没有日期记录都是无关紧要的。
2、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亲口说她自己力气小，因此干轻活，而工资却又极高，所以她自觉受之有愧，这还不足以证明一切吗？问题是，在事实面前，工资表真假无关紧要！这个事实我已经在对你第二个驳斥中进行了陈述，为了让你心服口服，我再陈述一下关于五七干校的一些事实。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主席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当今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官僚腐败虽然心生不平，并已经开始感觉到毛主席的担忧和做法不无道理，但是他们许多人依然不能完全领会毛主席的苦心。）当时根据黑龙江柳河的经验，全国各地办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人员保留原有的工资待遇(注意！是保留原有的工资待遇的)，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
1966年，毛主席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于是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五七”干校，当时来自首都界的文化名人都聚集这里，被下放劳动。以上事例说明，司马南拿出的《工会会员登记表》里面的内容是符合实际的。3、你问司马南怎么知道张春桥工资是270元的？我回答你，因为你的知识储备不足，所以你才会提这个奇葩的问题。当时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的行政级别是八级，工资当然就应该是277元。4、你说：“杨绛先生当年工资是241元，，那么也不是对一位已故的文化名人攻击的理由吧？也不能说成是夸张个人委屈的历史虚无主义吧？”那我先问你一下，剪裁式曲解历史真相，在掩盖一部分真相的同时，用陈述另一部分真相来代替事实的全貌，这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吗？而司马南指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某些人在利用杨绛搞历史虚无主义！司马南说：“那些人讲到到杨绛时，一定要这么讲：那十年受到冲击啦，那十年被迫害啦，那十年被污辱为权威啦，七零年就被下放五七干校啦！然后自己还写干校日记。”
事实呢？ 斯诺1971年访华的记录(见《漫长的革命》)。书中说：“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我想，如果当今实行这个办法，贪腐分子会少的多吧？思想教育会使他们悬崖勒马。我国著名作家巴金生前有句很著名的话：“要讲真话。这很有分量。”经历过五七干校生活的人，实际上对五七干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认识还随着形势发展有所变化。有意思的是，据《南方周末》的披露，在对当年的五七干校学员的调查中，持正面态度的竟达到了6成。所以，笔者发现有些当年学员口中的五七干校生活应该是真话。当时在农民中流传一时的关于五七干校学员的民谣是这么说的：“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廖咏絮在央视纪录片《大师的背影·向阳湖畔》拍摄纪实文章)。这首民谣形象的反映了农民与干校学员的真实差距。
更何况上五七干校的人是保留工资待遇的，不像农民靠天吃饭，生活缺少保障。干校学员干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通过劳动锻炼，来升华自己的思想。杨绛曾经说过，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她的《干校六记》记述了与当地农民的故事。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捡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也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准比干校学员差得多的多。虽然都同是文化界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心态不同，个人境界有异，对干校那段岁月的感受也是大相径庭的。以诗人臧克家为例，臧克家来到向阳湖已经六十多岁，拿惯了笔杆子的手，不得不拿起铁锨锄头。盖房、开荒、种地、喂猪、筑堤、犁田、插秧……他什么都干。 但是，臧克家没有消沉、没有绝望，他并不像其他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场浩劫，而是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
他发现了劳动之乐、人性之美。在这里他的眼界顿时宽大了，心境也开阔了。他住在贫农社员家里，与社员们肩并肩地一同劳动、学习、锻炼，大家彼此之间互相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都没有了。在臧克家的记载中，向阳湖的生活让他再次体会到了生命之美，当他三年后离开时，“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他的心长久地沉浸在恋恋不舍感受中。后来，臧克家在写作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 对于下放五七干校这段历史，臧克家没有发过任何牢骚，这和他的思想境界在干校的劳动中得以升华有关。中国当代作家王蒙先生在自述《半生多事》中，讲述了他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看不到什么苦难的描写，他们的生活是不错的。例如他的自述就有如下内容：“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身在其中就是一种享受。每当举行文艺演出时，在戈壁滩上，皓月之下放声高歌，大家的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赞道是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其乐无穷。…………有时，也搞点文娱活动，多是下象棋、打扑克。那时只打百分、打升级，是绝对不打钱的。大家在一起也说说笑话，聊聊天，同事间的相处是非常融恰的。现在脑子的镜头都总是同事们说笑的模样，而这些模样是在办公室里从来不曾有过的。许多同事离开干校回到单位后，一见面就说干校，总有说不完的话，干校生活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美好深刻的回忆。”
一九七二年，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周总理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的名义，可见杨绛夫妇在此期间受到周总理的特殊照顾。所以说，杨绛夫妇在干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迫害和非人待遇，她在的《干校六记》包括：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虽然发过牢骚，但她却没有任何人格被污辱的记载，她甚至记载了“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之类干校比较人性化的管理内容。所以凡事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才会有说服力，单纯从杨绛夫妇的待遇上看，司马黑的添油加醋并不能证明司马南说的不对。司马南说：“说到前三十年，有人老是不依不饶，有人总是咬牙切齿，有人总是一团黑暗的加以描述，有人总是把自己的过往，挑出来不痛快的事往外扔，他用个人的际遇，而且是不愉快的记忆，来玩历史虚无主义，那这些事你怎么不讲啊？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共产党人对于非党的那些干部知识分子的高规格的待遇怎么不讲啊？”依我看，这涉及到个人的思想境界问题。 说到到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不能不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王光美文革中被批斗，她的境遇只比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其他高级知识分子更糟糕，然而复出后的王光美心中没有仇恨，对于曾经在特殊时期的不公平遭遇，她没有埋怨，而是选择了宽恕。她亲自组织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后人们的家庭聚会。在聚会中，王光美向毛主席的后人表示问候。这次毛家与刘家后人的聚会，体现出王光美本人博大的胸怀。王光美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敬的，她在韶山纪念馆郑重地进行了题词：“永远深切缅怀毛主席，您的学生王光美。”司马南只是要求那些人陈述历史时要展示历史全貌，对自身境遇的描述不要厚此薄彼，要尊重个人历史的全方位，这有什么不妥吗？司马南一没有诽谤，二没有中伤，只是客观的说出自己的看法，你却叽叽恼恼的要举报人家，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可笑吗？司马南在视频中就事论事，只说杨绛的事，言明其它事另当别论。 你这个司马黑却拿出老舍之死来说事，你不清楚什么叫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吗？司马南说得好：“如果真有不公正的待遇，那就说具体事，但是形成一种龙卷风式的发酵，那就不合适了。”《左传》中有句“欲加之罪，其无辞乎?”的句子。 其句意是： “想把罪行硬加到别人头上， 难道还怕没有托词吗？” 我觉得这句话最适合你这个司马黑了。《诗经·关雎》中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就是说，提意见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是无罪的。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提的缺点错误，也值得引以为戒。司马南所言合乎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规范，他只是就事论事，对杨绛并没有恶意，他只是以杨绛为例子，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以此奉劝那些用片面陈述历史来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不要用狭隘的视角看问题，不要用控诉的心态来抹黑中国共产党，这有什么问题吗？明眼人都会清楚，司马南的要意是说：“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是大于伤害的，即使在文革那种环境中，他们的待遇仍然高于普通老百姓。” 事实也真是如此，只要你尊重事实，你就不会对司马南的话提出异义。如果你硬是要上纲上线，即使一叽叽歪歪哭天喊地，你的话也不会公信力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记得知乎的问答中有一问是：“你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父母的样子吗？你记住的是他们对你的好，还是对你的惩罚？”我翻遍了所有的20多道回答，里面整齐划一的表示一个意思，那就是：“都记得，但不忌恨，只感恩。”生活中往往会有许多感慨，有些人记住别人的坏容易，记住别人的好太难，司马南无非是想提醒某些否定前三十年的人不能只记住共和国的过失，还要记住共和国的好。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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