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前夜，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六评白皮书》。
在这篇高屋建瓴的评论名篇中，毛主席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到：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主席关于“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的判断，奠定了新中国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基调。终其一生，毛主席都在致力于人的彻底解放，致力于唤起人的主体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毛主席都认为可以从人民那里找到答案，都可以沿着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相信群众的路径得到解决。当然，人是分为阶级的，毛主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虽然在同一时期，党内也出现了争论，即恢复国民经济，究竟主要靠工人阶级，还是靠资产阶级？有人甚至提出“剥削有功”，在毛主席表明态度之后，争论很快有了答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依靠工人阶级”的立场贯彻始终，也在很多电影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解放了的工人阶级，为了恢复生产，抢修桥梁，支援前线，争相献计献策，主动加班加点，表现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创造性，在同一时期的一系列影片《无穷的潜力》《光芒万丈》《走向新中国》等，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文G期间摄制、上映的工业题材影片《沸腾的群山》《火红的年代》《创业》，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爆发出怎样惊人的创造力！
这一时期,把工人当成包袱、累赘，用下岗的方式将其抛弃，是不可想象的。八十年代后，随着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的普遍推行，“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当时代的主题词从“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也被制造并且流行起来了。这一时期的电影、文学作品，对这样的变化有及时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等。事情的变化是以令人习焉不察，温水煮青蛙的节奏逐步实现的——一开始还仅仅是用“浮动工资”、“奖金”等来刺激“懒汉”们勤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就直接开始“减员增效”、 “下岗改制”了。有意思的是，尽管“下岗”已经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形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但当年的文艺作品，还是极力把“下岗”纳入到传统的革命叙事中去，使之看上去像是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行动。
比如在九十年代末的电视剧《省委书记》中，最优秀的党员劳动模范主动要求下岗，声称这是为了挽救企业，这等于是要工人主动承认自己是工厂的包袱、累赘了，承认自己不再是工厂的主人，而只是与机器、厂房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了。已故著名作家曹征路在小说《那儿》（原名《英特纳雄“那儿”》）中，批判了这一套说辞的荒谬。在《那儿》中，工厂垮台，是因为有人蓄意要侵吞国有资产，工人才是最优秀的。在这里，我之所以要不避繁冗，梳理1949年“工人”在现实和“话语”中地位的变迁，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变迁，才能够真正看懂并且理解《年会不能停》。《年会不能停》，口碑很好，票房也在贺岁片中一骑绝尘，不是没有原因的。编导选择了“错置喜剧”这一类型片模式，奠定了本片令观众“笑破防了”的基础。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小人物，因为某种阴差阳错，突然被置于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地位上，然而，他无知与懵懂中的言行，却被周边的人自动做了一番附会夸张的解读，以至于他被当成是一个重要的VIP人物，头上似有某种神秘光环，由此产生一系列笑料和强烈的讽刺效果。
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错置喜剧”，当属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个来自首都圣彼得堡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被困在一个小城市的旅馆里一筹莫展。巧合的是，这座城市的上流社会中，正在流行“钦差大臣”将要来进行微服私访的传言。赫列斯达可夫的口音、穿着所流露出的“彼得堡派头”，一下子就被市长当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当地的官僚和商人都争相贿赂他，市长甚至要把女儿嫁给他。在这部差不多200年前发表的喜剧中，果戈里刻画了一系列颟顸卑污的官僚形象，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的本质特征，将沙皇俄国官僚体制的所有丑恶都暴露了出来。
一个钳工胡建林（大鹏 饰）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地被调入总部，由于无人能解释他不可思议的升迁，于是他被视为与董事长有特殊关系的神秘人物，甚至被传为董事长的私生子，对此一无所知的胡建林，一夜之间从“蓝领”变“金领”，因与总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年》剧首先戳破了主流经济学家制造并维持多年的一个神话：私有制更有效率。影片中，众和集团是一个大型私企，但集团内部充斥着腐败、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铺张浪费，集团遇到危机要大规模裁员，但还要花费6000万元开年会，令来自基层的胡建林目瞪口呆。所有这些毛病，在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改革的叙事中，似乎都是国企专有的，最后被归结“产权不明晰”，结论是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但《年》剧却让我们看到，只要企业大到一定程度，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并非是产权问题，而是管理与文化问题。用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话说，“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体系，里面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想趋利避害，想要自己更好的地位前途，想要金钱上的收获，也都不想背锅，出了事希望责任别砸到自己头上。”董润年说的也对也不对。优秀的公有制企业，通过建立“一心为公”、“爱厂如家”的文化，可以把这些问题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私企由于无法解决“企业是老板的，工资和身体是自己的”这一固有矛盾，无论怎么搞团建，也就只能这样了。《年》剧的核心情节是大规模裁员，这一计划有一个讽刺性的代号“裁员（财源）广进”。
在《年》剧中，“广进计划”是被当成一场灾难，乃至罪恶来表现的。裁员被用“优化”的名义伪装起来，秘密进行，但小道消息早已在集团内部传开，于是人人自危，深恐自己会成为“时代齿轮下的摩擦力”，来路不明的胡建林被认为是可以一言决生死的可怕人物，成了总部员工争相献媚的对象。故事到了这里，已经带有对晚近四十年进行反思的味道了，尽管这种反思是一种时空错置的方式曲折地折射出来的，但也再次激活了人们对国企改制年代“以三铁砸三铁”那段历史的思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裁员，是竞争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规律性、经常性现象。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观点，竞争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是说，为了战胜竞争对手，资本用于设备和技术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用于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导致大量过剩人口。
“广进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开始裁撤整个众和机械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时，才遇到麻烦。在《年》剧中，最大反派是总裁徐云峰（李乃文 饰），他以阴谋家的形象出现，处心积虑地想搞垮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但严格说起来，徐总才是市场青睐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他理性、冷静、铁石心肠，看问题富有前瞻性。众和集团上上下下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只有他意识到了，集团根本没有必要保留一个自己的机械厂，只有裁掉这个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向互联网企业转型，才有生路。遗憾的是，徐总的思考虽然正确，但因为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是从机械厂厂长任上起家的，一直在力保机械厂，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愚蠢的做法，即通过向机械厂生产的螺栓中掺入残次品的方式，制造裁撤的理由。这一阴谋被同样对机械厂有深厚感情的胡建林在年会上揭露，徐总及参与阴谋的人都锒铛入狱，机械厂被保住了，一切皆大欢喜。
无疑，这是一条“光明的尾巴”，然而却违背了市场和现实的逻辑。因为董事长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做法，最终必然导致众和集团的破产。可是，如果不加上这样一条“光明的尾巴”，“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裁员”这一逻辑又会非常骨感地凸显出来，喜剧就不成为喜剧，编导也无法收场了。《年会不能停》这样的作品，我将其命名为“新左翼电影”。类似的影片还有一些，如《钢的琴》《暴雪将至》《引爆者》《缝纫机乐队》《让子弹飞》以及去年的《八角笼中》等等。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左翼电影，如《桃李劫》《万家灯火》（同样表现公司裁员）等传统左翼电影相比，新左翼电影的最大特点在于，失去了张望未来的能力，也缺少对黑暗现实做彻底控诉的勇气，而是藕断丝连，一步三回头，最终与现实苟且。用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就是“过程很亢奋，结局很空虚”。
新就新在，在经历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撞击之后，在冷战以柏林墙倒塌，西方获胜而告结束之后，左翼的叙事，由于失去了总体性理论的支持，不再能够想象另一个世界。既然另一个世界不可能，那么与现实苟且就是唯一选择。概括来说，由于娜拉已经预知了出走的结局，所以她在跨出门槛的那一刻就犹豫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终于还是没有迈出门去——这是新左翼电影的困境，也是一切打工者的现实困境！
《年》剧的结尾，胡建林、杰克马、潘尼在年会舞台上唱了一段rap——“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你是不是像我整体幻想能够，不用再看上司的脸色生活。你是不是像我只会懦弱退缩，面对不公就应该打破沉默。”“我是马杰克，不是Magic，在K8待了几年没涨钱也没尊严，油腻的酒局get off me，掌权黑手can't beat off me。”这段rap，许多打工者听了以后觉得痛快，拨动了他们心弦。但如果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
即以影片给出的情境论，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职场生活是在胡董事长的统治下出现的，经过一场风波之后，胡董事长不仅没有被推翻，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了。正如几年前我在评论《缝纫机乐队》时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碾压，但又不敢突破资本的逻辑，于是就只能寄希望大资本的怜悯了。
潘尼选择了辞职，但辞职又能如何呢？换一个职场也无非如此，她无所逃遁于天地间。影片结尾，潘尼参加了流行歌手的海选，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出路，不如说是一种逃避罢了。《年》剧中，众和机械厂的工人得知厂子将被裁撤，自己将被裁员后，立时群情激愤。
恍惚间，这似乎不是一个私营的小厂，而是一个改制潮流中的国企。
胡建林决心要同徐总抗争时，闪回了九十年代末期，机械厂陷入困境，时任厂长的胡董事长鼓励大家不要放弃，坚持办年会的镜头。我忽然领悟到，胡董事长原来是通过对机械厂进行“改制”，捞取了第一桶金。机械厂工人进行抗争，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这段社会主义“前史”，他们不再为夺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斗争，而只为了保住受剥削的地位而愤怒、焦虑、甚至哭泣。这倒是应了姜文在《北京人在纽约》中说的一句话：“有人剥削你多好啊，心里真他妈踏实！”这才是《年会不能停》这部讽刺喜剧中最有力度的讽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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