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长篇力作《黑与白》，我是上半年六月底收到，读过很久了，具体情节颇有些淡忘，但深刻的印象却历久弥新。仿佛成语“牝牡骊黄”讲的古人看千里马，已经忘了颜色，甚至雌雄都忘了，但却牢牢记住了：这是一匹出色的千里马。

我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的，我研究的主要是现代文学，即1949年之前大约半个世纪的小说戏剧。从我自己的知识结构来讲，我最喜欢古代文学，最想做苏东坡。可是后来为什么选择了现代文学，选择了学习鲁迅呢？说得高大上一些，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因为现代文学是古今中外的交汇点，研究苏东坡的人不必研究鲁迅，而研究鲁迅的人，不但必须研究苏东坡，还要研究苏维埃也。说得个人化一些，是因为总有一些势力不让我过苏东坡的生活，为了过上苏东坡的生活，我必须先像鲁迅那样去战斗，打扫出一片相对干净的空间，摆放下一张相对安静的书桌——书桌上还有一碗东坡肉。

由于文学史的自然延伸和个人兴趣，我也零散地关注一些当代文学，对当下文学作品也写过若干评论。因此，我从近代现代当代这一百多年文学史的角度——这三个代，翻译成外语都是一个词，这是中国独有的时间概念——来粗略地谈一下我对《黑与白》的认识。

中国近代文学发轫于晚清的民族危机，这与古代文学具有本质的不同。晚唐文学也好，晚明文学也好，都不是因为中华民族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近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在我个人看来，就带有“照妖镜”的性质，因为必须照出妖来，才能找到我们民族的病根，给予准确有力的疗救。

韩邦庆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很多学者视为现代小说的发端。此书可以说就是一个国家文化面貌的象征，通过写一群妓女和嫖客，写出了晚清上海社会的光怪陆离。作者说：“此书为劝诫而作”。一对兄妹从农村来到上海，一个当了妓女，一个成了妓院的打工仔。作品不仅辛辣讽刺了畸形社会的百态，还在故事背后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可惜小说是用吴语方言写成，限制了传播范围。张爱玲以打通雅俗的艺术直觉认为，此书应该是世界名著，她晚年花费巨大心血，翻译为国语《海上花》。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拥有最多读者的新文学作家老舍，其代表作《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正直健康的农村青年，来到北京这座“大城”，被各种妖魔鬼怪污染吞噬的故事。原著中虎妞的丑恶形象，如同一个令人恐怖的女妖，把主人公祥子身上最后一点“干净气儿”都给毁灭了。

《海上花列传》轰动后，更加轰动的就是问世于1903年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不约而同，用旧小说笔法，写出了晚清末世黑白颠倒的罗刹世界。因此，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进入五四文学革命后，以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更是把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鲁迅本人可以说就是一位照妖大师，一切妖怪鬼蜮在他笔下都难以遁形。我的一系列解读鲁迅小说的论著和讲课，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和读者，看清那些妖魔。

到了30年代以后，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加上老舍曹禺等优秀作家，共同描绘出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生动画卷，形象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通过这些文学及其传播衍生，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共同觉悟到，不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明天。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学，不仅写出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写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也写出了革命队伍和解放区内部的种种黑暗，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忧虑和预见。例如赵树理，既是党的文化干部，又是农民的代言人，他坚持描写革命政权内部的坏人，表达对革命事业的忧患，坚持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为这种坚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传统，延续到从解放区文学成长起来的整个当代文学。

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文学，其主流从来不是公知们所污蔑的歌功颂德文学，而是充满着批判和反思，以更宏大的视野，写出了从古到今中国人民的奋斗史。从三红两闯（创），青山保林，到样板戏和浩然，当代文学不仅努力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而且写出了各种公开的敌人和隐藏的敌人，写出了好人与坏人之间，凡夫与英雄之间互相转化的可能性。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当代文学整体上依然保持了惩恶扬善的优良传统，尽管也有一些政治认识上的错误，也有一些盲目学习外国文学的扭曲，但一方面仍然保持了批判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几十年文学教育的普及，批判艺术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作家，包括颇有争议的，可能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家，例如王蒙，张贤亮，张承志，贾平凹，张洁，莫言，余华，王安忆，王朔，徐则臣，毕飞宇，麦家，迟子建，杨志军，李洱，范稳等，不论他们的立场偏左一些，还是偏右一些，都通过各自的叙事风格，努力追索社会之妖，时代之妖和民族之妖。

在这支队伍中，曹征路和刘继明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格外引人注目的两位。从21世纪文学的大环境来说，他们似乎有些生不逢时，他们不但在作家队伍中显得孤独，而且在大众媒体上尤其缺乏掌声。但是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他们毅然举起了投枪。

身处这种局面，刘继明先生花费五年时间，推出了我个人认为是他创作高峰的《黑与白》。我前不久与刘继明见面时开玩笑说，你这本书涉及的敏感内容太多了。不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删掉过分的色情描写，就可以拿去获奖。《黑与白》如果删掉那些敏感内容，就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

但是，《黑与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那些敏感话题和内容，正如刀郎的《罗刹海市》，也许跟“中国好声音”那档节目有关，但绝不仅仅是讽刺“中国好声音”，而是写出了黑白颠倒美丑扭曲的现实世界，因此才赢得了数百亿的点击量，引发了一场全民文化狂欢。

《黑与白》首先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同时，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从而使得作品的基调，不是简单的批判和愤慨，不只是辛辣的讽刺，而是充满了沉重的叹息和思索。如果说我们儿时接受的革命史教育，很像是一部捉妖打怪史的话，那么《黑与白》给我们呈现的是，这些妖怪不仅仅存在于明显的敌对阵线，而是从一开始，就钻进了革命队伍的内部，并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革命的壮大而壮大，而且还能传宗接代，青出于蓝。可以说，《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成为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

《黑与白》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从而也就展现出了革命和改革的复杂性，客观上证明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的英明——鲁迅给自家兄弟三人改名为树人，作人，建人，包含的思想是，只有先树立新的人，才能建设出新的国。鲁迅认为，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没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人，就没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事业。小说中的正面形象非常令人感动，但他们不是没有缺点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对革命的复杂性重视不够，对革命在胜利之后还可能翻盘，缺乏足够的警惕。而一百多年来，对革命胜利之后还会复辟，保持预见和警惕的只有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鲁迅早就预见到革命胜利之后可能是阿Q们的天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报私仇，抢财产，选女人。但鲁迅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投入革命。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艰苦也更伟大。可惜他们当年都缺乏知音，我们今天悟到了他们作为先知的伟大，我们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十天以前，我跟刘继明在一场纪念毛主席130周年诞辰的会议上相遇，我说到曾经组织粉丝阅读《红岩》，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听从党组织的警告，那天晚上没有回家，那么他就不会被捕和叛变，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他很可能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领导。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一贯表现积极，善于观察动向的甫志高，很可能把江姐和许云峰等人打成右派，而他自己不断升迁。在文革中，他也可能受点委屈，或者被批判为走资派，住几天牛棚。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可能就会东山再起，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个形象与《黑与白》中的宋乾坤，恰好构成“互文”，很可以进行一番对照。甫志高被捕叛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形左实右的投机本质，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却是具有必然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革命队伍中，存在着多少没有被捕，没有叛变的甫志高。他们由于自己的人脉和行政能力，掌控了很多重要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翻手为黑，覆手为白。幸亏在文革等运动中，对这些革命队伍中的妖魔鬼怪，有所打击和震慑，使得中国至今尚未四分五裂，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天安门上依然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出于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思想，已经攫取了巨量社会主义财富的这些利益集团，一天不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从而抹平自己的原罪，他们就一天不会收回自己的魔爪。他们会利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继续颠倒黑白，最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黑与白》照出了这些妖孽，真是古人说的犀燃烛照，真切入神。

从艺术上看，《黑与白》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结构大开大合，时空变幻自如，仿佛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骈散结合，张弛有度。小说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到文革时期，改开时期，跳跃穿插，整齐中显灵活，既有草蛇灰线，又有满天花雨。作者在后记中说，《黑与白》“至少有四、五个以上的叙述主线，每条主线都像一个屏风，每打开一扇屏风，都仿佛打开了一个世界。”作者的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这种结构方式，使得有些章节可以彼此调换位置，互相补充又互相映照，这不仅是艺术上的一个创新，也充分表达了历史和人性好像迷宫一样的复杂多变，柳暗花明。作为一部120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巨著，读起来既流畅又凝重，禁得起细读和重读，表现出作者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

在人物塑造上，《黑与白》表现出极高的现实主义水平。首先能够做到班固评价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控制主观感情，如实描写。正面人物不采用聚光灯，反面人物不加以漫画化。用刘继明自己的话说：“我忠实地记录下了我看到，经历和思考的一切。”作品中有十个以上人物都栩栩如生，特别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像宗达，宋乾坤（黄鹤），宋晓帆，宗天一，王胜利，王晟（王成），洪公子洪太行，洪雁北，陈沂蒙，骆正，杜威，巴东，顾筝，栗红（许可），郎家父子郎永良郎涛，武大师武伯仲，老校长俞解放，田芳田青青姑女，程国军，梁天（宗小小）……都显得既丰满又可信。例如高层红二代洪太行公子，文革中抄了自己中学老师的家，还把老师的一条胳膊打残废了，但他在北大荒兵团奋斗了八年，为了防备苏军入侵，在零下30多度的雪地趴了一夜，后来两腿因此残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改开后，凭借四通八达的人脉，操纵政治经济，个人生活也骄奢淫逸。他坐着轮椅出入的残废形象，可以看作是一些红色二代的象征，他们胸中波动过革命的激情，也曾经为正义事业做过贡献，但是由于骨子里的贵族观念，使得他们逐渐背叛了父辈的初心，在灵魂上永远坐着轮椅站不起来了。

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宋乾坤这个独特的形象。可以说，这是刘继明先生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独特贡献。刘继明自己把他叫做“两头真”，他既是真实的革命者，也是真实的破坏革命者，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刘再复先生几十年前作为文学理论家发明的“性格组合论”，因为这样的人物塑造，不是来源于闭门造车的理论思考，而是来源于对历史，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犀利的洞见。

《黑与白》的语言功夫也纯熟老到，叙事节奏把控自如，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引人入胜，日记书信等各种超文本插入，既增加了真实感，又变换了叙事角度。帮助作者达到了书写“一份时间的证词”的创作宗旨。总体上呈现出鲁迅指导沙汀艾芜时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值得单独一论的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描写。两性关系在文学中，既可以展现人物性格的深层隐秘，也可以形成某种政治意喻。比如骆正对白雪，王晟对田芳的纯洁爱情，树立了他们正直高洁的人格，也映衬了他们的单纯。栗红与郎涛、巴东等男性的两性关系历程，一方面同步着改开时代崇洋媚外追逐物质的节奏，另一方面也是人物由迷茫走向逐步觉醒的见证。巴东娶了权贵之女洪雁北之后的性无能，则意喻着从低层爬入权贵家族的所谓个人奋斗成功者，只能是权贵家族的工具和奴仆。以气功大师面目出现的骗色大师武伯仲，从民国时代一路骗到改开时代，国共通吃，则意味着野蛮低俗的原始人性，始终潜藏在一切正义事业乃至一切历史事件的背后。而武伯仲这样的骗子，居然也有对真正爱情的珍惜，他对詹大小姐的感情是真挚的，一直持续到老到死。他也有着作为一个坏人的孤独和对善良的渴望。而宗达迷案的背后，书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宋乾坤，一是对宗达的英国妻子安娜十分艳羡并最终得手，二是他当初投身革命，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看中的女同学被父亲夺爱娶为第五房小妾，他貌似大义灭亲的革命举动，实质上隐含着强烈的个人私欲。这些处处有着生活实例的两性关系描写，深化了小说作为照妖镜的主题，留给读者带有震撼性的思索。

作为一个比较挑剔的文学批评者，我对《黑与白》也有几点自己的细部的意见。第一，可能是出版原因，校对上略有粗疏，偶有错字和人名印错等，虽然不到万分之一，但加起来可能也有十几处以上。第二是王成的名字，上大学后自己改为王晟，这个弑父细节对人物性格很重要。但晟这个字，多数情况下读作sheng，只在姓氏中读cheng，主要人物的姓名中有多音字，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不知作者有没有考虑过，可以补充说明，我开玩笑说，不如改为“胡澄”的澄。第三，关于大江市的解放历史，从书中的种种描写不难看出，大江就是武汉，许多情节就是根据武汉真实的历史写成的。武汉三镇是1949年5月16日，由于四野渡江后大兵压境，国军19兵团宣布起义而和平解放的。现在书中写成是二野经过血战攻克的，可能不太必要，如有可能，是否调整一下更好？比如可以把王胜利和骆正相识的战斗故事，换到另外一个地点。

说到历史事实，再补充一点对作者的敬佩。作者写80年代的校园生活，写大都市风貌和小城镇风情，都以丰富而准确的细节作为支撑，例如诗歌音乐，牌匾广告，乃至照相机的型号和饭馆的菜谱，都能唤起读者真切的回忆。还有宗达的自白书，一看就知道作者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有过深入的琢磨。可见作者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是严谨细致的学者，因此这部情理交融的巨著才写了五年。

最后借用张爱玲评价《海上花列传》的思路，我认为《黑与白》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祝刘继明先生，永葆创作青春。祝黑白颠倒的世界，还会被人民再颠倒过来。

来源：狂飙学社|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