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作者在‘食物天地人’组织的《红色娘子军》观影会上的发言,由丹增玉萝根据录音整理,特此致谢。 ”
本来我只是想听一听的,后来觉得也有必要说两句。
首先《红色娘子军》在毛时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芭蕾舞剧,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版本,还有一个就是谢晋拍的电影,这两个版本我觉得结合起来看可能更好。《红色娘子军》反映了两个主题,一个是阶级的解放,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解放。
在中国,如果没有阶级解放,也就没有女性解放,也就没有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谢晋拍的版本当中,当洪常青第二次以华侨富商的身份带着吴琼花回到椰林寨时,迷惑了南霸天,但账房先生表示怀疑,南霸天不以为然地说,“她(指吴琼花)现在是通房丫头嘛,正得宠。”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一场革命的胜利,那么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通房丫头或者姨太太,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所以,讨论《红色娘子军》就不能不讨论革命,不能不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单靠社会存在(主要是经济基础)之外的观念的变化、或者教育、女权运动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女性最终必须在生产力结构当中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地位,才能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
比方说,在美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的男青年上了战场,女性这个时候不得不到工厂、车间去工作,她们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话语权,这使得美国妇女地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后来好莱坞的黑色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蛇蝎美人”的形象,似乎她是一切罪恶之源,这本质上是美国男性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感到恐惧。有了这样一个变化之后,才有了后来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
一些“公知”老是控诉在毛泽东时代,女性失去了她们的性别特征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一种刻舟求剑,为什么呢?当时的生产力条件还很受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很少,所以很多女青年以铁姑娘的形象出现,参加体力劳动。但如果你不参与这样生产劳动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在家里做饭,做男人的附属品,电影《李双双》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这就叫社会存在来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于“美”也必须要服从这一点,我们看毛时代的宣传画,很多穿工作服、手里拿着劳动工具的妇女,她们是很美的。
我觉得《红色娘子军》是比较忠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洪常青牺牲了以后,吴琼花自己成了党代表,她不依附于任何人,从阶级、性别的意义上获得了一个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恰成对照的是,毛时代刚刚结束没多久,谢晋拍了一部电影叫《啊!摇篮》,而且女主角就是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琼花的祝希娟。
《啊!摇篮》正好和《红色娘子军》做了一个翻转,祝希娟一开始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军事指挥员,但最后,她又回幼儿园去做保育员去了,名义上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但本质上,是排斥女性在政治、军事结构占据与男性相同的位置,“做保育员更好”。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没几年,这种保守的、封建的观念已经在影视作品里边暗流涌动了。
《啊!摇篮》中从战士转变为幼儿园保育员的女主角,代表了当时“妇女回家”的主张的兴起 | 图片来源:《啊!摇篮》(1979)剧照
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旗手”曾陪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文化自信的时刻。尼克松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他来中国访问,我们请他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国际歌》不断出现……《红色娘子军》是包含了对世界革命的想象、或者说期待的文艺作品。我们对尼克松是否会感到不适没有任何担心——是的,这就是我们!我觉得这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的、今天仍然不具备的文化自信。
再举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今年被一些人极力推崇的《流浪地球2》。里面有一句台词,最开始说的是“共产党员出列”,后来创作者就觉得这个台词拿到世界上不好,就改成了“50岁以上的人出列”,结果弄巧成拙,反而具有了纳粹主义的味道。我觉得,当尼克松被邀请看《红色娘子军》时,其实是代表着中国革命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胜利,然后在文化上也取得了胜利,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当时所起到的作用。
刚才也提到了,样板戏的创作跟毛主席对1966年以前的文艺界提出尖锐批评有关。当时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后来被称为“根本任务论”,经过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毛主席希望我们最终建成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不受任何精英统治,自己获得完全解放的社会,这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期待的社会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社会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艺作品,这个社会主要是由工农兵组成的,所以它一定是由工农兵占据舞台中心的。这同时意味着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前面的讨论中提到“三突出原则”,即要在所有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要在正面人物当中突出英雄人物,要在英雄人物当中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就是工农兵。为什么要突出工农兵英雄人物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一直是金字塔型的,但是新社会是倒金字塔的,由人民来统治,所以必须要有同这样的社会相适应的、属于人民自己的文艺作品。我认为八个样板戏,包括受样板戏影响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如文革后期出现的、我命名为“新文革电影”的那些作品,像《春苗》《闪闪的红星》《我们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等,都是和这个全新的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文艺。当然这种文艺发展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也就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的主题没有被完全展开,但也已经开始呈现和以前所有的文艺完全不同的性格。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红色娘子军》,那就没有真正的理解《红色娘子军》。非常遗憾的是,1978年以后,这种努力被中断了,现在我们看《红色娘子军》更像是看待史前留下来的文物。它反映的那段历史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所有的价值观都跟那时不一样。刚才大家多从技术层面去研究它,就好像在一个文明的废墟里找到一件文物,我们会非常有兴趣地去研究它,但是那件文物和我们今天的文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想这正是因为样板戏被否定,这种努力被打断了。
当下的中国文艺,比方说像中国的电影,总的来说都是好莱坞电影的外围或者延伸,我们拿不出来足以和好莱坞相抗衡、和西方的文艺相抗衡的东西。
2007年姜文执导的《太阳照常升起》
对样板戏的解构,严格说起来从文G后期就开始了。我推荐大家去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会发现,一些人看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只是把银幕上那些形象当成是女性、当成某种意淫的对象,必须承认这种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是存在的,这和七十年代后期文G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电影,就会被解构,从而产生另外一种想象。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再次意识到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当女性的地位再次成为问题,阶级压迫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红色娘子军》或者《白毛女》这些有关妇女解放的影片,我们就会发现这和《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们的感觉又不一样,它们再次获得了神性和光环,吴琼花那样的人物再次获得人们的仰望,因为她们让人看到还存在着跟当下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人类在获得解放这样一个问题上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谢谢大家!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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