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本是高山》，我看了两遍，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张桂梅对师生这么“苛刻”，也就是说她“苛刻”的合理性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张桂梅要选择这项艰苦的事业，也就是说她的“动力之源”在哪里？把这“两个问题”阐释清楚了，就可以算是一部好电影。但是，电影《我本是高山》，只解释了第一个问题，没解释甚至是扭曲了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们探讨第一个问题——张桂梅为什么这么“苛刻”？电影《我本是高山》，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张桂梅的一句话：“我不是在教书，我是在救人！”这群山里的娃娃，都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的女孩子，她们如果不读“女高”，不上大学，最有可能的命运就是留在大山里嫁人生娃，能走出去的，多是“打零工”——做餐饮服务员、家政清洁工、超市收银员、工厂流水线等等。稍微有点姿色的，也极容易被这个“两极分化”的丛林世界卷进酒吧、夜店、会所、KTV、足浴店这些乌七八糟的场所，去从事什么DJ、美容、模特、技师、公主等灰色职业。（不是歧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而是反对两极分化下的职业压迫。）电影《我不是高山》虽然没有这么赤裸裸的描述，但仅从学生“山英”在餐饮店门口传销式的乱喊乱叫就可见一斑。什么“今天加油一百万，明天加油五百万，天天加油一千万”，这种洗脑式的喊叫和张桂梅让学生朗诵“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二者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前者是洗脑，后者是觉醒；前者是压迫，后者是救人。这种强烈的对比感，就是在告诉观众——张桂梅的“教书”，本质就是在“救人”，就是在帮助山里的女娃娃逆天改命，让她们有摆脱大山的自由，有拒绝某些职业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当医生、当律师、当记者、当护士、当战士，以避免掉进社会欲望的陷阱而蹉跎青春。理解了这一层，也就能理解了张桂梅看似不近人情的管理——她不让学生们留长发、不让老师们休假、不让女老师怀孕、每天凌晨五点多就用小喇叭“吼”学生们起床······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救人”的基础上的。相比于困溺于大山丛林，深陷于血汗工厂，混沌于酒吧夜店，挣扎于欲望旋涡，晚两年生孩子，早两个钟头起床，又算得了什么呢？“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张桂梅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把学生当“人”看，她跋山涉水去家访，拿自己工资给学生配助听器，在她严苛的背后，更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她希望孩子们不当溪流、不做沟壑、不沦为草芥，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反言之，让学生随波逐流，辍学回家，恰恰是对学生最大的不负责，让他们在社会上作为廉价劳动力卖来卖去，难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宽容”？难道不是残忍吗？“徐影影”这样的小资是很难解张桂梅的。我们应该相信，就算死了张屠夫，也不会吃混毛猪。走了徐影影，留下了卢南山，新来了付春盈，女高的心更齐了，阻力更小了。接下来，我们探讨第二个问题——张桂梅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艰苦的事业，她的动力之源到底是什么？影片将张桂梅的事业选择，简单地归因成“填补了爱情的空虚”。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徐影影不理解张桂梅为什么对师生那么苛刻，在这一点上，付春盈是理解并支持张桂梅的。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付春盈出现了动摇。电影通过付春盈之口，假想了张桂梅的内心世界，认为她是出于一种另类的“私心”，找山区学生完全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很明显，付春盈说的是气话，却迎合了一些观众的胃口：人都是自私的，没有所谓的崇高。但是，我认为影片安排付春盈怼张桂梅的话语逻辑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张桂梅自己也承认，丈夫董玉汉的早逝，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伤心、难过，甚至失魂落魄。这恰恰说明，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道德机器”。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大的打击，为什么会让她放弃城市的工作，选择去山区长期从事艰苦的教育事业？而不是其它？要知道，90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满着商机，到处弥漫着投机。她完全可以下海经商，通过“发财”去弥补“爱情的空虚”啊；她也可以给学生有偿补课，像有些老师一样——“一个暑假一套房，一个寒假一台车”——通过“买房购车”去弥补这个空虚啊；她亦可以投身到职称评定的名利场上，通过买论文、参加说课比赛去评特级教师嘛；或者通过转行政岗，千方百计当官往上爬，牛逼轰轰地颐指气使，这不也可以填补空虚么？为什么张桂梅不去做这些，而选择了走最难的山路，教最穷的娃娃，去搞山区教育事业呢？这个关键问题，电影蹊跷地避而不谈。
要知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站在“人性”的制高点上质疑“张桂梅是不是有神经病”？电影导演臆想通过“人性”回应“人性”，大量展现夫妻温存的画面，试图让一些人去接受“小确幸”张桂梅，以抹掉她“神经病”的标签。然而，这种避实就虚的表达方式，也许迎合了“小我”，却矮化了真实的张桂梅同志。
大家都知道，宣传作品，应该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这部电影呢？是来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因此，我认为《我本是高山》是一部拍到“半山腰”的电影——它解释了张桂梅“苛刻”的合理性，却扭曲了张桂梅选择这项崇高事业的动力之源。张桂梅，生于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她毫不掩饰地说：“一直支撑我的是信念，是对党的信仰。”这种信念实际来源于她对《红岩》中英雄人物江姐的崇敬，这颗红色的种子在她的孩童时期就已经种下，在她40岁的时候破土而出。
1997年，也就是她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张桂梅患病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她子宫内的肌瘤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当初为了给丈夫治病，张桂梅已经花光了两人的积蓄。就在她患难之时，华坪人民通过捐款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慰她：“你不要怕，我们再穷，也会救活你”，甚至有位妇女把仅有的5块车费捐出来，自己走了6个多小时山路回家。草木知春人念恩。张桂梅面对这样的人民怎能不感动？张桂梅哽咽着说：“我没为这个小县做过一点点贡献，却添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要为他们干些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怎么活？这个重大的人生观问题，张桂梅从生命的逆境中找到了答案。她在华坪县一方面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学生们艰辛：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甚至还有学生是孤儿，无依无靠······于是，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
张桂梅开始反观自己：“我不缺吃，不少穿啊，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她不再纠结于个人情感，把心思转移到了学生们身上，办起了华坪县女子高中，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1998年4月，张桂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她41岁，比很多人入党晚。但不同的是，她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也入了党。张桂梅的信仰是很明确的，她办学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可是电影偏偏要用那种“夫妻之情”来替换张桂梅同志的“红色种子”，这样的手法太拙劣，太低级，也太小瞧观众的审美水平和政治觉悟。
那一年，在入党申请书上，她写道：“我要做焦裕禄一样的人……”
“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是我对党的承诺”，张桂梅说，她要做的不仅是帮这些女孩子们走出大山，更是要把她们培养成社会主义接班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去做更大的事。”
谨以此文，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共二十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同志！（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新青年8341”，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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