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新富阶层财富伦理问题,多少有一点风险,因为可能会被误解为对他们抱有幻想。其实,关于新富阶层的命运会遵循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和他们在存续期间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伦理规范管理自己掌控的财富,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必混为一谈。比如在建国初期,即便民族资产阶级必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我们还是赞成陈嘉庚那样的爱国资本家,憎恶王康年那样丧尽天良,卖假药给志愿军的不法资本家。
许家印事件表明,中国晚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新富阶层,在财富伦理方面,还是一片荒芜,是暴发户+土财主的混合物,比如,作为一种醒目且外在的标识,许家印酷爱炫耀他的爱M仕腰带,土财主则喜欢炫耀他们的大金牙,这都同样肤浅而恶俗。由于财富伦理的荒芜,许家印们有了钱,就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玩游艇,买飞机,建“后宫”,或者千方百计地把财富向国外转移,如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和土财主们有了钱就开始抽大烟、讨小老婆、把金银财宝装进罐子里埋在大树下的行为如出一辙。
这种处理财富的方式,看上去很“爽”,且绝顶聪明,但事实上却损害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存在的正当性,无论主流经济学家如何巧舌如簧,替他们洗地、辩护,他们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丑恶的,更多的是遭人憎恨而不是爱戴。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消失的地主阶级,就是首先丧失了其存在的道义合法性,然后才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殷鉴不远,希望新富阶层以此为戒。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财富、民族财富的看守者、管理者。新富阶层要把善用自己名下的财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大业,视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而把挥霍浪费,为了私利向国外转移财产等行为,视为一种耻辱。以西方为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美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也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完成的。中国的新富阶层是在这场革命胜利三十多年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引导下才逐渐出现的,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无微劳,却免费享受了这一革命的基本成果;
在新富阶层出现之前,中国有过一段长达三十多年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前史”,在这段整整一代人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高积累,低消费方式,从牙缝里硬挤出钱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掌握了“两弹一星”,并极大改善了中国的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在此期间,还胜利进行了六次规模不等的保家卫国战争,为中国赢得了长期和平。在所有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新富阶层开始出现了,他们同样免费享受了“前史”时代遗留下来基建红利、和平红利,并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获得了天文数字的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公平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新富阶层都参与了国企改制),迅速“改革开放富起来”了。这里,我暂且不使用“原罪”这个敏感词汇,但是,新富阶层极大地受惠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前史”,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难道连最基本的感恩与报国之心都没有吗?
第三,虽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可是,中国仍然受到美国与西方的围堵,于今尤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富阶层仅仅出于极端自私的“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心理,向欧美中心国家大量转移财富,这难道不是对祖国的一种背叛吗?当然,正常的商业投资或国际贸易活动所导致的财富流转,不在此例,只是许家印和许家印们许许多多已经被揭露的转移财富行为,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新富阶层中,在运用自己的掌握的技术与财富,参与推进中国现代化方面,华为说得最少,做得最多、最好,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展开了,历史和民族都会记住的。但是,大部分许家印们还处于浑浑噩噩却自鸣得意的状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新富阶层的命运和民族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确立新的财富伦理,就能与国家和民族一起走向强盛,反之,如许家印的所作所为那样,新富阶层就会最终重蹈地主阶级的覆辙。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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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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