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中美两国进入全面博弈、一决高下的大争之世。几千年来，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大振雄风，在世界之林、全球之域里不但争得中华民族的无上荣光，而且夺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这是一个极其关键而伟大的战略机遇：成，则登上全球之巅而领数百年之风骚；败，不但功亏一篑，更不知何年何月时之再来。在这场需要厉兵秣马、苦战善战才能决出胜负的世纪之战里，我国在经济、军事、金融、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必须尽快地赶上和超过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并对其形成全面、降维的碾压之势。对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海外中华儿女都应有清醒的意识，团结一心加倍努力。

 

国际话语权，或国际舆论的争夺战，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国际战略中不可分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向明确地强调舆论宣传的重要性、政治性、阶级性、和工具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报刊——即宣传机器或媒体，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恩格斯则提出“阵地论”的观点：“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毛泽东主席的名言我们更是言犹在耳：“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尤其重视国际舆论宣传战。当外国记者问及他中国抗日战争的成就时，他的回答中有一条就是：“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毫无疑问，在前所未有的国际战略机遇、也是严峻的国际斗争形势面前，我国如果要真正取得胜利，就必须在舆论宣传战、即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对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战而胜之。

 

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一直不如人意。

 

中国著名社会科学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胡懋仁说：“所谓话语权的斗争，多年来，我们都是被动地被西方媒体或者舆论所牵着鼻子走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应什么。人家问我们，我们就答什么。总是感觉比较被动。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话语权没有在我们自己手里，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痛感需要改变这样的状态……”。

 

远在十年前，当谈到我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就严肃指出：“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

 

毫无疑问， 为了改变这个格局，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09年，我国政府决定投入巨资在全球推广“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计划（简称“大外宣” ），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从2012年起，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外的宣传力度。2013年8月，在主持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主题，其后又在2016年2月的中共中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阐释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即“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大外宣”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抵消或消除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改善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对外国的政策和决定施加影响，等等。

 

可惜，时至今日，我们处于弱势、劣势的格局至今尚未改观。虽然中国在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方面都在高歌猛进，虽然标有“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在世界各国到处可见，充满了美西方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商店和市场，但来自中国、来自中国人民宣传中国正面形象的信息和声音却微弱得看不见、听不见。

 

作为长期居住北美、亲身体验人们日常生活、深度参与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紧密接触和了解当地民情民意，并密切关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情况的笔者，对我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贫弱现状深感扼腕，认为对此必须引起最大的重视，应依靠人民群众、发挥我举国体制的优势、打一场人民战争以尽快改变。

 

中国形象：中西方民意的差异为何如此巨大？

 

今年六月，笔者在国内11个城市探亲访友，接触了各界各阶层不少朋友、中小学老同学、不同辈分的亲戚，以及七十年代初曾一起出大力流大汗“为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工厂工友。这些人多在基层，虽对社会上某些现象不尽满意，但整体来说，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领导是信任的，对国家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是满意和自豪的。

 

这种对中国现时民意的判断，不但被与我同行、在加拿大出生而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所印证，在与我多年来参与国内同学和朋友的多个微信群中所得到的感觉、印象和结论也是吻合的。

 

如果说笔者对中国民意的接触面还不够广泛、不够深入，以致可能停留在印象上面而有所偏颇的话，那么也可以参看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民调机构所得出的结论。

 

全球最大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蝉联全球第一。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方面，中国高达83%，同比增长11个百分点，位列全球首位。此外，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连续10年在中国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年都保持在90%以上。刚刚经历的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中国在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几个方面一骑绝尘，取得的优异成绩是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

 

但是，对于美西方国家里社会舆论和民众，中国的形象却十分负面。

 

西方几所著名民调机构如盖洛普、皮尤等的报告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从2016年的50%多攀升到2023年的80%以上。笔者所在国家加拿大的多次民调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加拿大人从2005年的60%左右降低到近年来的不超过15%。受此影响，这几年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华裔人群在社会和公众舆论遭受歧视、打击甚至迫害的情况也明显增多，逐渐形成类似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的“新麦卡锡主义” ，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根据2022年年底皮尤（Pew）研究中心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国际民调，美西方阵营国家（含日、韩）对华持负面态度者从2002年时的20%—40%多，大幅增长到现在的70%—80%多，至今（2023年）没有改观。下面是其中主要的12个国家对华负面民意的情况（作为对照，括号中是十年前的数字）：

美  国：（35%）82%；

澳大利亚：（40%）86%；

英  国：（16%）82%；

瑞  典：（40%）83%；

日  本：（42%）87%；

韩  国：（31%）80%；

加拿大:（27%）74%；

德  国：（37%）74%；

法  国：（ 43%）68%；

荷  兰：（34%）75%；

西班牙：（21%）63%；

比利时：（—）61%。

 

今年7月末，皮尤又公布了一份“全球24国的大规模民调”。其中显示，2/3受访者对中国抱持负面看法。必须指出，在国际问题上皮尤在设计问卷和调查人群方面多少已经预设了对我不利的倾向性，而且这“三分之二”持负面看法者大多数是出自美西方国家，以及像印度这样由于特殊原因对华不友善的国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美西方国家的“民意”在近十年来对中国的印象由相当正面已经变为十分负面。

 

美西方国家民意对我国的负面态度，在我与美国的世纪博弈战的战略格局里起到了非常不利、甚至是十分有害的作用：

 

一、让美西方国家在反华议题上享有了其所谓“民意”的支持和似是而非的道德高地，影响和削弱了我在政府和外交层面上斗争和反击的力度和效果。

 

二、让美西方国家在反华议题上有了共同一致的意识形态基础或框架，不利我对其阵营成员的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

 

三、在外贸、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中让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等措施有了在其民间和企业中着陆推行的支撑点，影响我国在对美西方国家的出口、投资、资产并购、科技竞争、文化交流方面的实质性拓展。

 

四、造成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越打压中国越得分”的奇怪现象，使得美西方政府和政客竞相抨击中国（China bashing），让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愈演愈烈、循环反复、并在公众心目中逐渐固化。

 

五、给予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华势力、反华分子和我国内部的异己分子以精神支撑和所谓的“口实”，阻碍、延缓和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的人民群众和美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看法和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反差巨大，原因何在？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民众对我国的负面看法，首先是美国主导和操纵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近年来歪曲、造谣、污名化和妖魔化的结果。这些媒体代表了西方“深层政府”即大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等的根本利益，认为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对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倡导和实行的“一带一路”等和平、平等、共赢的方针和巨大成效削弱和损害了这些新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和利益；体现了西方一百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殖民剥削意识：见不得主体民族为黄种人、主体文化为东方华夏文明的中国的强大的现实和前景，难以接受中国人日子越过越好以及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事实。

 

其次，“屁股决定脑袋”。从其所在国利益和一己之私的立场出发，西方国家的民众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中国在贸易顺差、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以及各方面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本国的出口、就业、和收入。中国的经济、制造、科技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实力、潜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加之西方主流媒体的歪曲放大，让他们心生嫉妒，感到不适甚至“威胁”。

 

其三、由于政治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西方的民众往往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西方“普世价值”出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在牵涉到统一和分裂、大我和小我、民主和集中、集体和个人、传统和法制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管理实践持有固化的偏见，武断地、透过有色眼镜地、居高临下地进行评判和抨击。

 

造成美西方国家“民意”对华持负面的看法，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如果站在中国立场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剖析，就是中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没有被有效地传递到美西方国家广大民众层面，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长期以来几乎听不到正面的、宏亮的直接来自中国的声音。

 

现在谨举2018年年底发生在加拿大，引起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强烈愤慨的孟晚舟事件为例。

 

明明是加拿大政府在美国的唆使下无理、非法（违反国际法）地扣留拘押了孟晚舟女士，许多加拿大人却认为逮捕孟晚舟是按照国际法（美加双边法）行事；明明是加拿大政府背离了加国的司法独立性、服膺于美国长臂管辖而为其火中取栗，许多加拿大人却认为这是遵照加拿大的法律行事；明明是加拿大非法逮捕孟晚舟，挑衅在先，许多加拿大人却认为中国对两个在华犯事的加拿大人（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的拘捕是报复、是欺凌！

 

在加拿大的爱国华人，以及不少主持公平正义、希望维护加中友好关系的学者、律师、社会活动家、亲华挺华人士，甚至一些加拿大前联邦政府部长和其它著名政坛人物以发表声明、发起请愿，举办网上讨论会、甚至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形式发起声援，营救孟晚舟。但这些人说话的角度、尺度、力度都受到诸多局限，人数不多而势单力薄，声音微弱。譬如，笔者任主席的加中合作发展促进会发起了向杜鲁多总理的请愿，要求释放孟晚舟。我们虽然在所有呼吁释孟请愿里所征集到的签名数是最多的，也只有区区890多人。回想起当时的心情，简直压抑到了极点、我们十分盼望能听到来自中国社会的巨大声浪和强烈反响、听到14亿中国人民的愤怒心声，给孟晚舟女士、以及在加拿大为孟晚舟站台的人们以浩大的声援、促使事件的早日解决。但是，在加拿大能听到的基本只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声音，单薄而微弱。虽然孟女士在我国政府做出巨大努力下最后得以顺利回国，却经历了长长历时将近三年的煎熬。

 

笔者认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与我国作为世界唯二大国之一应拥有的国际话语权或影响力极不相称。我国、特别是我国人民的正当理由和正义呼声，没有打破和穿透西方主流媒体的屏蔽、过滤和歪曲，未能投送到加拿大社会和人民的层面而产生效果。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传不开”。

 

我国现时发出国际话语的主体、渠道和投射效果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方正辉同志说得好：“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中，主体单一、声音单调、内容单薄，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要提升国际影响力是很难奏效的。”

 

笔者认为，造成在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声音单调和内容单薄”的根本原因，根本在于“主体单一”：我国在国际上发出话语的基本上是单一的主体，即只有中国政府。

 

我国政府对外传播（不包括与外国政府的直接对话和沟通）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信息发布机构或官方的媒体。政府机构的发声渠道主要包括政府声明的发表、政府文件和消息的发布、政府高级官员出面讲话、驻外大使发表谈话、以及政府一些主要部委发言人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在我国政府机构的发声渠道里，最频繁、最活跃、也是最动态和及时的, 恐怕要数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了。而把中国政府的信息“二次传播”出去，主要是靠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各国记者。我们知道，进行新闻发布和回答问题，由于受到已规定好的文案、有限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国家政策口径的规范、某些记者时时的挑战甚至刁难的干扰，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局限，回旋余地很小。难以在内容的丰富、方式的多样、风格的活泼、即时的创意等方面发挥自如。我们尤其要看到，作为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直接话语受体，除了本国和友好国家的媒体记者之外，就是美西方国家的主流通讯社、电视台、报纸和网媒的记者们。不难知道，这些对我国多是持有成见、偏见甚至敌意的西方媒体和记者们怎么可能违背他们老板的旨意，把一个真实的、正面的、正能量的中国形象传送和展现给他们本国的社会和民众呢？在这些人的有色眼镜、传声筒和反射镜中，中国的信息和声音绝大多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屏蔽、过滤、差评、和歪曲。事实反复证明：西方媒体在聚焦和放大中国的负面情况、故意忽略和无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以及歪曲和贬损中国正义立场和观点方面，是可以毫无底线、无所不用其极的。

 

总之一句话，从我国政府机构直接发出的声音，难以被正面地和积极地投送到西方国家的民众层面。

 

我国政府的另一重要发声渠道是官方媒体、即被中央确定为主流媒体的国家级宣传单位，计有18家。在这些官方媒体及其所属机构中，负有对外宣传和传播任务的有9家，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日报（China Daily）、人民日报在美国的发行商 - 海天发展公司、中国新闻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CCTV）、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另外还有一家名义上为民间、但实属官媒的凤凰卫视（网）。

 

我国外宣官媒的主要操作方式是官媒出海，包括在脸书、推特和油管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账号发布信息、直接投资创办或购买海外主流或华人媒体、渗入资金和人员、投放广告，等等。据美国联邦司法部发布的信息，2016-20204年的四年中，仅《中国日报》便向美国的媒体投放了2000万美元广告费和印刷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各支付460万和600万。 如果这样的消息属实，在财务上面的投入是巨大的。

 

在这9家外宣官媒里，笔者认为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中国新闻社和凤凰卫视在北美的受众量和接受度要相对大一些。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笔者与这几个官媒中常驻加拿大的高级记者有一定的来往和互动，为他们的工作提供过一些协助，因此对这些媒体和媒体工作人员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在不利甚至恶劣的异国环境中为宣传中国尽其所能，付出了长期的、巨大的努力。

 

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我国官媒的信息还是无法通过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站向大众传播。

 

那么，我国官媒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大量、而且越来越多地使用的社交媒体上的推广和传播情况又是如何呢？

 

简言之，推特、脸书、Instangram、和“油管”（YouTube）等各种西方和国际上的社交媒体平台中，油管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资料显示，“油管”每月用户数量达到25亿。从2021年起，美国人当中有81%以上使用油管，而使用脸书的只有69%。作为宣传平台，油管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因为其播放时间可长可短，短到几分钟，长达五、六个小时以上，内容和形式可以十分丰富和多面化，可使用各种视频、声频、画面和文字以发布新闻、评说时事、讲述故事、介绍知识、阐述观点、以及播放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等，因此是海外特别是在西方最佳的大众宣传平台。此外，由于油管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允许、鼓励和奖励个人自创频道发表内容，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方式，就更加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了。

 

一个油管频道的订阅量和其发布各个视频的浏览量可以多少说明这个频道的成功度。所以，这里谨把我国在外宣方面做得最好的官媒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或“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油管（英文频道）上的收视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比较分析。

 

目前，CGTN在油管上的全球订阅量是305万，这个数字还算过得去，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频道作为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的代表性和严肃性的关注和尊重。至于只能说 “过得去”，是因为这个订阅数与同样受到西方国家排斥的俄罗斯官媒RT（“今日俄罗斯”）相比就相形见绌了。RT由于俄乌战争的原因在去年遭到西方社交媒体包括油管的全面封杀， 但在当时即2022年3月，RT在油管上的订阅量就已经达到了3000万！

 

从单个视频的浏览量来看，只能说少得可怜。过去几个月来， CGTN频道单个视频的浏览量， 大多数在几百到一千，少数达到一千以上，极少能够上到一万，而浏览量超过十万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笔者对运作得比较好的5个美国和加拿大左翼亲华的个人（英文）油管频道了解了一下，所有这些个人的单个视频的浏览量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都大大超过CGTN，其中曾参加过我主办的一个网上研讨会的Cyrus Janssen（中文名字为王德中），其50%左右单个视频的浏览量就是3万到5万左右，而另外的50%则达到了10万甚至50万之多。

 

CGTN如此，其它英文版的我国官媒就更等而下之了。如Global Times（环球时报），单个视频的浏览量鲜有达到1,000的，多数情况只有100-300。

 

我国对外官媒在西方国家的收视率低下、缺乏存在感、打不开局面，笔者认为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1） 为话语主体（政府）规范和统一的要求所局限。虽然这些外宣官媒各有其范围和侧重点，也享有相对较大的灵活性，但由于出自同一话语主体，为其主体的同质性和同源性所规范，其发出声音的基调、观点和基本内容必须与主体即我国政府或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这些方面如有差错或越界，作为政府官员的领导或主管就有可能犯错误、挨批评、受处分。所属的工作人员包括主编、编辑和记者在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层层下达的要求和规范下可能会更加缩手缩脚，思想趋于保守，报道的消息和编辑的内容也就难免趋于单薄和单调。

 

2） 工作人员背景的局限。作为我国外宣官媒，在遥远的中国向半个地球之外的西方国家隔空喊话、隔空操作难以奏效。因此，在他国设置机构、派遣或雇请人员就成为必然。据笔者的了解，由于工作的性质，忠诚度、信任度和可靠性最为重要，我国外宣官媒在西方国家所设机构里，雇员多为国内所派出、或在当地雇请的华裔人士。这样做当然比较安全和保险，但也带来了问题。如果不是二代以后的华裔、或长期浸润于当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人士，在语言表达和沟通的方面已经勉为其难，遑论在当地社会、政治、社交的层面和圈子里能够长袖善舞，有效地开展工作了。此外，在国外能够招募到既政治可靠又富有媒体方面才干，而且能够适应我国政府运作方式的非华裔人士和二代以后的华裔人士也很不容易。

 

3） 美西方政府的障碍和阻击。在几年前，中美之间有过一次较大的媒体交锋事件。“华盛顿一方要求中国官方媒体驻美机构削减60名中国籍雇员，并限制中国籍记者签证，而北京则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华盛顿邮报》的11名美籍驻华记者。” 很快地，美国在2020年2月和6月前后两次，将上述九家中国主要负责外宣的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这九家机构需要向美国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个人资料及人事变动决定，并向国务院登记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产清单。未来这些机构若在美租赁或者购买新的房产也需提前获得许可。当然，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不包括五眼联盟中的情报特工组织如美国CIA、FBI、英国军情六处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等明里暗里的监视、跟踪和干涉。美西方国家里遭到限制、干涉和打压，使得我国官方媒体驻外机构和人员不但在工作上受到限制，出入行受到监视，心理上压力也很大。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在对外宣传工作上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出色的突破就更为困难了。

 

4） 被长期抹黑而在社会上形成歧视和偏见氛围的局限。在美西方国家，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被认为与西方敌对的国家的抹黑宣传是长期的、持续的。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这些国家的多数民众对明显来自“共产党”或“邪恶”国家的官方媒体“宣传”，持不感兴趣、或挑剔、甚至抵制的态度。 由于我国官媒或官媒机构本身已经标明身份，所以真正感兴趣而主动上门来获取信息、了解情况的，主要是那些对中国多多少少有了解、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认同、赞同和向往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上反感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全球政策的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士或人群的数量目前很少。

 

5） 内容单调、呆板和不接地气。如前所述，由于“官办”而放不开手脚的原因，我国外宣官媒所播出的内容不生动、不活泼，不能与美西方国家的动态现实产生互动；大多只是对中国的集中报道和正面宣传，针对美西方国家的时事和当前发生的突出事件鲜有涉及，鲜有尖锐的、有分量和深度的评论。此外，对世界上其它地区如中东、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在遭受美西方国家的欺凌、制裁和各种打压后进行抗争的议题也缺乏关心。要知道，美西方国家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很多，美西方的左翼亲华人群也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与美国的斗争和较量，但同时也非常关心其它地区反美反压迫的斗争。因此，对于主要是“单打一”而缺乏发展中国家视野和关怀、缺乏热议的我国官媒频道，上来浏览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笔者注意到，自2021年来，我国的一部分官媒、省级甚至是地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开始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海外，以开展对西方的宣传工作，笔者也参与组织和策划了多个这样的活动。2021年三月，为了反击美西方国家对我国新疆政策的严重抹黑和污蔑，笔者策划举办了一场“新疆真相追击”国际研讨会，在很短时间内得以邀请了美国知名左翼网站“灰色地带”创办人、印裔加拿大地缘政治教授、加籍居华青年媒体人和刚刚访问过新疆的加拿大社会活动家等作客研讨会，而主旨讲员为我国时任驻卡尔加里总领事。可以说，这次研讨会空前成功，线上参会人数达到530人（当时同类议题的研讨会一般不超过300人）。经外交部华春莹女士点评后，国内包括港澳两地都进行了大量转播和报道，视频在油管上也红火了一番。事实证明，“以夷（人）制夷（国）”是行之有效的对美西方国家民间的渗透和突破的方式之一，但三年下来，虽然零零星星地有这样的活动，却没有见到有规模的组织和推广。

 

显然，我国对外传播和宣传之所以“内容单薄、声音单调”，打不开局面，主要原因还是要归结于“主体单一”， 即把外宣的主体完全局限和承重于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如此，发声就没有多频道、没有立体声、没有多维度、更没有大力度。而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依靠群众，没有发动群众， 没有打人民战争。

 

我们在美西方传播和对话的真正受众应该是谁？

 

上面所谈，是发出话语主体的问题， 现在谈谈话语的另一端，即受众的问题。

 

中文里“话语权”的概念来自现代西方，确切的英文对应词是“discourse power”。这个概念源自20世纪兴起的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派思潮中颇具影响的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福柯认为“power（或力）无所不在”，“散布和体现在话语、知识和‘真理的域’之中”。

 

正如笔者曾对“陆权”与“海权”等概念中的“权”字所作过的分析那样，“话语权”中的“权”字应与西方语言中的power/pouvoir相对应，在中文里的正解应为“力、势力、威力、影响力”和/或“权柄、权能、权威”。衡量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指标是在国际社会的对话和舆论场中，己方发出的话语（discourse）是力度的轻重和效果的大小。

 

“力”的衡量标准是轻重。然而力之是否有“效”，则不但要“够力”，首先要能够使这个“力”能够输送至准确的对象和目标，如拳师有力的一拳，应该打中对手的要害部位如头部或心脏，而不是其肩膀或臀部。同理，要通过讲理、解释、澄清、谈判、驳斥、压制等话语方式与对手进行较量而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找到真正的话语受众、即对方真正的“话事人”。

 

民意或民间舆论，简言之是人民的意愿或民间的声音。古今中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民意或民心向背是政府执政的根基。同理，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他国的民意对某国的看法和态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国政府对于某国的外交，即交往态度和交往政策。在美西方这些长期实行选举政治、以选举结果为依规、而选举结果主要是由选举的舆情和选民的投票意愿决定的国家里，民间舆情和民意就更为重要了。

 

笔者认为，我国在外宣或国际传播上打不开局面的主要原因的另一面，也是缺乏打人民战争的观念、没有把宣传工作做到美西方国家的基本民众或人民身上。

 

要真正有效地、根本性地夺取我国在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必须把传播和进行话语的主要对象锁定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影响和改变这些国家的“民意”和公众舆论设为最重要的战略受众目标进行突破。

 

我们的话语争夺战如能有效地对准和诉诸美西方国家的人民而影响其“民意”，将取得如下重大和根本性的成果。

 

一、由于西方选举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个人和政党的能否当选掌权与社会舆情的涨落和变化是紧密的因果关系、息息相关。在西方，若政治对手的选票数量高于自己，即使彼此差距近到几百票、几十票甚至几票，就会导致个人无法上位成为议员、政党无法上位执政或继续执政。聊举一例：在2021年加拿大联邦大选中，在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列治文（Richmond）市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由保守党牢牢掌握的两个选区一下子成了自由党的囊中物。造成这种选情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极端反华态度和接连的挑衅，使占这两个选区一半以上的多数华裔选民在自然倾向母国的心理上无法接受。尤其是保守党参选人赵锦荣，虽是华裔，却不但反华跳得最高，还在国会上提出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国影响注册法》法案，结果以大幅落后的票数落败于自由党的印裔对手。此外，拥有多个选区的大多伦多地区一直是自由党的地盘，保守党难以染指，进而难以在全国取得最多席位而执政，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保守党一向比自由党持更加公开和激进的反华态度，而这个地区华裔的比例非常高。

 

在美西方国家，权力在选票、选票在舆情、舆情在民意。若我们能变被动为主动、转防御为进攻，在美西方国家大面积成功引导和改变其社会公众的对华态度的舆论走向，就能釜底抽薪、有效地影响其各个层级的议员参选人、当选议员、议会、直至其政府的对华态度、政策和方针。

 

二、我们记得，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机侵入我南海撞机、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遭无理拘捕、去年8月佩洛西悍然窜访台湾，今年蔡英文和赖清德“访美”，及至今日的日本政府悍然把核污水倾入大海、我“振华28”号货轮遭美国非法拘押和侮辱性检查，等等…… 当这些严重挑战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严重损害我国形象或声誉、或危机和伤害我公民和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国际事件发生时，如果能够以我们完全可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笔者将对此将另文专门论述）把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强烈愤慨和严正抗议的惊涛声势和裂岸怒吼及时地、直接地投送到有关国家的民众层面，将对其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震撼。这种诉诸其人民、撼动其民意的效果起码有三：1） 借力打力，捍卫和加强我政府的立场和底气、增加我外交谈判的筹码。2）推波助澜，加持美西方国家里面的亲华力量和笃信正义的人们在这些事件上的影响力。3）以强震方式来撼动美西方社会和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原有认知和偏见，促其反思、反省、共情和认同我国的立场和观点，甚至反过来对其政府的错误行为抗议和施压。

 

三、快速、及时甚至是实时的文字、音像、视频等电子传输传播手段是现今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到中国访问过、居住过或以其它方式了解真实中国的华裔和非华裔人士也大有人在。我们完全能够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有渗透力的渠道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表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中华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和睦相处、共同努力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正面、积极、真实的形象在美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和民众面前展现和树立起来。近些日子，我国一些城市发生严重水灾，美国夏威夷州的毛伊岛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山火。但是，中国政府及时有力地救助水患灾区，人民子弟兵已一如既往奋力地抢险救人。但美国的拜登总统照常休假，夏威夷6万多美军无动于衷，结果美丽繁华的毛伊地区化为一片废墟！我外交部华春莹女士为此发了一张饶有兴味的对照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类发人深省的信息大大地、多多地让美西方国家的老百姓知晓和进行对比，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及其主导的西方主流媒体在许多所谓的“中国议题”上所进行的歪曲、造谣、污蔑和谎言不是不攻自破了吗？持而久之，他们不就丧失诚信基础、最后就不得不狼狈收场了吗？

 

四、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属于中国，这已经由大量历史文献和实物所证实。如果我们能面对美西方国家的人民大众，把几百年前西方学者绘制的“大海棠”中国地图，把我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等有关历史事实和历史文件，把中国人民对完成国家统一的集体意志和坚强决心有效地传播到位，就能在捍卫我台海、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更加获得理解、同情和支持，就能有效地抵御和反击西方国家政府的混淆是非和无理干涉，有力地协助和支持我国的维护主权和统一大业。

 

五、170多年来，中华民族曾遭受美西方帝国主义的多次侵略、侵占和欺凌，现在仍然面临持续不断的遏制、打压、威胁和制裁。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然而，善良的中国人民不是东郭先生，我们在抵御和反击外敌和外侮上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击败当时掌握武器绝对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辉煌战史，有犯我中华者必遭毁灭性报复打击的坚强决心。我们知道，美西方国家内有大量的非盎撒、以及非白人的族裔人群和社区，许许多多的人是来自曾经遭受侵略和受到歧视和欺凌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如果工作做到家，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层面上，把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不畏强权的铮铮铁骨、国防军事的强大威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钢铁意志等信息传递到位，就能有力地鼓舞、支持和扩大那里的进步反战力量，积极影响广大的非盎撒、非白人的族裔社区，有效地遏制和震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保卫世界和平。

 

六、中国70多年来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和智慧。中国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被证明是最先进、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模式和榜样。在国际上，中国坚持和平正义、主持公平公道、主张合作共赢、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倚强凌弱，并以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平台的成功实践成果展现于世人。如果能直面美西方社会公众、特别是那些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已经产生疑问、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对的人群，坚持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阐明和示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实现的人类社会理想，就可以纠正偏见、消除误解、增强好感，团结和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和同盟军，并有效地分化和瓦解反华的敌对势力。

 

七、美西方国家的侵略、殖民、压迫、干涉、颠覆和制裁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在世界上至今持续了一百多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本国（殖民地）原住民等犯下了滔天罪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和难忘的仇恨。所以，在美西方国家人民、特别是原住民社区和部落的层面，要对这些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脉相承的政府、媒体代言人及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势力给予有力的、无情的、持续反复的揭露、鞭挞、声讨，把他们押上永远的被告席和审判台、给他们套上沉重的负罪心理枷锁。如此，不但可以为中国构筑有理、有利的道德高地，更可以联合与团结全世界受压迫的国家、（包括美西方国内的）民族和人民，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斗争。

 

八、我们应该坚信，“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随着西方世界的整体没落，极端自私的美国对其盟国（英、加、澳和西欧）和仆从国（日、韩）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急速下降，彼此之间的利益纷争和勾心斗角加剧，越来越同床异梦、离心离德。如果我们能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历史情仇、经济矛盾、国家利益冲突等情况，分别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制定有针对性的认知和话语的战略战术，就能找到缝隙、打进楔子、深化和激化其彼此的不信任和矛盾，触发危机，导致和加速如北约、日美、日韩这样的军事联盟和同盟的分化、分离、和解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样的策略和战术完全是可以操作、可以成功的。

 

九、同理，我国的头号劲敌美国，其金融、债务、经济衰退方面的深刻危机，其毒品泛滥、盗窃抢劫、枪击杀人等普遍社会问题，其种族、贫富、驴象两党、联邦与各州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深化和尖锐！拜登和特朗普两个老头儿各持一党、各执红蓝多州、各拥近亿之众而旗鼓相当的选民，相互攻讦、诋毁、施暴、弹劾、起诉、逮捕……，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荒唐地步。如果我们能像“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在对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传播和宣传上进行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战略战术运作，就能使美国发生严重内乱、分裂甚至爆发内战的崩溃时刻加速和提早到来。

 

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是要在美西方国家政治和文化整体衰落的对照下实现的。因此，话语权问题就不能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和简单的敷衍方式可以解决的。当我们着眼于人民，就对我们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在政治上，还要从音乐、影视、文学、教育、法律、社会治理、甚至语言文化等社会和意识形态更深层和广阔领域去进行探索、发现、和实践。这是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个长期的、根本的、天翻地覆的系统性工程，是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大计。

 

质言之， 要改变格局、要在操控国际舆论的美西方国家手里争得话语权，我们就不能只把它们的政府、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作为我们话语的诉诸对象和目标受众，而是要有的放矢，面向、抵近、贴近和深入这些国家广大的公众社会。

 

不要忘记，在对内对外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有着成功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就把出色的红色宣传从延安和西柏坡做到了敌后、即日伪、蒋介石敌占区的广大人民大众。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国际宣传从北京不但做到了亚非拉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还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持美国国内黑人的反对种族歧视和抗暴斗争，支持美国国内的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人民的暴行…… 这样的宣传阵势强大、声势浩大，深入人心、影响深远。此言之所以不虚，是因为笔者在海外30多年的经历里得到了印证。每每遇见来自拉美、非洲、甚至美国的有一定年纪和政治眼光的朋友，就会听到他们对那时的中国的赞赏和崇敬。而他们眼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向往之情，至今难以令人忘怀。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安德鲁·罗斯的话来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早已出口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灵衣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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