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真的救了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眼中的“文革中国”

点击：作者：郭松民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3-09-07 08:56:45

最近几天关于杨振宁教授的争论中，有两个观点不断被重复：一个是他救了邓稼先。因为杨振宁1971年访华时点名要见邓稼先，所以才使邓稼先免于被造反派批斗致死；再一个是一项纯粹的假设，即如果杨振宁也在1950年回国，那他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学术成就。

这两个观点其实都是伪问题。

第一件事，我们并没有看到可信的史料。按常理推断，1971年文革初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过去，造反派自己也在“清队”、“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处于被整顿的状态，能不能在国家的核试验基地发起一场足以置邓稼先于死地的批斗非常令人怀疑。

第二件事则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虚构。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他1950年就回国，今天可能比邓稼先、钱学森更受人尊敬。

虽然这是两个伪问题，但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却用一种窃窃私语、喁喁告白的方式不动声色的把70年代的中国悄悄抹黑了，因为其传递的不言而喻的暗示是毛泽东时代是混乱的、缺乏安全感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与生产活动的。

真的是这样吗？

有趣的是，杨振宁本人在1971年首次访华——当时他还是美国公民，因此是以国际友人和对中国友好的华裔学者身份访华的——后，于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了一次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

46年后重读这次演讲的现场记录，相当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1971年中国的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中国和前面所述的“暗示”截然不同。而且这篇演讲他是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对美国的听众所做的，因此也非常客观。

耐人寻味的是，今天所有的护杨言论和主流话语对杨振宁这次意义重大的演讲，都不约而同的绝口不提，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但这次访华行程对杨振宁个人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作用——由此他从此前的认同“中华民国”转向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振宁这次访华，逗留了四个星期，看到的地方不少。包括北京、上海、合肥和山西大寨，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后来他还参观了他的母校崇德中学（当时改名叫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这次访问，用杨振宁自己的话说“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杨振宁1945年离开中国赴美留学）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

那么，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呢？

杨振宁开宗明义道“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杨振宁不愧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大家，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文革给中国带来的最主要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杨振宁注意到，最重要的变化，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

他说，“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杨振宁举例说，“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虽然杨振宁的讲述还有些机械，但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为人民服务”尽管只有五个字，没有二十四个字，但的确是当年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压抑还是开朗活泼，是杨振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往往只能透过伤痕电影去感受文革。而伤痕电影，无论是早期的《小街》、《活着》、《霸王别姬》，还是前两年张艺谋拍摄的《归来》，给观众的最大感受是“被占领状态”，似乎当年中国人都生活在“占领区”，气氛是清冷的、压抑的、危机四伏的。但杨振宁在文革进行到第五年时深入到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感受却完全不同。

杨振宁一开始也是带着偏见进入中国的，他说，“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

他举例说，“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

杨振宁是一位爱思考的人，他对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进行了反复追问，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这其实正是文革所要达到的目的。

杨振宁非常重视教育，在参观期间，中国的教育出现的巨大变化也令他印象深刻。

他归纳了三点，“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

想想今天，中国的教育在默认了学习目的就是个人成功、出人头地，甚至“住豪宅、娶美女”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

当时中国教育在规模和招生制度上的变化，也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

他向美国的听众介绍说，“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他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后，要先到工厂、农村、部队工作两三年，然后再经过工农兵推荐的程序到大学学习。

杨振宁的结论是：“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

文革中的生活条件，是被公知抹黑最多一个领域。杨振宁在演讲中也谈到了他的观察，并且绝无溢美之词。

他说：“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

杨振宁的结论是，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和以大寨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有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

而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更令他印象深刻，

“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