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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长安三万里》的优点与缺点
点击:  作者:郭松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3-07-17 13:00:49

 

物质的黄鹤楼可以被焚毁,但诗文中的黄鹤楼是永存的,只要文化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中国就在!

 

 

01

 

看了《长安三万里》,在微博上写了八个字:“慷慨苍凉,回肠荡气!”

 

《长安三万里》,好在哪里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叙事方面,体现出了一种典型的中国风格,而非对好莱坞类型片的邯郸学步。

 

《长安》的叙事,就像是在观众面前,不疾不徐地展开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不追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讲究的是娓娓道来,润物无声,令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代入,被感动,并逐渐与人物融为一体。

 

故事主线,是高适和李白长达一生的友情。叙事,则以他们两人不断的“聚首”、“别过”为轴心,牵连出性格各异的著名诗人,杜甫、王维、贺知章、张旭、王昌龄、李邕、岑参……等,勾画出大唐盛世下的另一番景象——尽管你才华横溢,却报国无门,只能或归隐田园,晴耕雨读,或放浪形骸,纵酒狂歌,把无尽的激情虚掷于酒肆、歌舞场。

 

安史之乱把这些诗人一夜之间从盛世带入了乱世。乱世,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却也导致了大毁灭、大幻灭,繁华散尽,江山残破,铜驼现于荆棘……,高适抓住机会建功立业,终被封侯,李白却获罪流放,更多的人则辗转死于沟壑,甚至不知所终。

 

 

《长安》的画面也美仑美奂,且有中国气派,无论是气势恢宏的长安,华美温柔的扬州,还是雄浑开阔的长江黄河,都颇具神韵,既是真实的,又是梦中的,令人心醉神迷。

 

《长安》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唐诗意境用影像直观地展示出来,尤以《将进酒·君不见》一节登峰造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醉酒后更加狂放不羁的李白举杯吟出《将进酒》,带领围坐在黄河岸边的高适、岑夫子、丹丘生等人,一齐骑乘仙鹤飞临银河之上……这一组亦真亦幻的镜头,瑰丽雄奇,纵横八荒,满足了人们对唐诗的全部想象。

 

 

不过,从镜头的角度来看,《长安》也有缺憾。

 

要知道,长安当时拥有百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超级大都市。

 

高适初到长安,我一直期待有一个极其华丽的长镜头来展示长安的这种地位——在《疯狂动物城》中,兔子朱迪初到动物城,在火车上就看到了一座气象万千的山巅之城,这既是对纽约的写意,也是对美利坚自身的夸耀。

 

 

高适眼中的长镜头,应该包括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西域商旅驼队、到东方弘法的印度高僧、新罗派到长安进贡的特使、东海惊涛骇浪中的日本遣唐使船队……还要有皇帝接见朝贡番使、展示长安市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街区等等,把盛唐气象做一个淋漓尽致的充分展示!

 

但观众没有看到这样的长镜头,这是令人遗憾的。著名的长安朱雀大道,只有不到一秒钟的镜头,还显得平淡和拘谨,灵感像是来自于横店影视城,编导显然没有充分挥洒对盛唐的想象力。

 

 

《长安三万里》打动人心的另一个地方,是拍出了世事变幻的沧桑感、苍凉感。

 

这也和影片截取的时段有关。

 

一方面,是盛唐经安史之乱,过渡到中唐、晚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大转折之一;另一方面,高适、李白等也从志存高远、倚马仗剑走天涯的青年诗人,变成了须发斑白、步履蹒跚、生命如风中残烛一样的老年人,曾经热烈追求的“功成画麟阁” ,哪怕对看起来终于功成名就的高适来说,也何其虚幻,更不要说对一生失意的李白了。

 

影片用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来表现这种苍凉。

 

比如,年轻的高适从长安到扬州赴李白的“一年之约”,此时,他们正年轻,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盛唐也正处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好时光。高适的船从一处月亮桥下穿过,正好接住在桥上嬉笑打闹的年轻女孩抛下的鲜花……

 

 

安史之乱后,高适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率军平定永王李璘叛乱,再度来到扬州,他的官船从同一桥下穿过,扬州几遭兵燹,残桥虽在,但桥上少女早已不见踪影……尽管高适已位高权重,心中还是不胜怆然。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相信稍有阅历的观众,都会与高适、李白共情,如履如临地感受到这种苍凉。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以及俄乌战争,就是天下将乱的天边乌云,我们这代人,很可能也站立在盛世入乱世的门槛上,《长安三万里》苍凉的基调,触发了这种原本沉没在潜意识中的不祥预感,由此产生共鸣,也就很自然了。

 

 

不过,《长安》虽是苍凉,却并不悲观。剑南节度使高适在击退吐蕃大军后,与书童轻车简从回长安,当书童叹息黄鹤楼已被焚毁时,高适说,没关系,“诗在,黄鹤楼就在!”

 

这真是振聋发聩的中国警句!

 

它看重的是文化力量的超越性、永恒性。物质的黄鹤楼可以被焚毁,但诗文中的黄鹤楼是永存的,只要文化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中国就在!

 

《长安三万里》是动漫电影民族化、中国化的重要进步,这是令人欣慰的。

 

02

 

那么,《长安三万里》有没有缺点呢?

 

有的。

 

这个缺点就是完全的士大夫史观,天下苍生都成了背景板,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入凌烟阁,封万户侯视为人生最高境界。

 

由于人民视野的缺位,士大夫最重视的“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 ,也无非是过眼云烟,所以高适也好,李白也罢,就不能不感到苍凉,不能不感到虚无。

 

苍凉,就是虚无。这是《长安三万里》中弥漫着苍凉之雾的根本原因。

 

 

有友人评论说,“《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标准下的完美人格:能文能武,受命危难,忠君爱国,珍重友情。”

 

这样说很对,但不全面。

 

历史上的高适,除了“忧君”的一面,还有“忧民”的一面,就是说,他身上还有一定的人民性。

 

人生最后十年,在蜀地做封疆大吏的高适,不改“负气敢言”的本色,多次发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的呼声,劝诫朝廷不要为了平叛就肆意剥削百姓。

 

《旧唐书》称赞高适“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正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

 

《长安三万里》却把高适的这一面完全屏蔽了,似乎他只是一个谨小慎微,眼里只有皇帝,只重视自己功名的人物。

 

 

影片中,李白做了翰林学士,写信招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躬耕陇亩的高适入皇都,但高适到了长安,发现流连于饭局酒肆,不是已经大醉就是将要大醉的李白早忘了此事,便负气离开,杜甫纵马追他到郊外,希望他多住几天,高适谢绝了,但要杜甫陪他去一个地方,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高适到这里不是为了祭拜高宗与武后,而是为了祭拜他的祖父高侃。

 

高侃曾经参与初唐北征突厥车鼻可汗及东征高句丽的战役,立下赫赫战功,封平原郡开国公,死后被追赠左武卫大将军,获得了陪葬乾陵的殊荣。

 

在祖父墓碑前,高适无限怅惘,说祖父去世时才41岁,已功成名就,而自己今年43岁了,仍一事无成。

 

 

此时,大唐正处于由“开元之治”进入“天宝之乱”的前夜。可是,影片编导沉浸在高适、李白求功名而不得的伤感落寞情绪中不能自拔,对大唐由盛转衰的原因开掘极浅,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安禄山蓄谋叛乱,对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根本没有触及。

 

这一时期,表面上盛世仍在延续,可翻开《资治通鉴》,类似“民始困苦”、“民无所诉”、“萧然秋怨”等等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在安禄山起兵作乱前,朝廷的内外政策已经积累了巨大民怨,唐王朝的统治危若累卵。

 

统治集团也腐朽了,不复开元初年励精图治的精神。唐玄宗“专以声色自娱”、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为此“杜绝言路,掩蔽聪明”。

 

但所有这一切,在影片中都没有任何表现。

 

由于一味从士大夫立场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使高适这个人物能够立得住、“压得住”,影片对唐诗星空中最辉煌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都有意无意进行了贬损。有人看了电影之后为李白鸣不平,说导演黑李白,但被黑得最厉害的,其实是杜甫。

 

在《长安三万里》中,杜甫的形象完全是颠覆性的,他失去了原有的厚重、忧愤,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逗比、小迷弟。

 

 

影片中引用了几十首唐诗,可“诗圣”杜甫的诗,却一首也没有,不仅没有控诉社会黑暗的“三吏”(《石濠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连专为“士”鸣不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没有。

 

这里,只要读一读杜甫的《石濠吏》,就能够明白高适所竭力效忠的唐朝统治是何等残暴野蛮了——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对李白的贬损,则是隐去了他蔑视权贵,酷爱自由的一面,把他表现成一个汲汲于名利,但又不得其门而入的loser

 

但对李白来说,最为璀璨的高光时刻,是命高力士脱靴。

 

当时高力士深受唐玄宗信任,权倾天下,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呼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呼之为爷,四方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但只有李白不鸟他,当众让高力士伺候自己脱靴,这才是任情任性,恃才傲物,有着高贵精神的李白,是“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的真李白!

 

 

有人说,“高力士脱靴”属于野史,所以不能在电影中表现。

 

这就是借口了。因为本片追求的并非严谨,而是浪漫,虚构之处多多,包括最后高适设计令吐蕃军入圈套,都是虚构,为什么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反而不能表现呢?

 

把李白表现成一个loser,并且通过太监程公公之口说他全靠高适的怜悯才保住性命,用李白狼狈不堪的人生来反衬高适为人生逆袭的典范,折射的不仅是当下的成功学价值观,也表明编导对士大夫价值观的全面认同——只是,这种价值观即便拿回到唐代,也只配为李白、杜甫脱靴,继续沦落下去,甚至连脱靴也不配了。

 

 

最后谈一下电影“民族化”、“中国化”问题。

 

电影既然要“民族化”、“中国化”,就必然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毛主席所言,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亦有“封建性的糟粕”。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本质是整理传统文化的过程,必须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简言之,就是要反封建!

 

不反封建,电影的“民族化”、“中国化”就行之不远,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美食”,最终还是会把观众和市场拱手让给好莱坞,以及“按照美国炸鸡配方制作的中国炸鸡”。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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