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感觉到有这两个问题，不是结论，提出来只供探讨——其实文人和资本都想控制政治。文人，泛指那种从事某种文化工作的人。从文人中分化出来一部分人自诩为所谓的批评家。在当代中国，这些自诩为批评家的人里又分化出了一个更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叫“公知”。本文说的文人就特指“公知”。这帮文人制造了一个口号：“文学就是要揭露黑暗，就是要批判现实，不能讴歌！”这话看起来像是在标榜文人的“信念”。如果他们真的任何时候都言行一致地坚持这种“信念”，那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但事实上，他们却充满激情地讴歌、肉麻地吹捧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甚至讴歌和吹捧民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公知的这种与“不能讴歌”自相矛盾的行为就充分说明他们这种“信念”是一种伪信念，是为他们发泄对中国现行制度或体制的仇恨的一块遮羞布。当文人不顾客观事实只从自己的观念和立场出发，为揭露而揭露，为批判而批判并背叛自己宣示的所谓“信念”的时候，这帮文人自我所标榜的价值观就只能是用来打击别人、宣泄自己的某种下意识做借口罢了，就变得虚伪了——自己不真的这样做，却用来堵别人的嘴，还把这种行为涂上道德或道义的色彩使其合理化。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占人口的 90%以上劳苦大众和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变成了丑角，而靠压迫、剥削劳苦大众而生存的极少数人（包括入侵中国的外国侵略者）成了他们作品里的讴歌对象。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新四军、游击队被描绘得像土匪一样野蛮和凶残，劳苦大众就像“痞子”一样可憎，而真正欺负劳苦大众的恶霸地主被描绘成文质彬彬的所谓“乡绅”，烧杀抢掠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他们笔下也成了给中国孩子“送了一颗糖而被铭记了一辈子”的“文明天使”。为了表达他们的这种“纯粹的思想感情”，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惜把自己的母亲写成“善良而能干的荡妇”，把自己写成“与外国牧师杂交的野种”（作者大概骨子里觉得这是一种荣耀）。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这帮文人持有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却标榜自己的文学作品只谈人性不谈政治，是超越政治的，是上帝的视角在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的，或者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再进一步，他们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人们为了摆脱贫困而勒紧裤带艰苦奋斗的生活，在他这帮文人的笔下被描绘得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还苦难十倍。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总该好些了吧？不！这后四十年同样被这帮文人描绘成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腐败不堪、濒临崩溃、底层民众不得翻身的四十年。在这帮文人的笔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一百年都是错的，新生的人民政权干什么都是错的。谁对的呢？在这帮文人的心里，蒋家王朝是对的，北洋政府是对的，西方殖民者是对的，日本侵略者是对的，八国联军是对的，甚至清王朝的末代都是对的。对这帮文人的以上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潜意识就是：不按照他们主张做都是错的，只有按照他们的主张办才是对的。他们主张是什么呢？他们的主张就是不再搞社会主义，算盘西化最好，做西方势力的附庸也比现在强，回到民国时代说不定他们也是“大师”级人物，再次也是公子哥儿、少爷小姐，对这帮文人而言那几乎是他们人生的理想。由此看来，这帮文人追求的次高级目标是“政治”听他们的，最高级目标是“政治”就是他们的。故，我觉得文人其实想控制政治。这里的资本当然代指拥有资本的人，资本本身是物化的，是受人支配的。中国当下实行的是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所有制，具体表现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讲，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只具有一定时期的部分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当他离开自己的管理岗位时他对这部分资本的支配权自然消失。所以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讲，国有资本的管理者不拥有资本，真正长期拥有和支配资本的是私人资本拥有者。所以，本文“资本”一词代指的只能是私人资本拥有者或者叫做私人资本主体。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限制的扩张而不择手段，而要达到无限制的扩张，最佳途经就是控制得了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叫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资本控制了政治，政治为资本服务，即私人资本拥有者可以自如地操控政治。人们说美国有一个影子政府就是这个意思。故，我觉得资本也想操控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就是为了抗拒资本对政治的控制，使政治全体人民服务。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早是一个理想化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并没有找到有效的具体办法控制资本对政治的操控。即便是在纯粹公有制和条件下，资本仍然具有巨大的私有化空间，这种私有化空间表现在特权阶层的出现、公权私用，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所以，我才用了“理论上和制度上讲”这一话语与“实际操作”相对。即在实际操作中，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到完全防止资本操控政治的地步。中国正是借鉴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才创立和实行了目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十八大”前有一段时间，资本意图渗透到政治领域操控政治的趋势格外明显。“十八大”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是，资本意图操控政治的潜力还在，或许资本意图操控政治的方式和途经在发生变化，更具有隐蔽性。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一旦成功操控政治，那么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就基本定型，政治为资本服务就成了常态。民众也只有罢罢工、抗抗议、搞点游行，改变不了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期”。我理解，新时期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杜绝资本对政治的操控”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现实社会中，解决政治为人民大众服务，完全杜绝资本操控这个任务阻力很大、十分艰巨。加上制度仍然不十分完善，通过公权私用等渠道将公共资本私有化的操作空间仍然很大，所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是一段新的“长征”。我们过去经常听到文人们说自己的文学创作独立于政治，其实文人也好、资本也罢它们都不是真心“独立于”政治，其本意恰好是想操控政治。由此，我倒觉得该反过来提倡政治必须独立于文人和资本。不仅如此，我认为现代政治应该恪守一个基本原则：政治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由此政治必须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即杜绝任何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政治独立，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新提法。然而我觉得这个新提法才是现代政治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过去，我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解不够深刻。今天联想到“政治独立”这个话题，我忽然觉得江泽民同志说的不就是“政治独立”吗？有人可能会问，政治独立才能为全体人民服务，那么上文说的“文人”与“资本”不也是人民吗？政治不也要为他们服务吗？我说，是的。但是“文人”与“资本”必须以普通人民的身份接受服务，而不能以特殊的身份，尤其不能以“政治操控者”的身份接受“服务”。有人可能还会问，人民对政治就没有发言权了吗？政治就不可以被批评了吗？我说，不是。政治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当然要知道全体人民的需求，接受全体人民的批评与监督。比如当下小微企业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出现经营困难，国家就出台相应的政策为其纾困解难。国家如何知道的呢？也就是说，政治如何了解不同阶层的人民的需要呢？有一个方式叫“民主”：即法律规定、技术保证每一个人民都有表达自己正常需求和真实意愿的合法渠道。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个对“民主”的新的诠释，“民主”即“政治代表民意达到极高的程度”，这件事在大数据时代不是难事，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民主方式中有两个常用的方式就是批评和监督，即人民通过合法渠道指出政治行为中的某些不符合全体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地方并就如何改进提出意见和建议。人们普遍有一个对“民主”的误解，即“我是人民，国家的事我做主”。这不仅技术上不可能做到，而且也不合理。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代表人民，除非全体人民通过合法的方式赋予某人或某个组织以特殊的代表权。政治的具体操作必须是一部分专业人士而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民”，即政治必须“专业化”，要懂得政治的并有能力从事政治的人去从事。政治意味着权力。过去，受限于信息传输渠道落后，权力运作存在非常巨大的黑洞。平心而论，孟德鸠斯设计三权分立就是想堵这个黑洞。但美国的实践证明它也没有有效地堵住这个黑洞，美国政治仍然被资本牢牢控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中国的制度设计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创立自己的制度。我以为，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从技术层面给中国制度设计带来了新的可能。上一节我们事实上说到了三个东西，即政治独立、政治民主和政治专业化。政治专业化指通过某种合法的形式组建一支从事政治的专业团队，这个过程可能是由较长的历史选择来完成的，在中国也是通过百年来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完成的，目前运作正常，即专业化问题基本解决，接下来是如何优化和完善的问题。政治独立，正如上一节所论，正在努力做到不被利益集团操控，而要做到“完善专业化”和“独立”必须以来“政治民主”。政治民主要解决问题，不外乎是制约权力滥用、防止权力被利益集团操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由公开走向公平和公正。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给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关键在我们要把这种技术优势纳入权力的结构中。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火车票的信息不公开，车票紧张时，可以去车站找自己的熟人开后门，对于没有熟人在车站工作的人就不公平了。现在所有购票信息都在网上，对每个人都是公开的，每个人的购票机会都很公平。我观察到，中国的政务公开是有很大进步的，比如每个县都有政务中心，政务信息对人民公开，老百姓办事享受一站式服务都感到很方便。这些都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好处。尽管如此，政务信息公开、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各种建议和批评意见上达顺利、大政方针和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草案公开征求群众意见、老百姓办事方便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地加大改善力度，创新使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大有作为。如果政治独立、政治民主和政治专业化三件事做到位了，不管是文人还是资本或其它任何利益团体，其操控政治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窄，直到无法操控。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现代高科技技术的发展比较对社会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说不定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会更加成熟，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和机制会被创造出来。也许到那时，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不起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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