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俄罗斯正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雇佣军瓦格纳军团之所以发生兵变，原因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戈拉西莫夫要求把瓦格纳军团的指挥权收归国防部和总参。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马上想到此之谓“削藩”及“清君侧”。瓦格纳雇用军团，用中国历史上的术语来说，相当于军阀。而军阀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属于政权掌握的军队，有很强的独立性，有可能帮助中央政权，也有可能随时反对中央政权。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实行节度使制度，全称是“节制度支黜置大使”，镇守边塞的将领被称作节度使，既管军、又管民、且管钱粮，权势极大。安史之乱，实质上就是节度使制度遗留的祸根，但唐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节度使制度，而且还加强了这一制度。安史之乱平定后，节度史形成藩镇军阀割据，中央莫奈其何，导致唐朝中央政权的极大削弱，直到灭亡。俄罗斯允许瓦格纳军团存在，并委以重任，表面上看起来巧妙，实质上是埋下了动荡的祸根。
我不想过多评价俄罗斯的“藩镇”情况，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是不是有相应的情况。一般来说，军阀，也必定是财阀；或者，军阀背后，必然有内外财阀支撑。否则，军阀无法形成势力。中国现在显然还没有军阀，但是，财阀已经在中国形成。并且，势力强大，在相当程度上、相当范围内能够控制政策制定，能够制造舆论，能够削弱中央的权威，能够阻击、扭曲、干扰中央的政策。财阀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和军队势力相互勾结，形成军阀，直接威胁统一的政权。长期以来，中国有一种舆论，直接攻击国有企业，攻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际上也的确成功地瓦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让私有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河山。国际国内各种资本扶植的大型企业，瓜分了金融、房地产、轻工业、服务业等若干行业，甚至，还在向农业、重工业、军工业渗透，美其名曰“社会化”“政府购买服务”“市场化”“发展经济”，形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财阀，足以局部地控制某行业或领域的经济政策。即使如此，这些私有财阀仍然不满意，还在觊觎残存的几家国有大型企业，鼓吹上市、融资、股份化，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垄断、任人唯亲、决策错误等，以便并购、参股、控股，化公为私，甚至在中央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收敛，实际上是公然对抗中央政令，挑战中央权威。这些私有资本扶植了教育、宣传、学术、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大V，鼓吹政企分开、政府不干涉经济、大社会小政府、政府不干预金融、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等，把政府“中立化”，并指责政府腐败，鼓吹“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私人法不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歪理邪说，试图捆住政权的手脚，限制政权的领导范围，从舆论上形成把一切经济问题交给“社会”“市场”实际上就是交给各种私有资本的导向，以便为瓜分公有制经济、瓦解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侵夺政权的能力，提供舆论和理论支持——他们做得相当成功。这些私有资本财阀的形成，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央行制度、货币金融化、金融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化，让国内国外的各种私有金融资本在很大程度控制了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并同时极大地限制了政权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从而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扭曲中国经济。政权因为没有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无法支撑公有制经济，必然导致众多公有制企业难以为继、陷入困境，并不得不放弃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福利性事业，以便减轻“负担”。而这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私有资本，则可以凭借货币发行权，大肆低价并购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控制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剥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遏制社会活力，制造贫富分化，以及控制报刊、杂志、网络、文艺、电影、电视等事业单位，把这些机构变成自己的禁脔，宣扬私有经济，排斥中央政权的主张和影响。这些私有资本，本质就是财阀，它们眼里并无增强国家综合能力这样的追求，而是把压榨社会、追逐利润作为唯一追求。所以，在掌握某个行业之后，马上就形成垄断、涨价，把行业变成人民群众的直接的负担，形成社会性灾难。他们因为垄断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所以，积累了巨量金融资本。它们炫耀自己的贡献“五、六、七、八、九”，却不提国家财政困难、大量失业、农村空壳、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工业技术被卡脖子、“四座大山”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就是由私有资本造成的。私有资本一经诞生，或者壮大到一定程度，当然不甘心于被中央政权或各级政权管控，而必然要向政权渗透，企图控制政权，改变政权的性质。小型资本即小型财阀，可以控制地方的某个局部、某个行业，较大的财阀可以控制一个镇、一个县、一个市或者全国的某个行业，它们打着政权的旗号，压榨百姓，抹黑政权，制造动荡，离间政权和群众的关系，严重破坏政权的群众基础。我国长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财阀想向军队渗透，还不那么容易。但是，他们自己组建的“保安”力量，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瓦格纳”军团。鉴于这些财阀掌握了雄厚的财力，一旦需要，组建一个相当强大的雇佣军军团，其实没有多少困难。中国历代均有不同程度上的“农民起义”，即所谓造反。可能在许多人印象中，造反的主角是生活困苦的农民。而实际上，考察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情况，可以发现，许多大富豪、大财阀，才是造反的主角、领导者。西汉末的地方军阀、东汉朝的五斗米教、唐朝的藩镇、元朝的红巾军，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尽管他们是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但是，当形势动荡时，他们马上伪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起而反对中央政权。而财阀反对中央政权，又通常会勾结外敌。中国当前的崇美、畏美、媚美、降美舆论，不能说没有财阀们勾结美国的原因。中国历代均有“摧抑豪强”的传统，既有利于让农民休生养息，又限制了财阀的形成，于国于民皆有利。今天，我们应该吸取我国历史教训和俄罗斯的现实教训，趁早着手，从把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收归中央政权开始，限制、禁止各种私有资本对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的侵夺，限制其并购土地等重要资源、限制其进入到若干重要工业、农业领域，消减其势力，消除财阀，巩固中央权威，加强中央分配资源、分配利益、保障社会福利、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九霄瞰世”，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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