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造谣说什么陈永贵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当过走狗，文章说：“那是在他27岁，即1942年时，陈永贵一边给侵华日军办事，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日军投降后，当地知情人称陈永贵是‘二鬼子’、‘汉奸嫌疑犯’，对于自己这段过往历史，陈永贵心里一直很虚，他也不敢隐瞒，当军队干部严肃过问此事，陈永贵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总之，这些插曲没有影响陈永贵的仕途……”陈永贵，出生于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1947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被第十八军授予“人民功臣”勋章。1952年至1973年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多次评为省、地、县劳模，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3月26日在京因病逝世，享年72岁。前述文章作者在文中并未对那段内容添加任何注释，也未给出任何参考资料。经笔者查询李静萍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陈永贵传》，发现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长期以来，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的谣言时有传播，如今连抹黑“人民功臣”和“劳动模范”陈永贵的反智谣言也被编造出来堂而皇之发布上网，真的很有必要批驳一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军已占领了昔阳县城。大寨离昔阳很近，听说日本人要抓男丁，为躲避战乱，陈永贵回到了祖籍的石山村。在乡亲的帮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由于行情不好，加上自己不会经营，时间不长，便本钱耗尽。后来，他曾牵毛驴贩过煤，也曾闯荡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但到头来都两手空空。无奈之下，只好徒步返回大寨。1941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凑了几斗玉米，吹打一番娶了两年前被他救下的苦命丫头李虎妮为妻。石山的乡亲们为他的婚事吃了一顿荞麦面条，陈永贵便带着虎妮回到了大寨，继续住在稳周老人家里。又过了几年，稳周老人去世，陈永贵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以养子身份完成了应尽之责。虽说日子过的清苦，但还算平淡安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2年，陈永贵被战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日军占领昔阳县后，除县里早有宪兵队、伪组织外，还要求所有日军占领村庄都要成立维持会，选出会长、村长或代表，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等。为日本人做事，出面担任维持会代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阳这样一个群众基础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时的太行山区，八路军和日军斗争激烈，扫荡和反扫荡、维持和反维持斗争从未间断过，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在皋落召开锄奸反特大会，公审处决大汉奸、日伪县维持会秘书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东县委、县政府在皋落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汉奸王用宾并处以极刑；1940年4月，日军在昔西实行内部“清共”，从县城内的伪机关、学校和附近村的“维持会”中抓走嫌疑人员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东独立营和民兵在八路军新十旅二十九团配合下，将东冶头据点守敌逼退，昔东二区的“维持会”全部肃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县委先后摧垮庙沟、泉水坪、鸽坪、常沟、岩庄、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维持会”。大寨的大姓是贾家和赵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外来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日本人命令各村选代表，不然，就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不敢不选，但大姓人家谁也不愿充当伪代表这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村长贾泰元有粮有钱，他很清楚，日军来扫荡，吃亏最大的是他，找个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的人出面维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处。富人们不愿做，又必须做，于是，就把当伪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来户又是穷光蛋、既胆子大又能说会道的陈永贵身上。陈永贵此时虽说没啥文化，又势单力孤，但他明白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骂的。虽说这时的陈永贵谈不上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但他深受昔阳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早在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时就有参军的打算，只因八路军居无定所，他找不着。因此，对伪村长一事，他表示坚决不干，曾准备往解放区跑。就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个经常到大寨一带卖布、化名叫“老曹”的共产党人主动接近陈永贵，劝陈永贵说，当伪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这也是抗日。那时，陈永贵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还不清楚“从维持到拖延、从拖延到维持”的策略，但他觉得“老曹”的话很有道理，就满口答应，并和老曹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就这样，陈永贵于1942年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凭着不怕死的胆量和伶牙俐齿，当上伪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队”，糊弄着日伪军不要杀人，还真使大寨躲过了一些灾难。同时，他还谨慎小心地为八路军做了一些事，或通风报信，或掩护抗日干部。因为长期给我党偷偷做事，后来，陈永贵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送粮进城时被抓进了宪兵队，差点儿砍了脑袋，是他的妻子四处求情，最后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才将他保了出来。出狱后的陈永贵，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一次，他在街上卖烧饼，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拖扯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拦住他央求给口吃的。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让陈永贵动了恻隐之心，他二话没说，将十多个烧饼一股脑儿地给了这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一家人。而他的这一善举，立刻引来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丢了一份糊口的生计。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获得解放。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寨和其他老区一样，减租减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剥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依旧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迫切要求突破双减政策，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手段，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同时，为了正确指导群众运动，“五四指示”还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如：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等。1946年6月，太行区党委讨论了时局、土地改革及战争准备等问题，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月，昔阳县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寨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有条不紊，既轰轰烈烈，又不失原则。大寨近七成共400多亩土地和41间房屋、32眼窑洞、6头牛、6头驴，分给了原先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中农的利益得到合理保护，只有4户地主富农受到了限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改那年，赤贫如洗的陈永贵分到了贾登元的一眼窑洞三间房屋和13亩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块无需租种的土地。陈永贵和千百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当他看到昔日豪华气派的地主家院转瞬间易主，当他满面春风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时，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毛主席，穷人才有出头之日，才能过上好日子。从那时起，陈永贵就下定决心要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陈永贵作为13亩土地的主人，作为一个温馨三口之家的户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铆足了劲儿伺候着土地，发誓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征战，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在山西来说，虽然大多处于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但东大门娘子关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线，仍然为国民党阎锡山部所控制。陈永贵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前方战事倍加关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产党员贾承福、贾进才的家，他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想听听上级有什么指示，想看看村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做。为保护胜利果实，他多次要求支前参战。不久，“正太战役”打响，晋察冀部队向正太线中段蒋阎军发起攻击，给陈永贵支前参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陈永贵参加到全县一千五百余人的支前民兵队伍中。在平定前线，炮火连天，枪林弹雨，陈永贵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抢救了一个又一个伤员。由于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突出，“正太战役”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到了上级表彰。
在大寨住了13年的党报记者段存章在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一书中记载，昔阳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党员、老干部张怀英同志曾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他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可以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版的《陈永贵传》相互印证：1948 年秋季，区委秘书交给我几份申请入党的名单，我看了看，其中有陈永贵的名字。从 1947年冬季开始，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能吸收新党员，原来的基层组织也都停止了活动。从1948年7月开始吸收新党员后，其手续比过去严得多，必须有两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才能生效。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刚在区委传开，区政府一个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昔阳解放的秋天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批斗，他怎么能入党呢？”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划掉就算了。可是陈永贵就不同，他在我记忆里是一个不寻常的人。1946年春季，我调一区任区委会主任，我带着几个民兵到虎头山看地形，从山上下来走到大寨村的半山上，有一个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壮壮实实、身穿白布衫的人说：“张主任，你来做什么？”我说明来意，他边笑边指着虎头山给我说这里的来历和地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陈永贵，今年三十二岁。我跟他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聪明、诚实，讲起话来口若洪钟，叮当有声，虽然才进而立之年，但是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显然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以后，我一路想，陈永贵在村里是一个好劳力，到部队是一个好兵。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住宿情况，在县城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飞机大炮的根本原因。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战斗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了奖励。张怀英同志1926年8月生在昔阳县丁岭村一个贫农家庭。十六岁参加抗日活动，十八岁加人中国共产党，十九岁任区武委会主任，二十二岁任区委书记，二十七岁任县委书记。他有三个突出：读书突出，个性突出，本事突出。据张怀英自己说，一个人在领导岗位几十年办过的事难以记清，而他却有三件大事刻骨铭心，陈永贵入党这事就是其一。由此可见，抗日时期的陈永贵明明是接受我党地下党员“老曹”的建议，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他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伪代表后，也确实是“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为抗日出了不少力，后来还因此被日军宪兵队抓捕起来差点弄死，对于这些历史，党组织是有明确结论的，陈永贵入党时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历史虚无主义写手，怎么能信口胡诌、凭空诬人清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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