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9日,日本文部省审定了新版高中教科书。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关系日本国内政治博弈,更影响日本与战争受害国的外交关系,关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审定的教科书,在中国、韩国等邻国极为关注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倒退。
第三,此次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格外“关照”,事先向相关出版社提供编写指南,要求必须遵循,并主动提示编者应删掉或补充的内容,间接地注入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如文部省要求第一学习社修改《日本史探究》原稿“强征朝鲜人劳工”表述。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大量朝鲜劳工充当奴役性苦力,史称“强制连行”。韩国方面一直敦促日本政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但日本政府辩称两国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了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此次新编历史教科书将“强征”二字改为“募集”或“动员”,同样意在造成大量朝鲜劳工并不是由日本强行征用的假象。
历史和现实根源
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持续倒退,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源。
首先,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新冷战思维日益加强。安倍内阁成立以后,在对外关系上致力于将日本变成“正常国家”,企图修改限止其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的宪法第九条,有计划地配合美国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菅义伟、岸田文雄出任首相后,仍延续安倍内阁时期的基本政策,其主要表现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极其强硬;不遗余力地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在南海及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热衷于建立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四国联盟”,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右倾化的历史教科书政策,毫不顾及邻国感受,试图以此使右倾思想在青少年中得以传承和生根;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现行历史教科书政策是日本“新冷战”思维的组成部分。
其次,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在田中角荣、细川护熙、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相对重视营造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友好氛围,在国家层面对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多反省,推动了日本与中国、韩国关系的改善。然而,经过小泉、安倍内阁,日本政治日益保守化、右倾化、国家主义化,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对和平与道德的正义诉求。
再次,“明治史观”及编史传统影响至今。明治时期主流史观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存在普遍道德,侵略和殖民是近代文明的必然。这种逻辑产生了诸多错误认识:日本殖民朝鲜是合法的;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铁是经营而不是侵略;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时期百姓的大量死伤,是难免的”;等等。“明治史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凸显日本文明的“先进”和东亚其他民族的“愚昧”、“落后”。近代以来,白鸟库吉、稻叶岩吉等歪曲历史,为日本殖民朝鲜、侵略中国提供理论依据。日本现代史学仍然充斥着帝国主义历史意识与战争观念。因此,部分当代日本学者不反求诸己,而是“忿忿不平”:战争期间类似“随军慰安妇”、“强制连行”之类的行为“无关痛痒”,英美帝国也曾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国际社会为什么唯独对日本如此苛刻?
最后,日本极右翼势力企图淡化历史罪责。在第二次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中,极右翼分子把进步的历史观讥讽为“自虐史观”,认为“没有一处能使我们作为日本人而痛感庆幸的地方”,反而“在他国的抨击之下硬将屈辱的东西写入历史教科书中,强迫后代接受此种教育”。现在的一些日本年轻人不想“世袭”这种“历史包袱”,因此常说,“又不是我们新生代犯下的战争罪行,凭什么总让我们背负祖上们犯下的罪责?”他们对和平教育反感,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不想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沟通和对话,即使遇到相关矛盾也尽量逃避。年轻一代的上述心理和现状,正是错误史观长期泛滥所造成的。
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不断倒退,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波折不断,乃至陷入恶性循环。无论如何,日本右翼势力要清醒地知道,现在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日本惯用的外交游戏规则和历史编纂伎俩可以收场了。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原刊于《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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