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你只需要用垃圾信息搅乱一个国家的舆论场，提出足够多的问题，散布足够多的谣言，植入足够多的阴谋论，让这些国家的公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一旦他们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不再信任政治机构，人民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会有真理，我们就赢了。”有人说，奥巴马这段话是冲着普京和班农说的，把这说成“美国搞垮他国的套路”纯属断章取义。这等于说因为某人拿了根棍子揍了张三，所以棍子只能用来揍张三，不能用来揍别人。一个社会的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不再信任政治机构，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会有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认同、什么都不服从。“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认同、什么都不服从”意味着道德、意识形态、价值观、规则、权威之类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一旦没了这些，确保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权力体系还能维持吗？没了权力体系的保障，社会秩序不可能不崩溃，社会不可能不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就无法再当人而只能当兽——人与兽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是人能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生存，而兽只能靠向自然索取生存。创造财富必须有秩序。无政府状态下一切秩序荡然无存。没有秩序就无从创造财富，就无法靠正当劳动谋生，就必被生存本能迫使像野兽那样，吃现成的，抢现有的，只消耗不创造，只破坏不建设。只消耗不创造，只破坏不建设，凭直觉行事，按眼前的需要行事，按野兽的生存逻辑行事——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见利蝇蚁聚，遇危鸟兽散，否则就不能生存。无政府状态是逼人退化成兽、文明退化成野蛮的“逆向淘汰”状态——当兽不当人才可能生存，当人不当兽就得被淘汰。历史上天灾人祸大动乱无政府的时代，从来都是人性泯灭兽性横行的时代——人相抢，人相食，不抢人吃人就得被抢被吃；种庄稼等于等着被抢，活下来等于等着被吃；创造财富得不到保护，掠夺杀戮得不到惩罚；抢人吃人的不受惩罚，被抢被吃的不受保护，本质特征与兽无异。人从兽类进化到人类不知需要多少年，但从人类退化到兽类只需一瞬间。只要出现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哪怕是和平时期，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人就立刻从人变成兽。2022年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2010年柬埔寨金边踩踏事故、2010年德国音乐狂欢节踩踏事故、2003年美国芝加哥夜总会踩踏事故、2003年印度大壶节踩踏事故……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文化，只要是无秩序混乱状态，哪怕只持续短暂的瞬间，在场的任何人，不管多有学问、地位、道德、睿智、理性、风度，在此时此地都如同野兽一样，全凭本能挣扎，惊慌失措、争相逃命、狼奔豕突、抱头鼠窜、自相践踏、死伤狼籍、热锅上的蚂蚁、如鸟兽散、乌合之众……1、人在有秩序状态下才是人，无秩序状态下只能是兽。哪里出现无秩序状态，那里的人类文明就无法维持，一切建筑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东西统统失效；那里的人想靠文明理性生存也做不到，要生存就不得不向兽性的野蛮靠拢。也就是说，当人是有条件的，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无秩序条件下想当人不当兽也由不得自己。3、维持社会秩序是一个政权最起码的职责。不能维持社会秩序意味着不能保护人类文明，不能保护社会的人当人不当兽。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权没有合法性，不管它是什么名义、以什么方式产生——“独裁”还是“民主”，“君权神授”还是“一人一票”。4、无政府状态是最坏的社会状态。社会秩序再坏也坏不过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坏意味着部分人活不下去，无政府政府状态意味着所有人都活不下去。5、不能允许出现无政府无秩序状态，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政府和秩序再反动再野蛮不合理也不得改变。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制度是一回事，在“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制度”的名义下砸烂一切、制造无政府状态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在破坏旧政权旧制度的同时建立起新政权新制度，“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新秩序制度取代旧秩序制度，而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正如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脑指挥不动躯干，躯干不再服从大脑，社会瘫痪，政权分崩离析，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社会存在靠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秩序靠社会组织——政府保障，社会组织靠社会凝聚保障，社会凝聚靠社会的共同认同保障。要征服毁灭一个国家，不一定非明火执仗赤膊上阵不可。只要摧毁这个国家的社会共同认同，就使这个国家的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不再信任政治机构，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会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认同、什么都不服从”，就摧毁了社会凝聚。社会凝聚是社会组织的灵魂，摧毁了社会凝聚，就瓦解了社会组织——政府；就等效于对这个国家实行了“斩首战”，使整个社会组织瓦解。瓦解了社会组织，就搞垮了社会秩序；搞跨了社会秩序，社会必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仅意味着政权丧失了统治能力和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意味着这个社会里人类文明不再发挥作用，人们不再是人而是兽。既然是兽不是人了，那自然是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对任何外来入侵都毫无抵御能力，此时要征服奴役杀戮宰割轻松如狩猎，易如反掌。社会的共同认同属于“意识”。而这种“意识”从何而来？从长远而言，是“存在决定意识”。但就短期而言，特殊条件下而言，却可以“意识决定意识”——只要被无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真伪难辨的信息团团包围、没条件直接接触客观实际、没办法直接以客观现实为参照、没有时间思考验证的情况下，“三人成虎”“众口烁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之类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就会“意识决定意识”。脱离客观实际的“意识决定意识”，说白了就是诈骗，其本质是信息战：信息封锁、信息阻塞、信息欺骗、信息干扰、信息扭曲……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决定意识”叫招摇撞骗，国家战略层面的“意识决定意识”叫“舆论战”。舆论战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常见的大致有这几招：1、否定一切，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要么用市井泼皮的路数，跳踉大㘎、泼妇骂街、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诬陷诽谤、歪曲抹黑、造谣传谣、幸灾乐祸、冷言冷语、冷嘲热讽；要么玩弄文字游戏，如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断章取义、借题发挥；要么以“专家”“学术”的名义“科学地”否定；要么玩弄两面手法，“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表面上赞成，实际上反对，原则上拥护，行动上抵制”。2、煽动极端化狂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无限上纲——骂杀、捧杀、仇恨、盲从……3、用脱离实际的“绝对真理”误导欺诈、道德绑架。只要脱离实际，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剥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把真理变成谬误，就可以制造道德绑架蛊惑人心。比如，不顾实际情况把“讲真话”作为衡量是非的绝对标准——比如对新生儿父母说：“你们的孩子早晚得死”；对医院里的人说：“不管怎么治，最后都得死”；对饭馆里的人说：“不管吃什么，进去都是一样”；对女人说：“不管如何梳妆打扮讲卫生，肚子里照样臭”……又比如，教唆中国人不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而从外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用抽象的“普世价值”评论俄乌冲突的是非……这样的“讲真话”纯属误导欺诈。任何不以结婚为目标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脱离实际的“讲真话”、“讲道理”同样是耍流氓。4、胡搅蛮缠，歪曲性质，转移话题。如鲁迅所说的“帮闲”：“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5、以假乱真，让人们真假难辨，最后“假作真时真亦假”，什么都不信了。鲁迅曾以《推背图》为例说形容这种信息战技俩：“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6、选择性失明+灌输，对“自己人”的东西无限转发，对对手的东西要么全力封锁压制，要么全力网暴：造谣诬陷、死缠烂打、疲劳战术、烦琐哲学、“说不服，绕糊涂”……比如，对抹黑中国、美化西方的信息大肆宣扬，反之则只字不提，比如“穹顶之下”、“中国式过马路”、“德国抗洪神器”、“日本的工匠精神”、“美国香甜的空气……让受众在定向疲劳轰炸中不知不觉像实验室的狗一样产生条件反射，一提中国就满脑子负面印象，一提西方就满脑子正面印象。7、制造海量垃圾信息充斥人们头脑，如鲁迅所说：“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英雄枯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在同一天，知名艺人爆料新闻炸翻娱乐圈；苹果新产品发布会新闻炸翻果粉圈；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完成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试验的新闻在网上一片沉默……“意识决定的意识”经不起实践检验，只能得逞一时，一旦遇到真实客观存在马上灰飞烟灭，但用来搞阴谋已经足够了——电讯欺诈、拐卖人口、“自由选举”、“颜色革命”……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决定意识”，都是同样目的：用意识使受害者在最关键的瞬间产生自己需要的意识。至于受害者事后恍然大悟、悔恨交加，那都无所谓，反正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蒙古人从小就学会了骑马的本事，资本主义从娘胎就练出了“意识决定意识”的能耐——商品经济，推销第一。推销离不开广告。广告说白了就是“意识决定意识”的技术+艺术。要推销成功就必须吃透受众的心理变化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对“意识决定意识”的技术+艺术和受众的心理变化规律早就炉火纯青了。这套本事用于推销商品就是广告，用于推销政客就是“自由选举”，用于搞垮敌手就是舆论战，一鱼三吃，万变不离其宗。广告型“意识决定意识”的技术+艺术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道行不够根本招架不住。古代搞舆论战要么靠文人，要么靠宗教，手工作业，口口相传，效率低下，死角不少。如今不然，资讯发达、信息爆炸、节奏迅速、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滔天洪水般信息观点团团包围，信息战的天罗地网已经将整个地球一网打尽，没有死角，没有喘息思考的机会，“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技避造谣”。个人的血肉之躯抵御不了强大的物质机器的硬暴力，个人的思维意志同样抵御不了强大的舆论机器的软暴力。孙悟空再能折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匹马单枪凡夫俗子的普通人更不用说，再拼命挣扎也逃不脱强大的资本驱动的宣传机器的摆弄，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想什么、不想什么，都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人牵着鼻子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强大的国际资本完全有能力利用这样的宣传机器发动舆论战，做到使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不再信任政治机构，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会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认同、什么都不服从。而只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对整个国家政权实行了“斩首”，就能导致社会大动乱的无政府状态，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苏东风波”“阿拉伯之春”……不发一枪，不折一兵，光靠摇唇鼓舌舞文弄墨的舆论战就让一个又一个物质力量无比强大的国家甚至是超级大国自我崩溃，飞灰烟灭。这些在过去难以想象的东西，如今已经司空见惯。可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时代，通过舆论战进行国家层面的“斩首战”已经成为常态的战略性武器。舆论战是以言论为武器的战争行为。目的只有一个：搞垮政府，摧毁社会，制造无政府状态，一切都为使整个社会的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对自己的领导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体，不再信任政治机构，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会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认同、什么都不服从。而只要摧毁颠覆了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意味着建立在这核心价值上的一切存在、一切规则都站不住脚，意味着社会大地震、大动乱。比如，如果否定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这些中国社会的要害，那就意味着现在中国的一切都得推倒重来，大混乱必然不可避免。同一件事，如果就事论事、双向沟通、不预设结论，那一般是言论自由；如果专门在公共场合借题发挥、单向灌输，不管直接间接最后上纲上线到否定足以颠覆社会的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舆论战。
比如胡鑫宇事件，就事论事的各种报道、追踪、猜测等等都属于言论自由，而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把问题往“警方敷衍塞责”、“包庇凶手”、“地方政府流氓化、黑社会化”之类上扯，等警方给出结论又散布怀疑情绪，没词了还要倒打一耙说这是因为“政府公信力丧失、无论说什么做什么社会都不信、都给予负面评价”，是“塔西陀陷阱”，等等，把一切都上纲上线为“体制问题”，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舆论战。西方国家发生类似胡鑫宇事件时，媒体舆论同样会热议，同样少不了阴谋论之类，但见过多少上纲上线说是体制问题的？说是“言论自由”，但见过多少质疑或否定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大陆的合法性、美国反抗英国、独立建国的合法性、美国宪法的合法性、美国两党制的合法性、对外战争合法性、指责资本体制、怀疑犹太人的“言论自由”？有人试图学中国的×方来个“纽约疫情日记”，没几天就死于车祸，之后再也没见人写了（中国的×方可一直活得好好的）。善玩舆论战的对舆论战和“言论自由”的区别绝对门儿清。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外来舆论战要通过内应起作用。没有来自中国内部的大批内应绞尽脑汁的翻译、发挥、鼓吹、宣扬，外部发动的对华舆论战再深思熟路精巧绝伦，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也不过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杂音鬼画符，半点作用也不起。因此，对华舆论战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内应。粉碎对华舆论战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坚决彻底及时地消除这些内应。中国内部充当外部对华舆论战内应的必同时符合如下两条：第一、必是文人。不一定是学文科专业的，但必是整天搞社科人文意识形态吃舆论饭的，包括在社会舆论界“引领潮流”的“意见领袖”、“流量明星”、“自媒体网络大V”之类。第二、必自命“高等”。他们直接间接地抬高自己，如“高等”、“优等”、“精英”、“高贵”、“睿智”、“上智”、“高素质”、“高学历”，同时直接间接地贬低别人，如“低等”、“劣等”、“糟粕”、“垃圾人口”、“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劣根性”、“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愚民”、“刁民”、“屁民”、“人渣”之类。“必是文人”这一条很显然：舆论战舆论战，只有吃舆论饭的文人才有条件干。其他行业的整天都得忙自己的正经生计，哪有条件全天候全神贯注搬嘴弄舌舞文弄墨操纵舆论？但不是所有文人都有吃里爬外给外部势力对华舆论战当内应的利益需要，只有自命“高等”的少数文人才有。文人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傲视别人之类是一回事，自命“高等”是另外一回事。前者还可以说是个人的品性问题；但只要自命“高等”，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三大要害原则的宣示：第一、划分阶级：宣布人分高低贵贱，按“高等”与“低等”分属于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的贵族群体与贱民群体。“上”与“下”、“优”与“劣”是对立统一。抬高自己本身就是在贬低别人；同样，贬低别人本身就是在抬高自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宣布自己“高等”，就是在宣布别人“低等”。反过来也一样：宣布别人“低等”，就是在宣布自己“高等”。不管直接间接，不管用什么措辞，本质都一样。第二、明确阶级关系，宣示游戏规则：只能是“低等群体”为“高等群体”服务，决不能是“高等群体”为“低等群体”服务。这是不叫阶级压迫的阶级压迫，不叫专政的专政。文人且自命“高等”，意味着把自己划归贵族，同时把构成经济基础的工农百姓划归“低等”的“贱民”群体。这不仅划清了阶级界线——“物以类聚，人以分”，非我同类，耻与为伍；而且自己赋予了自己支配“低等”群体的特权。毛主席曾说，政治上看一个人，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文人而自命“高等”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就给自己定了性。这个自命“高等”的文人群体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称呼：“公知”。只要同时符合这两条，就是“公知”，就有充当外部对华舆论战内应的利益需要；只要是“公知”，就必然绝不为经济基础服务，而只让经济基础为自己服务。文科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正当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搞上层建筑的如不为经济基础服务，就不能靠为经济基础服务生存，就必须靠让经济基础为自己服务生存。为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承认自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就必须认同为工农等一切从事经济基础的普通老百姓服务。而这对“公知”而言就意味着让自己这“高等”群体为工农老百姓等“低等”群体服务。这是自命“高等”的“公知”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公知” 决不肯为经济基础服务，而必须让经济基础为自己服务。而只要是经济基础为自己服务，那经济基础就必须服从自己的利益，利益矛盾时必须牺牲经济基础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公知”必然成为对华舆论战的内应，因为“公知”有与对华舆论战的追求完全一致的三大利益需要：文人是吃主观宣扬饭的。主观宣扬需要三条：与众不同，重复或雷同的东西不值钱，卖不出价；不容置疑，如果自己那一套无人相信，则自己将丧失存在价值；不被无视，如果自己一套无人问津，就意味着丧失市场，丧失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必须与众不同，所以必须标新立异毫无禁忌，对自己的发挥就不能有任何限制；因为必须“不容置疑”，自己就必须被认为“一贯正确”，就不能被追责；因为必须“不被无视”，自己就必须有权随时随地随便发挥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不必承担后果。三条加到一起就是：文人的利益需要不受任何制约、不承担任何后果责任的主观宣扬——“绝对的言论自由”。“公知”需要的“绝对言论自由”正是对华舆论战必须的——对舆论战的任何抵抗都是“破坏言论自由”、“破坏人权”；要确保这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就必须任凭对华舆论战肆无忌惮。这就为对华舆论战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公知”的最爱是“个体高于整体”，“绝对个人自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类天性”，“为集体牺牲个体违背人性”，“自由是人类普世价值”，“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社会主义、似是而非的空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公知”的这些最爱是“只要经济基础为自己服务、自己不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一关系的必然产物。这个关系是单向的、不平等的关系，是寄生与被寄生、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寄生者不会认为自己是被寄生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会从被寄生者的利益需要出发考虑问题，更不会在乎被寄生者的死活，无非不行了就换马，只要确保自己能继续寄生就行。为了确保自己能寄生，就需要把自己的利益需要说成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需要，让被寄生者相信：符合寄生虫利益需要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就是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需要的“普世真理”。（同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只有寄生虫这些“高等人”才算人，只有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才算数，才是代表所有人共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所以叫“普世价值”。其他“低等人”不算人，不配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所以就有了“个体高于整体”、“自由是天性”之类“普世价值”，真正意思是“寄生虫跟被寄生者是一家子”，“寄生虫吃饱，被寄生者才能好”，“为寄生虫着想就是为被寄生者着想”，“妨碍寄生虫的寄生自由是‘违背天性’，‘破坏普世价值’”。“公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们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于寄生虫与被寄生载体的关系。他们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的成员，所以一切都只从自己的寄生利益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的总体利益角度看问题。但他们却把自己的私利说成是大体系的利益。只有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个体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才会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的总体利益角度看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规律：体系是无数个体按一定秩序的有机构成。没有秩序不成体系。现代经济和现代战争一样，都是体系对抗。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空军司令亲自驾机起飞作战，以个体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北约的作战体系，结果一上天就被击落。体系面前，个体无比渺小，技术再强、装备再好也不管用。没有体系，个体什么也不是。体系完了，个体也好不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海船倾覆了，船上的人再健壮又如何？——看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的难民：国家没了，个体再豪富也顷刻一无所有。明末东林党“藏富于民”，南方“小河”满满，举国“大河”枯干，等李自成打进北京了，崇祯自杀了，明朝灭亡了，满清入关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沿海一律无人区……“藏富于民”藏住了吗？大河完蛋了，小河再满又能如何？体系安全，个体才安全。因此体系内的成员必须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公知”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当然不肯从大体系整体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对“公知”而言，要害在于能寄生，至于经济基础这个大体系的好赖存亡无关紧要。为什么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民国在“公知”口中笔下却是充满浪漫谧静的田园诗般的“民国范儿”？因为那时的“公知”有特权，能活得滋润，所以说民国好，不好也说好。“公知”的这种利益需要又是对华舆论战求之不得的：只要“个体高于整体”，“绝对个人自由”，“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之类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横行，还愁社会凝聚不瓦解、组织不涣散吗？鲁迅说：“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公知”也如此：自命“高等”是用嘴赋予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但要把这嘴上来的特权变成现实的特权就不能靠嘴，得靠物质的力量——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得到权力就是范进中举，得不到权力就是孔乙己。只要把权力产生的游戏规则变成主观忽悠的大比赛，“公知”就稳操胜券获得权力；所以“公知”整天拼命鼓吹两大忽悠：第一，比用笔忽悠——“文凭主义”、科举制；第二，比用嘴忽悠——“自由竞选”、“宪政民主”、“多党制”。“不破不立”，“公知”要确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就必须否定妨碍这些游戏规则的一切，所以“公知”要否定中国的一切，大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爱国贼”……这一切正是对华舆论战大肆宣扬的，里应外合配合得天衣无缝。“公知”这样做并非巧合，而是蓄意为之——中国现在的政治游戏规则使“公知”无法靠主观忽悠获得政权，所以他们要毁掉它。但“公知”没这个力量，没这个胆量，更不肯承担这种牺牲，所以要“借刀杀人”，“迎外以安内”。正如鲁迅说的：“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同样，“公知”们不甘让“低等”的老百姓当家作主，索性请外国人来搞垮中国，在中国实现“三百年殖民地”，自己当“带路党”、“儿皇帝”。虽然在外国人面前是奴才，但在中国人面前却是主子，仍然能享受特权。存在决定意识。“公知”的三大利益需要决定他们一定要自觉充当外部势力对华舆论战的内应。“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跟境外势力对华舆论战的里应外合不遗余力歇斯底里：你“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偏“以颜色革命为纲”；你“不折腾”，他偏“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期望中国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看看苏联崩溃、南斯拉夫解体、科索沃战争、“颜色革命”、“伊斯兰革命”、俄乌冲突……岂止是“血斑斑”，完全血流成河。那么多杀戮，那么多流血，都是从“书生议论”开始。虽然起初似乎是人畜无害的“空议论”，架不住日拱一卒潜移默化，“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斧断，水滴石穿”，量变引起质变直至天塌地陷。“公知”最大的要害是自命“高等”。自命“高等”意味着不仅在心目中，而且从理论上认定自己的命贵，别人的命贱。这样的人会在乎别人的死活吗？谁会愿意自己的老板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的人？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命运由不在乎自己死活的人来支配？允许自命高人一等的人当权，就等于授权草菅人命。允许“公知”得势，就等于举国自断经脉。常规战是有形战争，舆论战是无形战争。有形战争有明确的开战停战，因此还有停火不打的和平时候。无形战争没有明确的开战停战，从无停火，永远在打。就在此时此刻，号称“和平状态”的国家有几个是不处于无形战争之中的？有形战争的破坏有限，往往看得见摸得着，相对容易预测预防。无形战争的破坏无穷，往往看不见摸不着，更难预测预防，往往更致命。前苏联军事力量超强，对有形战争的防范堪称固若金汤，却被无形战争的被舆论战兵不血刃一枪未放就搞垮了，足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毫无用武之地。二战以来，大国中被外来军事力量消灭的有多少？被舆论战消灭的又有多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前苏联的例子证明舆论战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军事侵略。“巩固国防”决不仅仅限于军事建设。只防范有形战争不防范舆论战如同只埋头建设马奇诺防线，顾头不顾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从战略上把舆论战置于与国防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像防范外来军事入侵一样防范对华舆论战。明确宣布一切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否定攻击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旨在搞垮政府、摧毁社会、制造无政府状态的言论都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舆论战。舆论战是战争行为。为对华舆论战充当内应是叛国行为。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舆论战的首要问题。凡为境外势力对华舆论战充当内应的“公知”就是敌人，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对此需要毫不含糊明确规定。道理很简单：有机会掌握枪杆子是一回事。如果这有机会掌握枪杆子的人鄙视歧视敌视国家或老百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样的人用手里的枪杆子向国家或老百姓开了火，哪怕只开了一枪，那也应立即定性为敌人。同理，有机会掌握笔杆子当文人是一回事。如果这有机会掌握笔杆子的文人鄙视歧视敌视国家或老百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这样的人用手里的笔杆子向国家或老百姓发动攻击，哪怕只有一次，那也应立即定性为敌人。既然是敌人，那就需要按敌人对待，标明“敌人”，平时严控，战时严惩。要有效反制舆论战，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避免漏网又避免无限上纲导致冤假错案，需要举国一致的专门机构统一领导，确立统一的标准，建立统一的公开言论数据库，把文人的一切公开言论全部统一记录在案永远保留，利用大数据技术鉴定具体的某言论争论或某转发是否属于舆论战，具体的某人是否敌我矛盾。如果对充当对华舆论战内应的罪犯像刑事罪犯那样，等得逞后再量刑惩办，那实际结果就是无法惩办——没得逞时没法量刑，得逞则意味着已经天下大乱，还谈何惩办？搞垮前苏联的那些“公知”受惩办了吗？结果就是充当对华舆论战的内应实际不受惩办，0犯罪成本，变相受到保护。这样一来，这些内应怎么可能不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无比嚣张？
对充当对华舆论战内应的罪犯不能不惩办，也不能按刑事犯罪的路子办。其实也不难：情况不允许时（如战时或紧急状态下）按公然煽动暴乱处理，情况允许时“缴枪”完事。玩枪杆子的缴了你的枪，不让你有用枪杀人的机会你就无害了；玩笔杆子的缴了你的笔，不让你有用笔杀人的机会你就无害了——不许再当文人，不许再吃上层建筑的饭，从此只能到经济基础里讨生活，想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也不行了。这是惩办，但又不必“杀、关、管”。拿枪的敌人放下枪投降就不再是敌人。普通刑事犯如果改邪归正不再犯罪，对社会就不再构成危害。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一般是有形有限的。而拿笔的敌人造成的破坏是无形无限永久性的。即使放下笔，先前制造的谬论照样存在，照样可以发挥破坏作用，照样会对社会构成危害。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劣等文化劣等人”，“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等。“公知”猖獗已久，门徒盈市，流毒浸透全社会。在当前世界风云变幻黑云压城城的情况下，要守住阵脚粉碎内外敌人的里应外合，就必须彻底清理门户、分清敌我、肃清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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