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书房读书

书房中有几套名家文集，我最喜欢的还是六大本的《邓伟志文集》。

我与邓先生相识多年，他是著名人士，却从不摆名人架子。他是民进中央副主席，我们曾称他为“邓副主席”。我在报社工作时，曾得到他的多方支持和帮助，约他写稿，他总是有求必应；我倾心书斋文化，他慨然题词相勉励。有次，应《杂文报》之邀，在杭州开全国杂文研讨会，我有幸与他结伴同行，又同住一室，常常相谈至深夜，使我获益甚多。因他是名人，四方报社、名家登门拜访、约稿，我因此借光也相识了一些文坛名家，约来了好稿，为我负责的版面增光不少。

近日细读了邓先生的《文集》，使我更增添了对邓先生的敬重之情。这套《文集》，最大的特色是敢摆真相，敢讲真话，有真情实感。他说：“学者只对真理负责，除此而外，皆等而下之。”一般人编《文集》，大多是精挑高质量的文章，邓先生的《文集》，“不是从文章质量上考虑的，纯粹从能不能代表各个时期的思想倾向上取舍的。”粗看感到不可思议，这不是要出臭露错了吗？细想这正是邓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广播稿、有墙报稿，有公开标明“此文有错”，在反右文章后，甚至注明“此文署名左子，意为左派分子”等。只要能代表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的，原文照收，在观点上一律不作修饰。“我就是我”，这就是邓伟志！“在我看来，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了。”因此 ，他的《文集》，虽只选了他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

“只对真理负责”，就要不怕压力，不怕打击，敢于有感而发，亮出真相，讲出真话。对于现代作家曹聚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省文联主席斥为“反动文人”，邓先生在《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中，敢于亮出观点说“以偏概全不对”，为此被人告到顶头上司那里。对于柯庆施，文革结束后，政治上名声不好，说他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邓先生不人云亦云，敢于站出来讲真话，以事实服人。像这样的事例，《文集》中不胜枚举。同时，他又提出“理论家的使命就在于创新”，几十年来，他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的观点，为此招来了好多批评，他自己也一度成为争议人物，但他此心不改，依然故我。邓先生在为我杂文集《人生畅想曲》作的序中说“我向来主张写杂文要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其实邓先生的《文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邓先生写过一篇《示儿——假如我死了》，类似遗嘱，交代自己的后事：一、不要墓葬，二、不要立碑，三、遗体献给医科大学，四、我如患绝症，请医院对我执行“安乐死”，五、讣告的范围就是一二十人。这五点是硬性的，最奇的是还有个软性的希望，“就是在我死后在家里开个小型庆祝会”，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这是我所看到的“遗嘱”中最奇绝的，也是让人最为敬服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邓先生之所以无所畏惧地“只对真理负责”，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只对真理负责”，我们今天就是要提倡这种精神！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原刊于《静安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