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从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视和倡导。一直以来，我们不缺从1-100的积累性、应用型创新，缺的是0-1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的创新，或导致一旦形成外在环境的封闭和围堵，其后果将难以预料。如果在科技创新上没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单凭体量“虚胖”，很难在未来竞争中立得住、站得稳。

从清末开始，我们学习“西学”特别是其中的科技知识。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学习和跟踪，现在有条件进入独创阶段。如何在宇宙、生命、意识本质等酝酿革命性突破的问题上，开辟出新空间？如何在吸收人类科学与哲学优秀成果基础上，发挥我国传统科学、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李约瑟肯定了中华有机形态的科学观，认为它对未来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西方与人文割裂的机械自然观，难以兼顾生命自身的价值理性。而有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把生命作为中心点，不违背人类乃至万物生发的规律，且以有机系统的立场看待宇宙，“万物并育而不相悖”，和和共生，共同沿着各自的“道”有序演化。

假设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当后世人们反思我们今天引以为自豪的西方科学技术形态时，或更能冷静评价之：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毁灭这种文明的手段。看起来合乎理性发展的“科学”，其实犯了“方向性”引领的错误。惜乎人类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亦作为同类更大规模相互厮杀的武器。目前智能化科学技术、生物合成技术等应用一旦无节制地展开，不确定性的命运伴随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科学研究已经踏入人文价值界域，不得不深入关切探索的前提与方向。195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联名发表《迈瑙宣言》，指出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时，也在向人类提供自杀手段。为何而创新？需不需要价值的内在引领？

党的二十大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在科技战略规划、科技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势在必行。“守正”即深具价值规范、引导功能，符合科学人文化方向。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既创领了新的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关联：工具理性反对价值理性，成为脱缰的野马而不能自控。“求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性传统，须用“求善”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尤其是中国）价值传统来校正，或可避免愈陷愈深的现代文明危机。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要遵循一定价值理念、行为规范。2020年我们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还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都在给科学注入价值，以使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结合、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使人们在研究、探索自然时，顾及人的价值选择，故“人文性”非常突出。确有对科技“有机械必有机心”的担心，“奇技淫巧”的观念亦不利科技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反映了对科技误用的人文节制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确定和不断强化，对古代科技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导、制约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着以服务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

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看作近代科学失败的原型：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产生来自西方的科学范式，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深入不断的反思、对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学发展新的模式正处于历史建构之中，道德与科学结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导科学理性，无疑将成为以后科学建构的基本思路。重大科技创新应该密切关注人类社会长远的价值需求，尽力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尤其在可以预知的发现、发明之初，不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让人类充分见证了这个“魔盒”的威力。不关注价值方向的引领，所谓创新愈多，或则危害愈深。影响乃至改变这种路径依赖，“以善统真”的中华科技理念、中华人文思想大有可为。

马克思从坚持人与自然、社会、自我根本统一的信念出发，强调“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至于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出——应该是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为综合的、整体的大科学。近代科学应用于技术生产的非人性化，表明它是和这个时期的制度阶段相适应的。而未来科学转化应用于技术生产，要“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一切最终是建立在既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涉及“意识本质”乃至“生命起源”的整体科学基础之上。因此，关联制度的人文视野的扩展，与科学方向的内在定位相连，中华独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预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爱因斯坦惊奇于中国古代贤哲既缺乏西方科学中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又没有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却在技术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思维在支配着？

实践适用理性思维。“实用性”“实用理性”等观点，遍布学界对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论述之中，有学者甚至将之直接看作是“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实用科技观”。我主张以“适用”来替代之。因为“实用”带有强烈的功利化色彩，中性之“用”亦有可能将科技导向危害社会方面的歧途。鉴于我国古代科技强烈的人文倾向，以人文道理支配、控制科技之运用，令其适于社会正当之“用”，故称之为“适用”更为恰切。

注重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早期科技水平和能力（今天来看应用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问题在于，过分注重科技的功利化运用，导致抽象理论思维的不足（我国古代科技成果绝大部分集中在“技术”上），亦使处于经验观察阶段的“实验”无法逻辑系统地贯通起来，上升为基础普遍性的数理规律，从而造成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当然，这也与我国古代思维缺乏严密逻辑、公理化演绎有关。值得警醒的是，近现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科学以“救国”“兴国”理念固然高大上，但有可能恰恰忽视了基础研究“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等内因。未来科技创新如何处理好“用”与“无用”（短期看似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然科学与实验、实证联系在一起，故近代西方科学可称之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但“实证”在中国文化里除了观察和实验，还有另外一层内涵。比如，高攀龙言“此中境界无穷，阶级无穷，非实修实证者”不能了解这一心性修为过程，这里的“实证”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就是通过认识、强化、更新自身生命历程，从而认识、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大自然属性的方法。它和注重改造外在客观世界的西方观念迥异，也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向外拓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是“求诸己”的过程和方法。将来科学的创造性思维，未尝不可把内外向实践方法结合起来，如欧文·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指出的：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为未来人类进化指明道路。

直觉灵感整体思维。普遍性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表现为“逻辑的中断”，直觉等非逻辑因素在思维发生跃迁和质变中似乎更具有决定性。“我信任直觉”，爱因斯坦这句名言为人熟知，但他无法以逻辑语言一一揭示“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发明大师爱迪生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后半句的转承：“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我理解，99%基本上是逻辑积累，真正的突破或者说质变，来自1%灵感的飞升。

对直觉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认识能力、一种认知过程，可以洞察自明的普遍真理的申明几乎贯穿整个西方科学和哲学史。不过，许多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无法揭示直觉尤其是灵感的发生机理，而将其归结为上帝的神秘启示。倒是我国古代《管子·内业》对此较早作了无神论的解读：“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可见，管仲认为直觉并不是神鬼的作用，实际乃人的精神功能高度整合的结果。与古希腊人发明公理体系作为直觉运用的经典例子一样，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活动包含着大量基于观察经验的直觉思维的运用。西方强调的直觉，多赖分析的方法，而我们则与事物的整体性关联。直觉知识和方法论甚至在宗教或艺术哲学中推到了最高峰，比如道家的“玄览”、禅宗的“顿悟”、山水画的“意境”。此外，这种方法的开拓与掌控，还与精神方面的内修相关。如《荀子·劝学》中指出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点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获得，如圣人般心灵（慧眼）就具备了。《管子·内业》中说，“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一个人的大善心、大胸怀、大境界修成了，他的创新性智慧就自然流露出来了，万事万物的规律、道理即显现于其精神世界而处理得宜。

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的进展，人们对大脑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关于智力的创造性开发，提出了“右脑工程”之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右脑记忆量是左脑100万倍。《脑内革命》一书的作者日本春山茂雄认为：右脑是祖先脑，储存了人类500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赋予人以直觉、灵感、顿悟、创意等，信息量更高，为左脑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研究表明，即便如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生开发的潜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仅有3-5%。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爱因斯坦在“关于数学领域的创造心理”这封给J.阿达马的信中指出：“我以为你所讲的完全意识是一种永不能完全达到的极限。我以为这同那种被称为意识的狭隘性有关。”可以设想，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识的狭隘性”，开发20-30%甚至70-80%的大脑潜力，或许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完全改观。人类将打开直觉和灵感的神秘大门，真正创新的涌流不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探索了一条由知内达外的思维途径，或能给我们诸多启迪。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话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修养认知主体本身，决定着能够获得客体真知的层次、深度和广度。又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通过解除主体自身的障蔽，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知。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与科技的高度统一性就有了现实的根基。

20世纪以来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弥补了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短板，但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特殊方法，像西方文化中同样重视的直觉和灵感等创造性思维（属于非理性内在体验过程）则无法复制。不能学了别人的长处，把自己的优势丢掉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运用这些特殊方法我们往往更多体现在人文艺术、个人修养、宗教文化领域，如果能够总结其中的经验乃至规律，将之广泛推展应用于今日科技创新，或能大大提升人才创新性思维的开发。“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世人一般将“全知全能”赋予上帝和神明，但马克思说，“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只要唤起人的自觉，开发出人固有创造潜力，灵感甚至能自觉运用，人就有可能内在地具有象“神”一样的本领（当代智能化实践已经外化实现了很多这方面的能力）。

类比类推意象思维。类概念是逻辑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根基。它以事物或现象间属性异同为依据，发展到两类事物间的比较、同类事物间的推理。有学者指出，“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史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但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中国古代推类方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将某个研究对象同已知事物的属性进行对比来推出结论，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由已知事物推移到未知事物上，扩大了认识范围。在对比中启发、爆发思想火花或灵感，产生创造性的思想。通过类比推理，不仅使思想、进行说服教育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在仿生学领域曾做出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是古代中国科技研究方法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天文、医药、农学、化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运用。所谓“取象”，乃指从事物的形象(包括属性、形态、功能、系统等)中找到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比类则是通过类比、类推的方法，探索已知之象与未知之象存在的共性，进而找到相关事物的特性。这一科学方法辅有形象、直观、感性的图像、符号以及数字等象数工具揭示客观事物规律，通过象征、类比等途径把握世界联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以物象之‘象’为中心，以时间流变的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类’为基本的逻辑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取得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科学革命”。

把一切都习惯于比类阴阳五行及其变化关系，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度发展。象征性思维的意会性、模糊性妨碍了向高度思辨阶段演化，其结论的或然性更是遭到现代很多逻辑研究者的批评。但这并不是说，类比推理或推类逻辑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就失去效用。恩格斯即肯定了辩证法的这种功能：它“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2016年11月9日，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指出，以归纳法和演绎法为支柱的逻辑体系只包含了从特殊到普遍和从普遍到特殊的推理，需要补充从特殊到特殊和从普遍到普遍的推理，中国传统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类比推理和互补推理恰好能弥补形式逻辑的这种缺失。

类比中的意象思维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形象元素。即使在高层次的理性思维中，也会时断时续、多多少少地借助于或者不脱离形象。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在任何富有成效的科学思维中，不仅某种东西必须从我们丰富的、但多少有点模糊的直觉图像中抽象出来，且被当作人类抽象能力的成果而建立的某种概念到最后也往往变成了我们直觉图像的一部分；从这种新建立起来的直觉中，人们可以继续作出进一步的抽象。与形象思维的具体“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具有某种程度抽象的、模式化了的“形象”，可称之为“智力图像”。这一切可概括为“想象力”。有调查显示，我国教育培养的孩子在国际比赛中显示了惊人的计算能力，而想象力、创造力的排名却比较靠后。如何汲取并借鉴我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强化想象力在科技创造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纵观科技史上两次大的科学革命以及之后产生的技术革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等基础概念的变化，进而带来人类哲学观的进步、科技层次的飞跃。“一切真正原创的知识，都需要冲破现有的知识体系”，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究竟还有多少能够启发“人类新文明”的元素？

关于物质层次的新假说。这里所说的“层次”不是一个序列下的系统分层，而是基本物质的种类划分。在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中，科学对有质量的物质以及无质量的能量研究比较透彻，但对信息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分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在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唯物论就不能存在下去。说明信息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一种全新实在。物理学家惠勒甚至提出，现实性的基础可能并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可以说是信息。我国学者创造性地作出了三层物质理论假说——一是具备理、化特征的实体物质层面，指原子以上至宏观实体物质直至人，以质量为存在形式，能量、信息寓于质量之中；二是以能量为存在形式，质量（处于隐微状态）、信息寓于能量之中，如电磁场与引力场；三是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质量、能量均处于隐伏状态。且三层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与西方强调“信息”横断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发展了对信息作为时间延续属性的功能性认知，将“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科技公认的“气论”基础结合起来。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气”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而且有真实的客观存在性。思想家们认为，气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原，人赖之以生、物赖之以成，无论是儒、道、医、兵、法、农等各家，还是文学、艺术、技艺等领域，无不烙下“气”学的印记。古人对气的作用做了方方面面非常深刻的论述，但对气的实质没能做出精确的阐释，致使现代人究诘“气”是什么？可否为真实存在？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流动的物质；气与近代物理学所谓的场有近似之处；水火草木各类动物都属气，气指有广袤能运动的存在；一切物的构成材料，则谓之气，气是万物本原；气是中国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关于第三层物质（信息或气）向第二层物质（能）、第一层物质（质）的转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验，比如第三层物质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还有向农业延伸的对比实验（均属于“第三层物质”的存在性验证，且有向生产力转化之趋向）。“科学发现是有关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邪说’”，从学术探讨出发，我们应大力促进这些基于中华科技理念又结合现代科技作出的假说验证。

关于意识本质的研究。西方哲学、科学一直采取对意识从外向内的研究途径（体现在脑科学的进展中），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一般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认识一个事物，我们用来测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确于被量度的对象才能有效。人的大脑作为宇宙间最为高端复杂的物质，即使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难弄清其机理功能。广义进化论分析了现代科学研究意识的方法论误区，认为要揭示意识本质，我们面临着人类科学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提出了“意识转换状态”“变更的意识状态”“意识的非常状态”乃更根本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常态意识的“超意识”）。它特别推崇东方古老的“体验”和“反省”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概括为中华文化反求诸己的“内向性”运用意识的方法论，这与现代科学成熟的外求法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

研究信息这种实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思想和大脑、精神和物质的相互关系。上面提到的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三层物质假说还关联着对意识物质性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可能性。由于哲学上我们很难确认意识的物质性，对之展开实质的研究遭遇到极大困难。意识成为意识研究的客观对象，意识成为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具体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这和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及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并不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对有关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留下了许多原则性论述，认为意识除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机能”“内部状态”，还是最高的“产物”。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特地明确指出，“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实在模式，它把意识作为一种基本的实在包括在其中，要像时间、空间和物质那样基本，也许比它们更基本”。现代科学以实证方式肯定了精神现象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事实。承认脑和精神的相互作用，是当代脑科学共同的研究纲领。

问题在于，我们要另辟蹊径，发挥自己文化蕴含的特殊方法论优势。张岱年先生同样指出，唯物论以为气是最根本的；气是无生命、无意识，而为生命和意识的基础；所谓气，泛指一切状态，物质状态是气，精神状态也是气。他从哲学层面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气与精神（心、意识）的物质属性。“气学”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和方法，与人之“神”有深刻的互动影响。这一点根本无法融进现代西方科学体系，当把基于某种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时，很有可能就将中医药学看成是“唯象科学”“前科学”，甚至被有些人污为“伪科学”。具有千百年实践的验证，有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就是“科学”；谓之“古代科学”，并不否定它的现实作用。中医药学属于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从今天来看，乃具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才能推动其发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滞其作用的发挥。“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不掌握中医药学文化这把“钥匙”，不在新的层面认识和理解生命，就无法真正打开中华文明宝库。运用多学科方法开展心藏神、气的防御作用等中医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现象的原创理论研究非常必要。超越养生和医疗并逐渐形成的中医哲学、中华哲学理念，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科技的重大突破，意义不可小觑。

那么，中医药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呢？“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它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对“气”的奥秘的根本揭示，关联着对“意识本质”认知的深入推进，关联着新的物质层次的假说建立，关联着新的时空观的革新。人文本位传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着特殊影响，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所特有的以人的生命和身心性命修养为研究重心的科学传统。李约瑟把中华科学技术反映的世界观称之为“有机的自然观”，尽管这一表述有相对西方“机械自然观”的语境，但客观上透露出，“有机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关照生命的、不危害生命的科学技术，形成的是系统整体的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的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大量身心健康养生的内容，可能远远超出了“中医”的范围，如果结合这些基础性观念，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加以挖掘、创新，带来的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文明的提升。

（作者系天津大学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