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同时也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他和那些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理当受到我们世世代代的景仰和爱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对我们的英雄心存一份敬重，这是不可触碰的道德底线，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尊重。
一、敌对势力对我国搞“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就是拿我们的领袖和英雄开刀我们为之自豪和敬仰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作为主流价值观重要内容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难道到了需要理论捍卫的程度了吗？此话绝非危言耸听。一段时期以来，有人借助我国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时时发出与主流价值观极不和谐的声音。其中重要表现就是丑化领袖、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挑战社会道德的底线。如果把这样的事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它并非孤立。近些年来，西方世界推动的“颜色革命”在不少国家可以说屡屡得手，就像表演多米诺骨牌一样搅得全球许多地方鸡犬不宁。纵观这其中每一个国家政权的垮台，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军队先出问题。敌对势力对我国搞“颜色革命”依然故伎重演，在军队身上打主意。在不断鼓噪叫嚣“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同时，还以他们惯用的手法拿我们的英雄开刀，恶搞我们的英雄。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企图让我们党和人民与历史切割，企图让社会大众放弃思想和精神的最后防线，放弃我们曾经坚守的信仰和真理，放弃我们对领袖和英雄的敬仰，走上“去英雄化”的不归路。
二、捍卫领袖和英雄绝对不是一种杞人之忧，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斗争
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对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福柯说得更加明白：“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西方势力就开始了这个“控制人们记忆”的研究和实践。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官的艾伦·杜勒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将拿出所有黄金和全部物质力量，把他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个办法比枪炮更要管用。”这个言论，后来被他与他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加以全面完善，共同创造和形成了西方世界著名的“和平演变”理论。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西方世界在这个重大行动中的重要手段就是先利用各种媒体丑化苏联党的主要领袖和战争英雄。那是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莫斯科附近一个普通农庄，德国军人抓住了一个放火烧德军马厩的年轻女孩。风雪寒冬，尽管女孩弱不禁风，但法西斯德军依然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毒刑之下，女孩毫不屈服，对敌人昂然报以冰冷的眼神。最后德军在白雪皑皑的广场上对这位18岁的女孩处以绞刑。当一条粗大的绳索套上女孩的脖颈时，女孩挣扎着高喊：“斗争啊，同志们！别胆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罪恶的德军踢开了女孩脚下的木箱，女孩英勇就义。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卓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在小学课本上读过记述卓娅事迹的名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如果讲战果，卓娅的成就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她却感染了整个苏联，从统帅到士兵都愤慨万分，从内心发出为卓娅复仇的呐喊。1942年2月，经过斯大林和最高苏维埃批准，授予卓娅“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然而，在卓娅牺牲50年后，苏联解体前夕，这个曾经被作为圣女崇敬的英雄却再次被推上了“绞刑架”。不过，这次“行刑”的刽子手不再是德军法西斯，而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投降卖国的知识分子。一篇由西方参与炮制、由苏联人撰写、在媒体公开发表的所谓解读真相的文章震惊了整个苏联。文章用诡辩的手法，称卓娅当年烧的不是德军马厩，而是普通老百姓的民房，是当时愤怒的村民把她抓住后扭送给德军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进一步推波助澜，编造了卓娅曾经是精神病患者的谎言，说只有精神病患者才那么无畏。甚至进一步污蔑说连卓娅的尸体照片，都是奉斯大林之命为宣传需要伪造摆拍的。一个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谎言的淹没中轰然倒地。整个苏联在谎言中由惊讶到徘徊到动摇。与此同时，恶搞英雄的暗潮在各种媒体上涌动。苏军一批著名的战斗英雄，比如世人皆知的关键时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英雄马特洛索夫等，被说成是人为编造的谎言。甚至连列宁都被贴上了德国间谍的标签。在一阵阵毁灭英雄的恶潮中，一个个二战中的英雄被无端诬陷和攻击。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几十年以后，当年卓娅这个苏联女英雄的惨痛遭遇，在中国又一次被如法炮制。2007年，一个受到毛泽东题词表扬的中国山西省文水县的女孩遭到了与卓娅同样的命运，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刘胡兰。这一年是这位被称为“圣女”的英雄就义60周年，有关单位准备组织祭奠活动。突然，一家不良媒体刊文对女英雄事迹做出了另类解读，说当年对刘胡兰动铡刀的刽子手并不是阎匪，而是刘胡兰同村的乡亲。这几乎同当年卓娅的遭遇如出一辙。此言一出，舆论大哗，社会一片诧异。此时，当年的见证者挺身而出，以亲眼所见愤怒驳斥了谎言制造者的卑鄙无耻，告诉社会对刘胡兰用铡刀行刑的刽子手是阎匪和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所谓“复仇队”共同所为。其实，对刘胡兰行刑者的身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在纪念女英雄的特殊时间，抛出这样一个异端邪说，足见其背后势力用心险恶。英雄刘胡兰并非个例。一段时间内，恶搞英雄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们民族的许多英雄人物一个又一个地接连被恶意糟蹋。事迹曾经进入中小学课本、手托炸药包的英雄董存瑞，几乎与英雄刘胡兰一起被人恶搞。有人公开撰文，说董存瑞的事迹是作者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编造的，根本不存在。此时，几位董存瑞当年的战友虽然已经都是耄耋老人，他们知道后拍案而起，用亲身经历愤怒驳斥。更有甚者，打着“追求真相”的名义，对上甘岭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公开提出质疑，认为用“粗浅的物理分析方法”就可以证明，堵枪眼的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很可能是记者为了哗众取宠的杜撰。否则，黄继光就是一个傻子，神经是有问题的。有人进而用恶搞的方式编顺口溜诋毁黄继光，说“枪炮基本不用，炸药基本失灵，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这种对英雄极大伤害的说法，竟然成为某些人调侃时引以为乐的谈资。事实真相是，在黄继光和他的战友经历的那场作战当中，黄继光所在的第十五军一三五团六连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了，重伤生还的战友万福来战后听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时大为不解，他向上级组织陈情，以亲眼所见讲述黄继光堵枪眼的伟大壮举，后来才有了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们这样一个被后辈奉为“军神”的英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肆意践踏。还有，为了潜伏被活活烧死的邱少云被人质疑是违背生理学常识，群体英雄狼牙山五壮士被说成是行窃乡里的土匪，至于助人为乐的雷锋更是被无端抹黑，无私奉献的焦裕禄也被随意丑化……有人愤怒地大声疾呼：我们到底还有多少英雄没被糟蹋！捍卫英雄绝对不是一种杞人之忧，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斗争。捍卫英雄，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敌对势力诋毁我们领袖和英雄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打败一切侵略者的力量之源
从一定意义和范围讲，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可以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谣言这一极其卑鄙的武器打击对手，并用“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和攻击插上翅膀，散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国内那些恶搞英雄、丑化领袖的文章，绝大多数是最先在境外报刊上发表的。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什么如此痛恨和仇视我们的领袖和英雄？他们为什么把诋毁领袖、恶搞英雄当作他们颜色革命的重要战略？一条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打败一切侵略者的力量之源。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对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做一次解读和回望。什么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我们与西方自然有不同的认知。有段时间，美国一位曾经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将军的谈话在网络媒体上风传。他在与中国将军进行学术交流时毫不隐讳地说，我们美军并不怕你们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怕你们有多少尖端武器，因为不管你们发展多快，赶超美国尚需时日。我们最怕的是，你们在战争中依然运用毛泽东的战法。对此，我们还是听听这个美国将军的解读吧！这个美国将军在“二战”中曾经与德国、日本两个轴心国军队都交过手，但在朝鲜停战后他回忆说，对德作战，对日作战，我曾经被德国和日本军人的顽强和拼命精神所震撼，但在朝鲜和中国志愿军真正交手后，我才知道德国、日本军人与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相比，那些德日军人不过是法西斯的殉葬品，充其量只能叫作垂死顽抗和挣扎。中国军人面对美军的火力网，可以第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即刻冲上，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那种冲锋的勇敢和姿态，不像是因为命令……我认为他们有信仰，有我们无法理解的精神。同样也是发生在朝鲜战场，一个美军师长曾经为一个中国士兵所震撼。因为他倾全师之力，作战对象仅仅是一个中国士兵。那是1951年夏天，我军一个名叫谭秉云的士兵，凭自己一个人，1支枪，3颗手雷，整整把美军的第二师堵截了8个小时，成功掩护了我大部队的安全转移，他创造的简直就是世界战争奇迹。后来这个美军师长听说他的敌人不过一个中国士兵时，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士兵创造的奇迹。这个士兵来自今天的重庆江津。1999年国庆大阅兵，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面对我坦克装甲战车轰隆隆驶过天安门的场景，这位76岁的老英雄泪水涟涟。坦克连着他的军旅人生。朝鲜战场上，他就是靠接连炸毁敌人3辆坦克挡住道路，生生把敌人堵了8个小时，掩护了我大部队的安全转移。这是真正的英雄。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意味着不怕牺牲流血，更彰显着人间罕见的顽强意志。在美国华盛顿有一座朝鲜战争纪念公园，大草坪上，竖立了一群身着白色战袍的军人雕像。据说这个雕像依据的素材和要表达的内容，是朝鲜的长津湖之战。这是惊动美国总统的一次作战，因为这次作战，美军现代化装备的王牌第一师险些被我全歼。当时，我志愿军第九兵团把这个师包围，只部署一个连在一个敌人插翅难飞的险要隘口堵截残敌。然而，关键时刻，在一股残敌从这个隘口逃跑时，这个奉命堵击残敌的连队竟然一枪未发，少数残敌竟然逃出了包围圈。怒火万丈的团长来到隘口，准备狠狠惩罚这个连长。但他发现，整个连队100多号人依然在阻击的位置据枪伏地，保持着瞄准射击的姿势。仔细看时，100多号人已经在极度严寒的雪地上停止呼吸，他们被活活冻死了，成了披着雪花的冰雕。望着如此惨烈的景象，这位团长跪伏雪地，号啕痛哭。这些来自江南水乡的年轻战士，没有牺牲在美军的枪口下，却被严寒、饥饿夺去了生命。他们中的多数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雪，他们甚至来不及等到后勤发下棉装就紧急上了前线，身上穿的衣服远远不能御寒，有的战士怕冻坏双脚，只能用朝鲜老乡玉米地里的玉米须填在鞋里。就是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决战，让不可一世的美军在具有优势装备和供给的情况下，付出了惨重代价。据说，骄横的美国悍将李奇微后来听说这件事后感慨万端，在办公桌上写下一行大字：向中国军人致敬！而也在此时，著名军事家蒙哥马利以坚定无比的口气告诫全世界的军人：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在地面上跟中国军队交手。中国军人的英勇精神，可以说是世界奇迹，他们永远都是东方之谜。解读这个东方之谜的答案，只有两个字：信仰。是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源于信仰。有了信仰，便可以视死如归。有了信仰，便可以无所畏惧。有了信仰，便能催生无穷的勇敢和智慧。有了信仰，可以爬雪山过草地，可以吃草根嚼皮带，可以用双脚丈量两万五千里漫漫征途。有了信仰，可以用小米加步枪苦战8年血雨腥风，打败日本强盗。有了信仰，可以3年消灭800万国民党军。有了信仰，可以凭一把炒面一把雪，最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为了理想和信仰，英雄们慷慨赴死”，今天听来似乎显得有点像政治口号，而当年我们的先辈们却是用生命来诠释这句充满英雄气概的格言的内涵。正是有了这一以贯之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队伍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如今，靠文墨留下的英雄故事相对于人民军队历史上涌现的数不胜数的英雄壮举，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因为挺胸面对枪口，昂然应对苦难，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军人的常态。人民军队将近9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史。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但是类似的故事，在当年我们的队伍里，可以说是寻常故事。就在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发生的同年，在河北涉县有一个七壮士的故事，不过因为故事相同，当时又受环境局限，未作宣传罢了。几乎与董存瑞故事发生的同时，也是在河北，离隆化不远的密云（时属河北省），那年也有过同样的一幕。1948年，密云县城，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之地，四野某部八连负责攻打城门前的一座碉堡，八连组成12人的爆破组负责攻打。12名爆破手一个倒下去，接着另一个上来，面对敌人的重机枪射出的子弹，战士们没有丝毫犹豫和徘徊，眼看11名爆破手相继牺牲在碉堡前，第12名爆破手王挺发奋起向前，背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在与董存瑞炸碉堡的同样时间——1948年，同样的地点——冀东，爆破手王挺发用与董存瑞同样的壮举，演绎了与董存瑞同样悲壮的故事，用身体作支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为密云城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我军这样，为人民利益舍身赴死。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有8.6万人，可在1935年10月先期到达陕北的两大主力军团红一、红三军团只剩下7000余人。八年抗战，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伤亡60多万人。解放战争，26万子弟兵牺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30多万官兵为人民光荣献身。从1921到1949年，为祖国解放而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名有姓的就多达379万人。翻开我军的历史，没有重金悬赏，没有严刑峻法，更没有杀气腾腾的督战队，但是我军官兵在祖国召唤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完成从士兵到英雄豪杰的升华。这样的升华，就是中国军人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样的升华，可以使董存瑞毫无惧色地单手托起已经点燃导火索的炸药包；这样的升华，可以让黄继光奋然一跃，扑向喷着火舌的美军机关枪；这样的升华，可以让邱少云在熊熊烈火烧身时稳如泰山；这样的升华，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每当洪流袭来时用脊梁筑起抗洪的堤坝；这样的升华，可以在人民遭难时用被废墟划得血淋淋的手指去挖水泥板下奄奄一息的生命。
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对我们的领袖和英雄心存一份敬重，这是不可触碰的道德底线，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尊重
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当然离不开现代化的装备，离不开军队现代化建设，但是不管将来怎么发展，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怎么进步，我们的革命的英雄主义传统始终是我们永不言弃的传家法宝，始终是我们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不承认，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影响，我们一向秉持的英雄观正在不断接受考验，很多人对英雄的理解也常常发生偏移和动摇。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追求点击率，常用的手法便是拿英雄开涮，拿经典说事，好像不如此就不能显示自己的时尚和深沉。殊不知，在这些人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时，不仅搅乱了大众的视听判断，也降低和损害了自己的道德操守，在无形中已经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对待英雄的态度，历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20世纪初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曾这样写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加可悲。”毛泽东是我们的开国领袖，同时也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敬仰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他和那些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理当受到我们世世代代的景仰和爱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对我们的英雄心存一份敬重，这是不可触碰的道德底线，它彰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对于亵渎和贬损英雄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众所周知，在法国，圣女贞德是法兰西民族的英雄，对这位17岁带兵出征、19岁英勇牺牲、为挽救法兰西作出巨大贡献的女英雄，法国人历来认为是他们整个民族的骄傲，对她的任何调侃和不恭，都被看作是犯罪的极端行为；在印度，甘地被尊称为圣雄，如果有谁胆敢对甘地指手画脚，普通百姓都会把他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疯子和罪犯；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是反抗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无畏战士和精神领袖，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对马丁·路德·金的不敬都会遭到普通公民的唾骂，甚或能掀起轩然大波。同样，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伟大民族，在五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上，无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及其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等等，无数名载史册的英雄豪杰，后人为他们建庙设坛，表达对他们的永久的怀念和敬仰。今天，我们为了缅怀和传承人民军队的革命的英雄主义传统，纪念我们千千万万为了祖国和人民牺牲的英雄，特意设立了烈士纪念日。这不仅是对英雄的祭奠，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代表的是信念、意志。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全军：“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炮火硝烟的战争结束了，来自其他战线的斗争，也许刚刚拉开序幕。毛泽东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同给毛泽东的讲话作注脚一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杜勒斯曾多次提出，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从此，一场新的较量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包括我们围绕英雄观进行的政治的思想的博弈，都在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定力。为了理想和信仰，斗争将永无穷期。（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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