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大使夫妇被捕是西方与缅甸矛盾不断激化的缩影

8月26日，英国刚刚宣布对缅的新一轮制裁后，前英国驻缅甸大使薇琪·鲍曼及其缅甸籍丈夫就被缅甸军政府逮捕。消息人士称，鲍曼和她的丈夫被指控犯有移民罪，当天被送往了仰光郊区的主要关押政治犯的永盛监狱，而随后又因为被怀疑有新冠而被送回了警察局。缅甸有关方面称他们违反了缅甸的移民法，9月6日还将对他们举行首次庭审。此前一天的8月25日，在罗兴亚危机五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赞同将缅军政权送上国际刑事法院（ICC），同时还支持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其他法院对缅军政权的起诉。同一时间，英国也发布声明表示对3家与缅甸军政府军事相关的公司实施制裁。因此，前大使被捕事件被分析人士认为是缅甸对西方世界的报复。

据了解，鲍曼是目前被缅甸政府拘留的三名外国人之一，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肖恩－特内尔（昂山素季的前经济政策顾问）和日本摄像师久保田彻。澳大利亚人特内尔是在去年昂山素季被捕后随即被捕，他被指控盗窃缅甸国家机密。而日本人久保田自7月以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他被指控与反政府抗议者有联系，涉嫌煽动和违反签证和其他移民规则。

多年来，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可谓是层层加码、处处刁难。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20年制裁主要集中在暂停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针对被点名的个人和实体以及投资和贸易。对贸易和投资实施的更广泛的制裁损害了缅甸经济。西方国家禁止本国公民或实体在缅甸进行新的投资。2003年，全面禁止缅甸进口，禁止向缅甸出口金融服务。然而，这些贸易和投资制裁减少了西方在缅甸的投资，并导致了大量缅甸人失业。例如，2003年，美国对缅甸的服装业实施进口禁令，成千上万的工人（主要是妇女）失去了工作。实际上，制裁对缅甸政治制度的改变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制裁其实在经济上反而对军方的有利。它排挤了来自企业的竞争，军方最终统治了大多数商业部门，进一步限制了缅甸中产阶级的增多。制裁也降低了缅甸军方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

作为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特别热衷于带头制裁缅甸，英国及其他五眼联盟的国家也紧随其后。西方政府不断制裁缅甸，缅甸政府也就不断报复西方。西方指责说缅甸政权独裁、欺压百姓，殊不知，他们的制裁对缅甸百姓同样毫无益处，甚至是雪上加霜。西方的制裁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军政府，但事实上却进一步阻碍了缅甸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民主进程，制裁造成的各种效应对缅甸人民的实际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断加重加深的制裁，持续加剧了缅甸的孤立、封闭与落后，使得缅甸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更依赖军事治理。事实证明，西方的制裁并不能防止武装冲突，反而增加了经济成本，缅甸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更大。英国的政治学家保罗科利尔曾通过对民主和暴力冲突图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主的好处”是需要经济条件的。他指出，越是在贫困国家，民主化反而会加剧暴力。科利尔的洞见非常中肯，但实际上，具体到缅甸的国情，影响民主进程和国家治理的深层次变量不仅仅只是表面的选举制度和经济发展，还包括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气候地貌、民族与种族、传统政治惯习等等。没有无条件的民主，也没有无来由的专制，美西方对缅甸的如此粗暴弹压，绝不是真正站在缅甸人民立场上的考虑。因此，此次英国前大使的突然被捕，只是缅甸与西方矛盾不断激化和冲突的众多缩影之一。

二、面对缅甸危局和困境，中西方的应对大不相同

自缅甸独立以来，国内问题异常复杂，政治生态十分脆弱，这成为军人执政的逻辑在缅甸运行多年的根本逻辑之一。西方从不关注缅甸民主发展是否因地制宜，只从二元独立的绝对逻辑来粗暴衡量缅甸。单一化的粗糙西方思维对缅甸过去的历史缺乏考察，对当下的现实情况更是缺乏真正的耐心洞察，把缅甸的民主过程片面化、碎片化、程序化，通过粗暴干涉内政和不断加重制裁，从而把缅甸的民主进程逼迫成一场一场险象环生的暴力政治游戏。西方的二元思维通过制裁、通过制造分裂和不断树敌，极不负责的诱导缅甸年轻人将选票等同于民主制度。实际上，选票既不等同于民主制度，同样，民主制度本身也不等同真正的善治和仁政。美西方对缅甸无休止的制裁不仅伤害了合法投资的西方企业和商人，更伤害了缅甸最穷苦的老百姓。

中国等国家的做法，却完全不一样。去年2月初，缅甸形势突变，昂山素季被捕，缅甸军政府依照宪法接管政权，宣布缅甸进入紧急状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乃至立即谴责缅甸“政变”、“非法逮捕”等，但中国和俄罗斯从始至今没有将缅甸事件定义为“政变”。再回顾时间轴，我们可以清晰地回顾起几个关键的事实：2020年7月24日，由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对华政治挑衅，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被迫被美方粗暴关闭。同一时间，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以对等反制美方。而今年四月4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屯溪会见来华访问的缅甸外长温纳貌伦，并共同为缅甸驻重庆总领事馆揭牌。领事馆分为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和领事代理处等级别。某区域设置哪个级别的领事馆，主要看侨民和领事业务的多少，以及所在地区的重要性，并依照对等原则进行。总领事馆无疑是领事馆的最高一级，在正部级直辖市重庆设置缅甸总领馆，体现了高度重视。

更重要的是，王毅外长在今年4月1日对缅甸外长说的话有几个重点，他不仅强调“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支持缅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缅方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缅甸人民追求幸福安宁生活。”，也强调“中方愿同缅加强协调，助缅克服困难，强调应共同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外溢效应，共同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而缅甸外长温纳貌伦的表态是“缅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缅方完全支持中方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是哪些国家在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王毅外长讲话的中心不言而喻。又是哪些国家不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两面三刀心口不一？温纳貌伦外长讲话的内涵也一目了然。对于中缅双方的角色定位，两位外长都强调并使用了中缅之间特有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称呼：胞波。面对缅甸困局带来的民生艰难，西方采取了表面为了缅甸人民、实则意识形态挂帅的冷战式做法：不断制裁缅甸。而中方从来都是宽大心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完全不采取政治挂帅、更抛弃冷战做法，而是切实同缅政府和各党各派开展国家治理和发展经验交流，助力缅实现国内政治和解、重启民主转型进程。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技术合作与工程建设，来真正地帮助缅甸人民在西方人为制造的恶劣国际环境中，提高民生、恢复经济，比如，加快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工业园区、跨境电网、互联互通合作，实施好重大标志性项目。深化团结抗疫，发挥疫苗灌装合作积极效应。

中国与缅甸之间近年来合作的效率非常高。2019年1月，缅甸宣布增加人民币为官方结算货币，此后中方持续同缅方探讨推进人民币本币结算在缅落地。2021年10月，缅甸宣布允许境内持外币结算牌照、兑换牌照的银行和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兑换人民币。2021年12月，缅甸将人民币纳入合法结算货币，中缅金融合作达到了新高度。中缅边贸直接使用人民币和缅元进行结算，这极大地降低双方企业交易成本，更好地促进了两国贸易往来。今年5月1日起，RCEP对缅甸正式生效了。中国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以及最大的出口市场，RCEP的启动，为中缅企业带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为中缅共同发展汇聚了巨大动力。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波表示，在RCEP项下，缅甸对中国的大米、油、中药材、树胶、酒、饲料油渣、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木制品、石棉制品、汽车、摩托车等商品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有新增承诺，有助于中国相关企业进一步开拓缅甸市场；同时，中国对缅甸等东盟国家的菠萝罐头、菠萝汁、椰子汁、胡椒、柴油等化学燃料、部分化工品、纸制品、柴油发动机、车辆照明及信号装置、车窗升降器等产品也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降税，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大自缅甸的相关产品进口。5月23日，首趟中缅新通道（重庆—临沧—缅甸）国际铁路班列从重庆驶出，以铁公联运方式运往缅甸曼德勒。班列为中国与缅甸等国家的物流运输打开一条新通道，帮助被西方制裁的缅甸扩大开放，融入世界，不仅拉动两国贸易增长，更为区域板块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举措，都实实在在地为中缅两国自身的发展谋福利、实实在在地造福着两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善缅甸困局。

基于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缅合作，无疑具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今年7月澜湄合作第七次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在缅甸蒲甘同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王毅外长高度赞赏缅方一直以来对中国奉行友好外交政策的态度，并对吴温纳貌伦表示，希望与中缅双方关系“更上一层楼”。而吴温纳貌伦也对中国长期以来对缅甸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表示将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对中国在有关新疆、台湾等地区问题上的正当立场表示支持和理解。王毅外长还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就推动缅甸实现和平以及走上适合其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王毅在参加此次外长会期间再与缅方签署了5份以上的合作文件，中国进一步助力缅甸经济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不断对缅甸居高临下的施压和制裁，中国对缅甸的投资与加强两国的贸易往来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授人以渔”，能让缅方在感受到中国善意的同时让缅甸的经济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缅甸的经济发展、走适合缅甸特色的道路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三、对缅甸的态度与策略，是中西方文明较量并展示给世界的重要舞台

西方从古典时期开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深刻地决定着西方文明的基调和路径。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信条趋向于绝对，导致了以自由主义为基准和逻辑起点的西方文明，一直采取二元对立和形而上学的无解循环来看待和思考所有范畴的问题。西方的二极管思维方式，把整个世界乃至宇宙都二元对立，导致形而上的价值理念层面与形而下的实践现实层面，彼此隔绝不通，所有一切问题的探讨，都陷入二元对立的境地。西方的这种思维模式提供的世界图式是一个分裂的、矛盾对立的世界，其中人物对峙，人与人斗争，人与自然分裂，乃至人与整个世界都造成了矛盾对立。而居于核心的人与神的关系也是对立、斗争的状态。非此即彼、我主汝奴的二元独立思想，再加上五百年来大航海时代后西方抓住了确定世界秩序的机遇，导致西方文明傲慢自大、喜好冲突、善于对抗、缺乏反省、不具备同理心、做事情过犹不及、价值观偏激且片面。西方不断制造出二元对立的关系，进而自我说服、自我合理化地开始采取霸权对对方进行不平等的压迫、排挤、支配和控制。西方文明中二元对立的目的不是长期对立、更不是并存，而是最终“此”要消灭“彼”，使之被纳入为“此”，然后再周而复始地去寻找并征服下一个彼，直到最后只有一元、一极。因此，对于其他文明来说，颇具迷惑性的是，在如此专制和霸权的目标理想下，所行事的方式却被称为“西方民主”。

相较起来，中华文明的传统则要文明、理性、温和许多，从不把二元范畴对立起来构成非此即彼的攻伐目标，强烈倾向于多元合一、美美与共的文明范式。与利己型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所蕴含和发展起来的政治理想和期许是利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古典文明就自带的品格属性。这样的政治抱负和格局，并不单为某利益集团而设置，也不为某一时代设置，甚至也不是光为了中国而设置，而是为了天下——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设计，这是一种超越时空和地理的、普遍而又经典的文明原则和制度灵魂。五千年上下，任何统治集团都不能超越天道，都必须以民为本，都必须德法并用，都必须以天下为公。

在西方主导的文明史观和知识体系下，西方文明中一部分具有一定先进意义的理念被无限放大，西方本身也洋洋自得于此，但与此同时，西方却又忘记了自身的真实发展其实更多靠的是穷兵黩武，对后发国家的残酷侵略，在殖民地的长期掠夺，对挑战者的犯规打压，在商业领域的无底线逐利。西方以及它们在非西方的文化代理们，有意地遮蔽了负面的西方，只留出正面的西方供大家膜拜——事实上，负面的西方往往才是其真实的发家之路，而正面的西方往往是其掠夺饱腹后散发出来的一点点用来遮丑的理论，和传教士式对非西方的虚伪怜悯。这就好比一个暴发户，在发横财后来教化别人应该勤奋打工、辛勤效忠于资本家、满足分配现状，却丝毫不提自己发横财的历史有多么不堪。

西方世界，文明冲突、宗教战争早就一再发生，而中华文明却从没诞生过类似的荒诞举动。本质上，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于外界和世界的看法不同，一个充满平等，一个充满专横。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中庸》的一段话，“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指出中华文明始追求和谐、团结、互相尊重的。然而基督教的《腓立比书》却认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中华文明不排他，讲交融，而基督教文明坚持只有耶帝是唯一真神，实行【教外无救赎】。中华文明坚持“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推崇“和而不同”，如果“远人不服”，则“文德以来之”，而西方文明却倡导“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面对缅甸，几十年来中西方不同的做法已经给了缅甸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好的答案。西方对于缅甸的长期制裁，实际上破坏了缅甸本身的民主进程。西方制裁对缅甸的整体发展和民主发展造成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缅甸经济尚未充分全球化，制裁对其而言，弊大于利。在制裁成功的案例中，大多数国家都是那些深深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西方不仅对缅甸实施各项制裁，而且还在若开邦和罗兴亚人的问题上，不断制造龃龉，让缅甸军政府感到紧张。几十年来自我封闭的国际环境塑造了缅甸军方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着军方在若开邦的行动，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成立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在继承了中华文明精髓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之后，成为既深刻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典中国的加强版本，也成为了深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方法论”的现代中国的智慧版本，不仅有继承和正本，更有发展与创新。因此，从内里逻辑和发展方法论的层面，中华文明对邻邦缅甸所倡导的共同体理念，更讲美德而不是武力，更加务实，超越了唯我独尊、美化资本、穷兵黩武的西方和其建构出来的避轻就重、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

比起西方的对抗性、欺骗性、霸权性，深体广大、圆融和谐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发展智慧更懂得尊重缅甸本身的文明选择和价值理念，更倡导携手共进，更讲究道义，更看重和谐。中国缅甸政局变动的反应非常稳健和冷静，并强调一切都应该基于缅甸国内政治对话和对外的外交努力，而不是制裁，中国也从未呼吁明确将问题全部归咎于缅甸军方领导人，而且对东盟以与缅甸军政府对话为重点的努力表示强烈支持。这无疑是比西方发起简单制裁更加智慧得多的策略，因为盲目的对军方进行制裁，本身就是对缅甸现实的极大不尊重、不研判。缅甸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军方对缅甸社会的控制依然牢固，军方所提出的“戒律式民主（disciplined Democracy）”与缅甸特色的民主化路径的结合应得到更多的思考和重视，因为，如何在缅甸平衡各方势力、如何将缅甸军方治理缅甸的过往历史和既成事实进行符合缅甸文化逻辑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重组和结构改造，是缅甸民主成功的重要渠道，而非简单模仿西方的“套路民主”。因为，比起“套路”来说，实质更紧迫、更重要，一门心思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准，加强工业建设，消除贫困，而不是一味激发冲突、仅仅追求民主的表面程序，这才是缅甸人民最急切需要的，也才最能够从缅甸的实情入手，改善缅甸局势。

对中国来说，美西方怂恿、煽动下的俄乌战争给俄乌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美西方早就急不可耐地想把战争复制到中国的家门口来。因此，对缅甸的态度与策略，是中西方文明较量并展示给世界的重要舞台，不仅决定着中国边疆安宁与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更决定着世界多极化的健康发展。对于某些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政府暗中支持缅甸军政府的恶意栽赃，真正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种格局狭小、一厢情愿的错误猜想。中国的最大希望是睦邻友好，希望邻国更加和平，而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万事万物都要意识形态挂帅，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的选择、发展的路径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要量体裁衣，而不能削足适履。人类文明越向明天发展，越应该体现出丰富多彩、各美其美，某些西方大国强势打压异己、唯我独尊，其制度霸权的本质，不可能走得远、走得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万邦图治国别区域研究院”，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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