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人民观讨论

作者：陈先义

 

为什么美国西方对我们屡屡进行颜色革命，但却一直不能得手，因为毛主席那一代人为我们的党创造了与人民鱼水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成为我们建党100年来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可不仅仅是句口号。而是我们党百年来扎扎实实的伟大实践。

 

老区有一首歌曲唱到：“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这反映的就是那个时候党与人民的真实关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位于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在到达三湾以前，由于部队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在思想上还很不明确，于是出现大量士兵逃亡，于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整编，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原来部队叫工农革命第一军，整编后，改叫第一师第一团。

 

永新离井冈山60公里，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这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把这儿有两个好汉的信息告诉毛泽东的，是江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宋任穷。宋任穷揣着省委的密信赶到了文家市，并且第一时间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不要小看这封信，这封信对于促使毛泽东迈出上井冈山的第一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标志着他与农民和农民武装建立关系的最早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农民武装，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人民。于是，毛泽东派人联系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要率红军上井冈山，袁文才是有疑虑的，他写了一封内容婉转的信给毛泽东，他说：“毛委员，鄙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这封信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和红军。

 

这封用大字写在宣纸上的信，被毛泽东夹在了一本光绪年间印刷的《四书》里，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在湖南株洲的旧书市场上，被收藏者发现并且收藏，使这一文物得以流传。

 

但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给袁文才写了一封怎样的回信，我们只知道，就是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真正地打动了袁文才，他说：“毛委员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看了他的信，真的是胜读十年书啊！”

 

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陈慕平。因为这个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过毛泽东演讲，就是他把毛泽东的回信交给了袁文才。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党内党外的许多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就是投靠了土匪，甚至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自己当了山大王。这种看法，在党内一直持续很多年，甚至传到了第三国际斯大林哪儿。党内有人认为毛泽东依靠的不是工人，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的，但他依靠的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劳苦大众称为“人民子弟兵”。至于“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精髓，早就深置于中国的军事制度之中。

 

 

关于这一段历史，韩毓海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做了详细解读，他说：

 

什么叫子弟？所谓子弟，对应的应该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也曾经说了一句：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但是什么是父老？这得研究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古代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扶危济困，替老百姓抱打不平的好汉，这些好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心。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便应召入伍，打完仗再回来，用今天能够理解的话说，老百姓叫这样的人为父老。

 

那时候，所谓父老，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就是军烈属。从宋朝以后，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家族制度代替了过去的保伍制度，基层有了朱熹的乡规民约，但是没有了军事编制，基层有了乡绅，但是没有了军烈属。王安石变法，就是要在基层建立保甲保马制度，而到了明代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了秦汉唐的保伍制度，并且立足这样一个制度，建立了一支民兵武装。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历史中领悟了人民子弟兵和发动群众的真谛。

 

毛泽东1973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家，而贤人代表的就是老百姓，代表的是基层领袖，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乡村的治理，便转入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就是启发百姓的觉悟。这种思想有一个主导，即以百姓为父老，才可能带出子弟兵。

 

毛泽东正是从基层百姓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想，早在党的六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在闽西他写了一篇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就如何联系人民，把人民作为父老而不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最早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问计于父老，才能找到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

 

毛泽东为了确保部队与人民的关系，把他的治军理论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王道。为了便于基层好读好记，毛泽东干脆把这个王道编为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此在全军推广。

 

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毛泽东又为部队制定新的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经过九死一生，毛泽东才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就在毛泽东和袁文才接洽的时候，驻守在湘赣边界的起义部队突然举行哗变，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毛泽东脚伤未愈，便拄着棍子从井冈山赶到茶陵。这天正是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场当场揭露陈浩的叛变行为，宣布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把这支队伍，从茶陵带到了宁冈。

 

 

1927年11月，红军稍微稳定以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师便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教导队，毛泽东亲自授课，这就是抗大的前身，也是国防大学最早的雏形。毛泽东通过这种办学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叫做收拾民心。收拾民心，不仅仅靠纪律，更主要的是靠与人民同甘共苦。

 

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曾经就一个问题专门请教毛主席，他说：“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您是怎么启发农民，使他们这么勇敢地跟着你革命的？”毛主席很淡然回答：“很简单，我们共产党人与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农民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把它分给农民。”

 

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赞成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和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赞成完全平均主义。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40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过去我们就这样干过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干呢？我们只有这样干了，才不会脱离群众。”

 

就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有这里头出来的。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可以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一大批有灵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而这个精英队伍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挫败秋收起义哗变之后，毛主席很不容易把队伍带到井冈山。

 

 

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红军，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由原来的1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这个思想，到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人民观的赞成还是反对。说到底就是对农民队伍的认识问题。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当时形成了以工人为主导的领导层，这主要受到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有人照搬苏俄经验。其中有些领导认为，井冈山就是一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有些人主张就是要清洗。在这些被清洗的人中，其中就包括袁文才和王佐。

 

1928年在莫斯科，党的六大做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中第七章关于“父老与子弟兵”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内容，这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实践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实行清洗。那时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对什么叫子弟兵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本不了解，对中国传统基层蕴含的革命性力量更是缺乏了解。

 

这时候发生一件事，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3600名红军离开井冈山，希望以此调虎离山。指示刚刚上山的彭德怀同志负责留守，让袁文才王佐协助他负责留守。就在这个期间，党的六大文件开始传达到了井冈山，正是因为文件内容，使留守部队发生内讧，恰恰朱德毛泽东下山了。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属于六大文件被清洗的对象。在被追杀时，袁文才被击毙，王佐在追逃时掉到河里活活淹死。这表明六大的错误决议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袁文才和王佐是迎接毛泽东上山的好战友和同志，毛泽东听说后是怎样一种悲愤心情。毛泽东是在返回井冈山的路上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时他非常悲愤和恼怒。

 

 

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他还惦记着这样两位好同志。接见井冈山代表时，毛主席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好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苍老了！一定是操劳的！”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说完，兰喜莲泪如雨下。毛泽东连连叹息，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胜利都是有大贡献的。

 

见完故人，毛主席夜不能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犹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这首诗表现了毛主席对这两位红军领导干部的深深怀念和惋惜。

 

袁文才和王佐，在毛主席眼里，代表的是井冈山父老，是真正的大侠，那是人民的的代表。在他离开井冈山迎击敌人后的短短几天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心情的悲愤和恼怒可以理解，红军还怎么再回井冈山呢？于是，此后的红军，开始了闽西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苦时期。在接受惨痛教训之后，党和人民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党和军队永远不可偏移的生命线。历史证明，一旦这个关系被破坏，革命将付出惨重代价。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是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致胜的法宝。革命战争年代这样，今天，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让我们9671万共产党员们记住毛泽东主席的这句教诲吧，我们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私利可求，我们唯一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

 

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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